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观：早期启蒙思想思潮

明清两代的文化，出现了具有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王阳明，虽然其根本意旨是要修补朱学僵化所造成的缺漏，但他感应到了明中叶以来社会氛围和心理状态的变迁，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展开对于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的讨论，从而否定了用外在规范来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是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成为了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他的门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以及“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则走得更远，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

明朝中后期市民文学兴起，其理论代表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这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某些新的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朝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而清朝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高峰。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阶段同中国明清时期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含的内容而言，都以文艺复兴时期较为相当。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14—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16—17世纪的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也抨击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王夫之《诗广传》）等新命题。而顾、黄、王诸大师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相对立。(www.xing528.com)

然而，由于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把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他们虽然在批判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不相上下，但黄宗羲、唐甄等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方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等则拿出了君主立宪制、“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