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观：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文学思想传统

中国文学除了因为汉语言文字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还具有它自己的思想传统。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是互为补充的，儒、道、释三家也常常合流。儒家、道家、佛教思想有相异和对立的一面，又分别给予中国文学以不同侧面的影响。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继承的是兼善精神，道家则本着“无为”之旨，发展了独善思想。在中国文人身上，积极入世和消极避世的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此消彼长，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有着鲜明的表现。如果说“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的互补的人生趋向，那么，慷慨悲歌与愤世嫉俗，则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

虽然儒家思想在对中国文学总体风格的影响上占据主导地位，但老庄哲学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该观点揭示了艺术中虚和实、无和有的辩证法，指出“有生于无”，对于形成中国文学含蓄精练的艺术表现形态特点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学极强调以虚写实，以静写动的表现方法；中国文人不喜欢纤毫毕现地直接描述，而把艺术感觉、艺术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揣摩和思寻，他们追索那些不可言传的“大音”“大象”——美的极致，创造出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

第二，“大制不割”“道法自然”。“不割”即强调一种自然的完整性，强调自然的纯朴、素朴、浑朴；“道法自然”就是说，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道，要求“法”形而下的自然，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的美。因此，中国文学艺术家向来把刻苦的技巧训练与不露刀斧凿痕的无技巧境界结合起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毕生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的写照，也是他们艺术道路的真实反映。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区别明显。大体上说，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任真，中国文学则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更加锋芒毕露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绵里藏针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崇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则偏爱尺幅万里的浓缩。这种审美观在总倾向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二）人文精神传统

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传统文学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和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即便是上古神话，所崇拜的也并非天上神灵，而是具有神力并建立伟业的人间英雄，如“盘古创世”“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至于英雄崇拜，则更是先民们对自身力量的崇拜。具体来说，我国传统文学人文精神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乡国情怀。

在我国的诗文里，对于故乡、故国的思念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与乡土相联系的，是对于国家的思念，而君主与国家，在古代文人看来，是一致的；到了近代，此种精神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乡国情怀的泛化，是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

第二，情感主题。

比如爱情，可分为来自民间和受民间作品影响的一系以及文人作品的一系，而来自民间的一系，表现出更为充分的人性特点。从《诗》开始到乐府民歌，所表现的男女之爱很少受到礼的约束，热烈执着，更具野性色彩。与之相对，文人描写爱情之作则表现得较为复杂，有含蓄、深化、带有理想色彩的《墙头马上》（白朴）、还有悲剧色彩浓厚的《会真记》《长恨歌》《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红楼梦》。(www.xing528.com)

第三，人生感悟。

对于生命短促而宇宙永恒的感悟，对于历史、人生的思索，实际上是对于生命永恒的向往，是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在传统文学中，对于人生的感悟还表现为对于现实人生的反思，其间又往往交叉着宗教理路，劝善惩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这一点在小说、戏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教化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但同时也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使文学蒙上了理性主义的烟霭。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不把情感表达得过分热烈。中国旧体诗大都感情节制，思想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样表现出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三）社会教化传统

中国文化蕴含了大量的教育理念，而文化中的文学发挥了巨大的教育功用。中国的古典文学带有浓厚的儒家理性色彩，强调文以载道，主张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社会教化作用，贯穿了对真善美的热情讴歌与对假恶丑的严肃批判，注重对于理想人格的张扬和丑陋人生的针砭。在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已经认识到文化对人的感染和教育意义。《尚书·尧典》载：“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文字说明在当时，诗和乐同样起着言志和教育人的作用。从孔子提倡诗“无邪”，到后来的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以至提倡“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一系列的努力都集中在诗之“志”必须符合其本阶级的道德规范。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其一，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核心的入世思想；其二，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其三，是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其四，是以“允执其中”（《论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以教化为功用的中国文学在内容上侧重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将文学视为政治附庸和说教工具一直被当作一种无可非议的倾向。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的浮沉、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概莫能外。

（四）文学创作传统

抒情传统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特色。首先，在体裁上，中国文学偏重抒情，而叙事文学兴起较晚，也不甚发达。在整个诗歌史上，从《诗经》这部最早的古代诗歌总集开始，抒情诗就蔚为大观，而叙事诗则总有不够景气之嫌。中国小说冷清寂寞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所起色，但真正具有小说意识，是进入唐代以后的事情，长篇小说的产生时期则更迟至明代。而中国戏剧文学不仅产生得晚，而且充满浓厚的抒情气息，近于抒情诗连缀的格局，其中中国戏曲假定性的虚拟表现手法，更为某些表现派戏剧家（如布莱希特）所乐道。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中国文学不重写实而重写意。比如古典诗歌中游历山川、探览名胜、凭吊古迹的题材，大可以处理成叙事性或描述性的作品，但在众多的诗歌中，即日所见的景象往往被虚化，而代之以象征、暗示、隐喻、抒情等艺术手段。例如唐朝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全诗无一字关于幽州古台的具体描写，完全是人生的感喟、心灵的外射和意念的迸发。此外，古诗常提倡情景交融，其实主要也是借景抒情，其着眼点在于内心郁积情感的宣泄与抒发。

其实，无论是抒情文体还是叙事文体，都有明显的抒情特色。陆机《文赋》曾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李白也在《金乡送韦八之西京》中写道：“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诗人们诗化了世界的认知方式，因此在表述上就常常着重于内心感情的抒发而非对外物的描写。各体文学虽式样各异，但有一点相通，那就是重视意境的创造。例如《牡丹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就达到了心境与物境的无间融合。

中国传统文学的独特气韵与古代文人的创作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学在发展历史中要求文人要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渊博的知识，提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文人在创作时要赋予实情，反对“为文而造情”，而“要为情而造文”，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传统文学还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愈穷则愈工”，把作家的创作与社会联系起来；文人创作时要进入境界，发挥想象，如司马相如写《子虚赋》《上林赋》时“控行天地，错综古今，近百日而后沉”，汤显祖创作《牡丹亭》进行艺术构思时完全进入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