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超越

一、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

何谓现代性？吉登斯认为，简要地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3]1998年，在接受皮尔森访谈的过程中，他进一步指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 （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4]

图一：现代性的制度维度

引自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吉登斯认为，虽然关于现代性的著述汗牛充栋，“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征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5]。“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包括那些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引申出来的观点，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6]。而20世纪晚期的社会状况表明，现代性的发展并不像三大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表现为单一的维度；相反，现代性是多维的，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并不是非此即彼、可以化约的，除了这三个因素外，还存在其他重要因素。在批判、融会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以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为支撑的现代性理论框架^[7]。

第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主要反映的是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劳动者的雇佣关系以及面向市场的激烈竞争。

把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之一，直接体现了吉登斯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继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吉登斯大致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16世纪以来的产物，普遍化的货币经济是形成全面商品化的必要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一切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其次，关于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吉登斯认为，普遍的商品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货币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之躁动和多变的特征被解释为投资—利润—投资循环的后果，这种循环与总体利率的降低趋势相结合，产生了一种为其体系扩张所需的恒常性配置。”^[8]最后，关于阶级斗争。吉登斯承认资本主义是一个阶级社会，并认为阶级冲突是现代社会动力的中心轴。“与农业国家相比，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也就是说，阶级冲突已远不同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各种阶级对抗，而且也已‘被结构化入’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了。”^[9]

但是，吉登斯在继承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同时，他对资本主义维度的理解却与马克思有着比较大的差别。

其一，虽然吉登斯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的观点，但他认为马克思及其大多数追随者的著作都有某种“阶级化约论”倾向，致力于根据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来解释现代社会的无穷多样的特征^[10]。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中明确指出：“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迄今为止的所有现存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很显然是非常错误的。”^[11]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对社会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各个方面并不都导源于阶级结构，还有工业主义以及国家行政权力等因素。“马克思很多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分析，其有效性无须怀疑。确实可以说它大部分是正确的，这对19世纪的社会如此，对今天的世界依然如此。不过，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作为解释不平等或剥削的关键，作为提供超越手段的关键，则过多地赋予了它们以核心地位。”^[12]

其二，吉登斯认为，虽然从总体上说商品化推动了货币化，但国家提供货币单位并确保其稳定运行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没有法律机构的中央集权，资本的私有制是否还能够确立是值得怀疑的。而对这一问题的深究，有可能“动摇马克思把国家当成依赖于阶级统治的关系这一观点的根基”^[13]。他批评马克思不太关注产品市场得以稳定和扩张的必要条件，而是十分关注与劳动力特性向商品化转变相关联的生产过程。

其三，吉登斯把经济与政治分离开来，认为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形态，而作为政治上的现代国家则主要是工业主义推动的结果。他指出：“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一个外在的维度：国家的政治权力与商业机构和企业公司的经济活动的分离……大体而言，这种分离已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基本而持久的特征。”^[14]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核心”国家在膨胀中的世界体系里的地位，使其发展成为民族—国家，而相比传统国家在政治上更像一个“行动者”^[15]。

其四，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不乏深刻透彻，但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却是很成问题的。吉登斯指出：“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正确的，包括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和性质，以及其周围的范围广泛的社会。而马克思理论中一直很成问题的是他自以为是自己主要成就的东西——论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和它将怎样诞生。这一模式的垮台表明了马克思有关未来社会的观点的局限性。”^[16]

其五，吉登斯批评马克思极少关注韦伯特别强调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特征，忽视了企业组织的理性化发展。吉登斯认为，虽然马克思承认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以前资本就业已存在，也反对把商业活动和金融家的利润追求当成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企业在组织制度上的理性化发展方面。对马克思来说，“他的分析重点首先是商品，他特别关注在他看来先前的政治经济学已予以忽略的一个主题：对劳动大军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力事实上已开始成为一种商品。”^[17]吉登斯指出，韦伯把资本主义的成功归结于它的“理性”特性，如簿记方式；而马克思则把它归结于对农民的剥夺、对工人的奴役和对外族的征服，而不是企业主本身的勤勉，因而它是特别“非理性的”。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不强调金融核算的重要性，也不强调国家作为标准价值的担保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8]。

概括地说，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次级类型。它主要是一种生产体制，而不是政治制度，更不是一种国家形态。作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给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动力，把现代社会转变成了彻底的商品化社会。

第二，工业主义。所谓工业主义，主要指的是在商品化过程中，以机械化的方式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进行利用，并生产出人工产品。“工业主义预先设定了生产的规范化社会组织，旨在使人的行为、机器与原材料的投入和产品的产出协调。”，^[19]

把工业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之一，体现了吉登斯对涂尔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吉登斯不同意马克思把工业主义当做资本主义特征的进一步拓展，认为工业主义为现代社会提供的只是技术基础。他同意涂尔干的观点，把工业社会当成塑造现代社会的独立力量，将工业主义与人类自由联系在一起，认为工业主义的发展体现了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力图摆脱自然和传统的束缚的解放追求。不仅如此，吉登斯还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出了一种新型的阶级体制，在这种阶级体制下，虽然阶级斗争无所不在，但占有或控制着大量资产的统治阶级却并没有或不需要直接用暴力工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工业主义本质上具有和平特性^[20]。

