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至上：中国传统文化概观

动荡时代过去之后，以救世为己任、带有宗教色彩的墨学趋向消亡。不过，墨家“贵于义”“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为后来的社会底层的民众所认同、承袭，激励着劳苦大众求正义、致太平；墨家所体现的急公好义的人格理想及道德追求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与其他进步的文化一起支撑起“中国的脊梁”。

（一）兼爱非攻

墨家不满于贵贱对立、贫富悬殊的现实，“背周道而用夏政”，把希望投向天下一家、人人相亲相爱的尧舜时代。这就又回到了儒家所描绘的“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事实上，作为中华民族的童年岁月，尧舜时代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温馨、美好的记忆，也一直为追求社会进步、大众幸福的思想家们（儒、道、墨等）所津津乐道。墨家从“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发现并积极肯定了人人平等的兼爱理念，主张普天下的民众相亲相爱，不分贵贱亲疏；主张通过“尚贤”“尚同”而实现社会成员政治上的平等。比如东汉张角创立“太平道”，声称黄帝时的天下是太平世界，无剥削压迫，也无饥寒病灾，更无诈骗偷盗，人人自由幸福，进而提出了“致太平”的口号，号召大众与不合理的现实抗争。这是平民的理想，引起了劳苦大众的热烈响应，一时间有数十万民众投入黄巾农民起义。

墨家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理想代表着工匠、农夫等劳动大众的利益和愿望，因而为后来的反压迫、求公平的平民阶层所继承并弘扬。小生产者辗转于社会底层，不大可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们所期盼的是“均贫富”的“太平世界”，是“济世除暴”的英雄。墨家学说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要，使他们可以超越苦难的现实，可以以实际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墨家概括了小生产者的道德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因而也就成为平民的理想。有学者认为，墨家的思想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另一体系，即与以儒法为主、道佛相辅的上层文化相对应的下层民间文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灵魂中存在着儒道两家与代表“匪”的墨家之间的斗争。儒家以“中庸为至德”，恪守“中和”，讲究“温、良、恭、俭、让”，道佛两家主张超脱，以全真保性、无欲无争为归。儒家和道家所造就的“君子”的人格理想与普通民众是有距离的。广大民众具有的那种勤俭刻苦、强力从事、敢作敢为的行为风格，以及急公好义、以身殉国、一往无前的人格理想均属于墨家，确切地说，为墨家思想所概括。黄巾农民军在官军的进剿中终告失败，后来竟有五万多人因此投河而死。这种慷慨赴死的惨烈和悲壮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兼爱的观念反映的是劳苦大众的愿望和追求，墨家进而将之置于“天”“神”的权威之下。墨子言“天志”“明鬼”，墨家之义——劳苦大众的理想和希望被假以“天”“鬼”的形式提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在古代社会，劳苦大众对社会公正和秩序失去信心，只能以“天”“神”来否定王权的合理性，反抗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后来的农民起义往往以“天”“兼爱”为旗帜，比如宋江起义军“替天行道”，元末红巾军“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再比如清代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由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水陆交通沿线的运输工人及流氓无产者组成，以“反清复明”“顺天行道”“劫富济贫”等号召自许，有严格的帮规，入会即为兄弟，同生死、共赴难。平民阶层反抗专制当然有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路径，也就是沿袭墨翟及其追随者的道德观念和人格理想来实现价值目标。

（二）天下为公

墨家平等博爱的理想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品格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成为人们积极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族欺凌，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思想武器和道德资源，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新的飞跃”提供思想动力。比如孙中山就曾在进行革命活动时把墨子尊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并在《民报》第一期中刊登了墨子画像。

墨子提出在天面前人人平等的兼爱观念，进而主张“尚贤”“尚同”。这是寄寓于贫苦大众的期待和梦幻之中的理想，后来的人们正是凭着这样的理想来批判现实社会种种不平现象，进而以命相搏，铤而走险。我们可以从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说法中看到墨家“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理念；刘邦的“约法三章”来源于墨家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三者之法也”；太平天国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则与墨家的“天必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如出一辙；而《水浒传》铺陈出一幅理想之境：“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言语，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亦无差。其人则有帝王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手，都一般儿哥弟相称，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这完全是墨家“兼爱”主张的写照。(www.xing528.com)

墨家的兼爱观千百年来激励着劳苦大众反抗阶级压迫，追求社会公正，也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之一。孙中山承认，他的三民主义等思想观念，“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认为“古代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孙中山先生所向往的“天下为公”的社会主张，更多地继承了墨家所代表的平民阶层的理想，如墨子所津津乐道的“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等。

