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1990年，余华在写给王宁的信中说：事实上，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或者是否存在使其赖以生长的土壤，而是它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就中国文学界目前的现状来说，可以这样问，它是作为思潮存在，还是作为现象存在？也就是说，它更多的是作为理论影响着我们，还是更多地作为某种创作实践鼓舞着我们？⁽¹⁾2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深受后现代观念的影响，其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法都有着鲜明的后现代印痕。金惠敏认为，“后现代主义命名了1985年先锋写作出现之后的中国文学。……先锋小说的出现令传统的现实主义话语一夜失语，功能尽废。”⁽²⁾以马原为前导的先锋派将习惯于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的中国文学首先带入了后现代主义的写作范式，王宁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归纳了六个特征：“自我的失落和反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的语言习俗”、“二元对立及其意义的分解”、“返回原始和怀旧取向”、“精英主义与通俗文学之间界限的模糊”、“嘲弄模仿和对暴力的反讽式描写”。

通常认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从马原对博尔赫斯的模仿开始的（赵稀方）。按照陈晓明的说法，“博尔赫斯的影响使马尔克斯式的中国产品更有力度，并且向着形式主义的高度进军——这一高度距离‘后现代主义’只有一步之遥。”⁽³⁾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一样，先锋派文学不再着眼于文本“深度”和“本质”的开掘，不再把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作为叙事的主要任务，它们取消了价值判断，“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⁴⁾彻底颠覆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比如徐星、刘索拉、张欣等的作品所表现的当代中国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失衡状况，余华的暴力叙事，格非对历史深处的偶然性的发掘等，都是后现代怀疑一切、反对崇高、悬置判断的中国版本。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界对博尔赫斯的接受是经过了美国对其的后现代主义命名的，90年代中国对博尔赫斯的接受主要是建立在美国文化“翻译”的基础之上，国内出版的博尔赫斯传记、访谈、评论及作品多从美国版本转译而来。⁽⁵⁾与此相关，中国最初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也“基本上是在照搬翻译过来的詹姆逊、哈桑等人的论述”。⁽⁶⁾与批判家忙着为中国作家张贴“后现代主义”的标签正好相反，先锋小说家则对这些命名和联系不感兴趣，甚至恼火。马原曾抱怨说：“我甚至不敢给任何人推荐博尔赫斯……原因自不待说，对方马上就会认定：你马原终于承认你在模仿博尔赫斯啦！”⁽⁷⁾格非、余华也都拒绝自己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系。如果说哈桑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学颂扬最多，并使之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普及的话，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则主要是批判态度，而中国文学批评界，包括外国文学批评界往往把哈桑和詹姆逊的话语不加区分地应用于自己的批评话语。

事实上，以先锋小说为首的中国文化运动中的后现代思潮与西方解构主义理论及实践在解构对象、策略和文化性质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所致力解构的是政治权力文化对其他文化场域的霸权地位，以及新时期以来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启蒙与人学主题。与西方解构主义的以语言为媒介的消解策略相比，中国后现代文化消解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结果上来看，中国的先锋文学更类似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运动，虽然消解了统一的权力和理性，却也在雅俗文化之间筑起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先锋小说不相信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有意切断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他们更专注于“怎么写”，推崇语言和叙述的实验，对于“写什么”已经没有了热情。“先锋文学努力超越先在的意义模式对写作的束缚，开辟了以写作的方式对人的生存状况进行提问的视角。”⁽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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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宁：《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

(2) 金惠敏：“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求是学刊》，2001年第3期，第11页。

(3) 转引自金惠敏：“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求是学刊》，2001年第3期，第26页。(www.xing528.com)

(4) 朱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5) 参看滕威：“博尔赫斯是‘后现代主义’吗”，《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14—120页。

(6) 彭童林：《魔幻仙人掌之女——外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二），敦煌：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06页。

(7) 马原：“作家与书或我的书目”，《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第18页。

(8) 邢建昌：“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本的一种解读”，《当代文坛》，2000年第1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