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权概念的形成-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超越

二、现代主权概念的形成

在欧洲进入启蒙运动时代后的几个世纪里，旨在消弭现代性危机、建立调和机制的工程得到持续不断的推动，现代性的两个维度处于紧张之中。一方面，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法官。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又竭力宣扬对人类内在性思想的控制，以超验的中介破除知识和意志的绝对性，试图对具有形式自由的民众进行约束，使民众的行动服从于早已形成的秩序。在哲学认识论上，笛卡尔以其超验哲学反映了现代性的矛盾，拉开了近代哲学的帷幕。他以“我思”作为逻辑的起点，对我思之外的一切对象都置于怀疑的位置，把上帝拒之于前门之外，从而高度弘扬了主体性。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是上帝制定了自然法则，上帝的伟大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这令我们奉上更深切的崇敬。这样，超验的上帝又从后门放了进来。

康德是继笛卡儿之后的又一个超验哲学的代表。在康德看来，除非透过现象的滤镜，否则自然和经验不可能被认识；除非借助于智性的沉思，否则人类知识不可能被获取；除非通过理性的图式，否则道德的世界不可能实现交流沟通。

黑格尔虽然不同意康德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他以理性的本体取代了康德的二元论，恢复了内在性，并剔除了知识的不确定性、行动的非果断性，但他的内在性本质上不过是绝对理性演绎的一个环节。黑格尔以理性的绝对秩序排除了内在性的自由。

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在政治哲学中也得到了体现。与哲学中超验观念的形成同时，欧洲政治产生了现代主权概念。托马斯·霍布斯从人类社会初始状态——个体行动者之间的普遍冲突引发的战争作为逻辑的起点，推断出契约的必要性，提出了一个最终的、绝对的、最高的统治者，一个人间上帝。霍布斯指出，民众通过契约把一切自律权转交、让渡给最高统治者，并接受其统治，形成了现代主权概念。因此，主权被界定为既有超验性，又具有代表性。霍布斯的理论在现实中为君主专制作了辩护。但实际上，这种超验图式也同样适应民主制，卢梭的民主共和论与此相似。作为一种主权模式，卢梭的“绝对共和党人”同霍布斯的“人间上帝”并无二致。“卢梭的直接代表观被总体代表观（这种代表观同他的主权观必然联系在一起）所扭曲，并被彻底压制，而他的总体代表观同霍布斯的代表观完全兼容。”^[10]

黑格尔是现代主权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著作中实现了绝对论与共和论的完美结合。黑格尔敏锐地看到，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不同的伦理力量，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则，存在着矛盾。但黑格尔又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只是部分地分有理性，只有作为绝对理性的国家才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目标，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黑格尔虽然看到了现代性的矛盾，看到了理性在现实世界的分裂和破碎，但他又觉得理性应该有能力重新获得统一，于是现代性的矛盾、理性的矛盾在绝对理性的、超验的国家中被取消了。超验国家的产生是现代性之必需，没有这个超验的国家，自由的、利己的个人将被自己盲目的私欲所推动，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毁灭自身。

现代主权与古代政体的主权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异，那就是现代主权与资本的彻底结合。随着资本的无孔不入，现代主权也无孔不入，权力的超验性彻底变成权威运用的超验性，主权变成了一架统治全社会的机器。由此一来，国家的组织动力由中世纪的等级制转变为规训制，社会由控制型转变为功能型。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现代主权是一种反抗自己以外一切政治力量的政治力量，是一个反抗一切其他国家的国家。除此之外，现代主权还是一种警察力量。它必须不断地在广泛范围内完成把个体吸纳入总体，把所有人的意志凝结成一种普遍意志的奇迹。”^[11]

现代官僚体制是现代主权具有超验特征的关键器官。这种“官僚体制所运行的机器把合法性和组织效率性、权利和权力的运用、政治和警察结合起来了”^[12]。官僚体制的合理化是对互相对立的利益、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协调和缓和，这似乎消解了现代性的危机，但另一方面，官僚体制也带来对个人的监控，带来警察、暴力，“使现代性的危机又重新开启”^[13]。(www.xing528.com)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现代主权国家的发展是应对现代性危机的第一套解决方案。除此之外，欧洲的现代性还有第二套方案，“第二套方案围绕民族概念而展开。这一方案在第一套方案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更完善的机制，以确立秩序和控制。”^[14]