（三）赖力仗义

墨家的理念和行为体现出的侠义品格构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中最积极、最宝贵的一面，即追求理想，为民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公正而奋不顾身。墨家特别崇尚“力”，认为人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必须吃苦耐劳，凭借其“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力”；墨家又特别推崇“义”，“万事莫贵于义”，这种“义”也就是不分贵贱、亲疏的爱。在墨子及其追随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力”和“义”的积极弘扬——后人概括为赖力仗义的侠义精神。在这一点上，儒家与墨家是相同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儒家充分肯定人们由其道德人格和精神追求而拥有的伟大力量，进而强调道德理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体尊严的重要性，当“义”与“生”二者不可兼得时，个体应该坚持正义，保持节气，不惜牺牲生命。儒家的“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也”与墨家的“万事莫贵于义”“杀己以存天下”相辉相映，一起支撑起中国的脊梁。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为了黎民百姓的疾苦而不辞辛劳，不计个人得失，甚至舍弃身家性命，他们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力量而使生命迸发出绚丽光彩。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这种对于理想的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人性、理性最崇高的一面集中地表现为儒墨两家关于“义”的热烈呼号和执着捍卫之中。

墨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侠。墨家体现了侠的道德观和人格理想，我们至少可以说，墨家是侠的主要思想来源。“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重允诺，轻生死。巨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交好，阳城君委之以城防之事，并以符为约，说：没有符，就不能行动。阳城君在楚悼王死后参与旧贵族反对吴起的行动，箭射吴起并误中悼王尸体，因此遭到追究而出逃。楚王下令没收阳城君领地。孟胜作为城防司令既没有约定之符，又不能阻止楚军取城，只得以死殉友。“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他死前把“巨子”一职托付给田襄子，弟子183人相从自杀以殉……这里凸显出的是这样一群血性男儿的形象，他们勇敢、尚武，甚至粗野，理性而又豪气凌云，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伟劲烈的阳刚之气。墨家“言必行，行必果”“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杀己以存天下”的道德规范是侠的精神人格和处世原则的集中概括。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这正是墨家行为模式的生动写照。冯友兰指出，墨家虽然出于侠但又不同于普通侠士，墨家是“为主义的”并“自有其道德”而帮人打仗。其实，侠的精髓即是“义”，是替天行道，匡扶正义。至于那些为了个人痛快而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亡命之徒，不过是打着“侠”的旗号的盗匪而已。

侠，既是一个社会阶层，又是一种人格理想。照冯友兰的说法，儒、侠皆出西周的士，一者精通礼乐，一者擅长剑拳。西周的封建制衰微，那些失去爵位的武士就成为诸侯们的“门客”“客卿”，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出，为感恩报恩而舍身赴难。比如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而毅然赴秦刺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事实上，东周时纵横七国的“士”多少都有一些侠的气质，如毛遂、唐雎等。在急剧动荡的社会中，侠的队伍迅速膨胀，失去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活手段的农民、工匠以及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官吏、贵族也加入其中。因此，侠属于失去社会身份和归属的游民。人们之所以能够弃置“忠君”的信条和放弃随遇而安的态度，又和个体所具有的刚毅、果敢、尚武、重义的血性气质有联系，并且他们能在墨家“杀己以存天下”和儒家“仁者必有勇”“杀身成仁”的人格理想中获得实惠认同和道德荣誉。就此而言，侠又是一种实惠理想和人生价值的体认与实践。即便在文人学士中，也有许多人以“侠”自许，比如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有“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的诗句。再比如张良，作为韩国贵族后裔，韩灭亡后他荡尽家财结交刺客，找到了一个可使大铁锤的勇士，在博浪沙阻击巡游天下的秦始皇，此后亡命江湖。陈胜起义后，张良率侠客百余人自成一军，其后辅助刘邦，一统天下。汉初论功行赏，他被封为留侯。天下大定之后，他“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这样的人生轨迹在中国古代是有代表性的。

在中国历史上，赖力仗义的侠义品格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鼓励人们为了社会公正和人类进步而奋不顾身；也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以希望和信心，使人们面对浑浊的社会现实而不至于完全丧失对于社会公正、公平的信念和追求。因此，古往今来才会有那么多侠客以及清官的传说。从古代的《三侠五义》《水浒传》到现代的武侠小说，作品的主人公往往都是正义的捍卫者，他们仗义力行，自觉地承担起“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的社会责任。“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当政治黑暗、腐败，百姓乃至官僚、知识分子的权利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进而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预期和信心时，人们也就寄希望于侠客，甚至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一腔热血去报仇雪恨，匡扶正义。比如，林冲原是禁军教头，在京城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美满家庭，他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一切，所以他一再忍让，即便被高俅设计陷害做了囚徒，仍期待服役期满，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这就是说，他对社会还没有失去最基本的信心，脑子里还有王法，还恪守君臣之道，虽然痛感朝纲昏暗，但他不得不忍气吞声。最后在高俅欲将其置于死地的情况下，他才不得不以强力讨回公道，奋起反抗，杀死谋害他的爪牙，雪夜投奔梁山。侠的合理性就在于此通过触犯法律、攻击国家机器之类的反社会方式而实行社会正义，促使社会健康地运行。在中国历史上，侠常常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王法难以发挥作用的场合维持社会秩序，尽管他们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坏者和下层百姓的压迫者。需要指出的是，侠客重义气、重允诺而轻生死，甚至以嗜血杀人作为豪壮勇武的表现这又是一种缺乏理性的野性。比如，李逵使两把大斧，不论是官兵还是百姓，不问青红皂白一路砍杀；武松因为张督监的陷害而“血溅鸳鸯楼”，杀死张督监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