民族是现代的产物，“在欧洲，民族概念是在绝对制父权国家的地域上发展起来的”^[15]，是现代主权的物化。民族作为取代父权—君权且同样具有超验特征的载体，包含着有形的领土和民众，它以文化融合所产生的认同感、血缘关系的延续性、领土的空间连贯性和语言的共同性为基础。民族统一体取代父权—君权统一体，是现代性的一个伟大转变和特征，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这种取代，意味着等级森严的封建臣民秩序让位于平等的公民秩序，凸显了作为主体的“人民”，从而使得主权的私人特性被削弱，具有了共有、公有的特性。因此，民族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一种总体性的同一感、认同感，意味着代表“总意志”的实体，具有了极大的意识形态含义。“民族是一条意识形态捷径，它试图把主权和现代性概念从对抗和危机中解脱出来。民族主权悬置起了现代性的冲突根源（尽管这些根源并未被明确消除），同时也关闭了现代性之内的一切另类路径，终止了一切拒绝把权力呈献给国家权威的努力。”^[16]实际上，欧洲的民族国家并不是由纯粹的、单一的民族或种族构成，它是一个想象的集体，是一个集体性想象。民族概念是“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概念，它宣告要聚合各种超越阶级的需求，以寻求政治统一，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17]。

就其实质来说，民族国家的主权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是以武力和暴力为坚实基础的。正是权力的物理性保证了权力的完满性。在欧洲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利用自己掌握的暴力工具把本阶级宣称为国家的总体化代表，民族的代表，人民的代表，从而用民族概念取代了等级概念，用“人民”概念取代了“民众”概念。同“民族”概念是一个意识形态创造一样，“人民”概念也包含着虚幻性，现代“人民”概念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只有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中才能存在。实际上，“人民”的概念与“民众”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民众是杂多的，是一个奇特的层面，是一个开放的关系群，它自身既缺乏同质性，也不具备认同感，它同外界的关系总是不明晰的、兼容性的。相反，人民在内部总是体现出同质性和认同感，它对外界总是显示出自己的区别，并排斥外物。民众是一个未定的，尚在生成之中的关系，而人民则是业已形成的综合体，为主权做好了准备。人民提供着单一的意志和行动，这种意志和行动独立于民众所具有的多种意志和行动，且常常与后者发生冲突。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把民众变为人民。”^[18]所以，以“人民”概念取代“民众”概念，模糊甚至消除了差异，人为地制造了想象的同一体，增强了凝聚力和对国家的忠诚，也使现代主权力量更加巩固。

在民族概念和人民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殖民扩张和殖民主义观念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欧洲现代性危机的暂时解决方案，殖民主义和种族征服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也体现在同一性和文化上。殖民主义制造出各种异己形象，并在一个复杂、辩证的结构中操控它们的流动。非欧洲的他者形成的反面形象被最终建构并延续了欧洲的同一性。”^[19]殖民扩张本质上是现代性的逻辑之一，是资本逻辑的外在延伸。一方面，殖民扩张缓解了现代国家在本土的资本竞争和资源争夺的激烈矛盾，释放了资本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殖民扩张所推行的殖民种族主义把原住民树立为野蛮的他者，从而区分了内外、文明与野蛮，对原住民的排斥、压榨、斗争增强了宗主国人民的同一、民族的团结、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对内掠夺和对外殖民扩张是资本逻辑的两个表现，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是互相补充的、一致的、共生的，贯穿于资本主义的始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正是通过野蛮的殖民掠夺，资本主义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获得了发展生产所必需的财富。正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史，充满着血与火、刀与剑。

总的来说，民族的同一性、人民的同一性保证了国家的同一性。而“国家的同一性的建立保障了阶级统治合法性的不断得到加强，也保障了不可亵渎、不可压抑的统一的权力。这是现代主权概念的决定性转变。凭借着国家概念和人民概念的结合，现代主权概念转变了自己的中心，它从冲突和危机的调和一跃变为国家—主体，和想象的共同体的共同经验。”^[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