不过，吉登斯的工业主义思想也与涂尔干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一，吉登斯对工业社会的分析缺乏涂尔干的道德维度。涂尔干的工业社会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与现代社会的道德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社会的有机团结将得到增强。而在吉登斯的工业主义维度中，其特点是运用无生命的物质能源、生产过程和其他经济过程的机械化、制造业的普遍推广、工作地点的集中，基本上没有什么道德的成分。其二，吉登斯反对涂尔干把现代社会的本质看做是工业社会。他既反对马克思和韦伯把工业主义很大程度上当做此前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基本特征的延伸，也反对涂尔干把现代社会化约为工业主义，把资本主义看做是工业主义的一种亚类型。吉登斯认为，在欧洲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要早于工业主义的发展，而且要早相当一段时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主义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可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各自都具有自己的特性。它们在概念上不能互相取代，在经验上，它们处于某种实质性的分离状态之中。”^[21]“资本主义作为在一特定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生产体制，其基础是‘经济’和‘政治’的结合，这种结合是通过私有财产和工资劳动的商品化得以实现的。可是，就更为普遍的制度结合来说，工业主义只居于‘中立’位置。”^[22]吉登斯认为，在个人主义的崛起、现代个人主义与不平等关系、团结一致的问题以及两种团结形式之间的过渡等问题上，涂尔干的分析在今天仍是独具魅力的。但涂尔干对工业主义的化约，使其政治理论不能合理地分析社会冲突和政治力量的起源。其三，吉登斯对于工业主义的发展持悲观主义态度，缺乏涂尔干的乐观精神。涂尔干认为，工业主义的发展将导致道德个人主义的发展、个人自由的实现。而吉登斯则认为，工业主义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却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危险；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像预测的那样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却经常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现代世界“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23]。(www.xing528.com)

简言之，相比涂尔干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工业主义，强调劳动分工增进的社会联系，吉登斯则从晚期现代性社会出发对工业主义进行反思，更多地强调了人类行为后果的不可预料性，对人类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表示了更多的忧虑。

第三，监控。把监控作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之一，反映了吉登斯对韦伯、福柯思想的继承、融会。

不同的现代性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往往有不同的角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注重的是经济的强制和异化，韦伯注重从政治上对资本主义科层化进行分析和批判，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则注重对工业文化的批判。这不同的视角互相补充，构成了分析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吉登斯认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所注重的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而应该有广泛的视野。吉登斯肯定地评价了韦伯对工具理性和科层化把人类带进官僚制的铁笼之中的分析，承认“在官僚组织的支配下，绝大部分人口都对那些影响其日常生活进程的决策无能为力，这种现象的确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不可抗拒的力量。”^[24]吉登斯强调，“我们不应当忽视福柯著作中的重要意义，在我看来，其权力理论或许是自马克斯·韦伯的古典官僚制理论以来的最重要的贡献”^[25]。他认为，“权力从来没有满意地为马克思理论化，而这一疏忽成了马克思历史分析主题的主要局限的起因”^[26]。“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概念有其缺陷，这是因为它首先把权力归结为对配置性资源的控制。”而吉登斯认为，权力既作为配置性资源存在，也作为权威性资源存在，“当我们分析现代社会制度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权力概念来取代阶级概念”^[27]。福柯通过对人们忽视的孤僻的主题，如医生、诊所、监狱、精神病人、罪犯等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存在于这些机构中的规戒性权力造就了个体的躯体，塑造着个体的灵魂，最终使个体成为驯服、柔顺的主体。福柯认为，监狱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的边缘，相反，监狱的影子投射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全景监狱”。吉登斯在融会贯通韦伯和福柯的基础上，对权力提出了新的理解，他指出，“权力必须在社会体系的结构中作为一种因素来分析”，“权力被认为是在统治结构的再生产中并通过统治结构的再生产而产生的”^[28]。根据信息时代的新特点，吉登斯对监控做出了新的规定：“监控这里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的人口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控的重要性决不限于政治领域。监控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许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监控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29]

吉登斯认为，在当今时代，社会监控日益强化，不仅内容广泛，而且手段多样。就政治领域来说，监控作为一种行政权力，是国家行政力量实施的必要条件，是对其所属领土和臣民信息的无微不至的监督和控制。“行政力量如今日益进入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日益渗入最为私密的个人行动和人际关系。”就经济领域来说，表现为在工作时间对劳动者的严格监督，以及对福利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就社会生活领域来说，表现为一种治安管理，对越轨者的隔离审查，对公民身份权利进行确认。而就监控方式来说，不仅有直接的全景监狱式监控，也有间接监控，“信息储存、核计和传播的电子方式，已越来越侵入这个时代，积累与政治活动有关的信息的前景似乎没有尽头”^[30]。如鲍曼所说，这种间接监控主要是通过网络、数据库的使用来实施的，是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全景监狱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不让任何人逃出严密警戒的空间，而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不让任何人以虚假借口和没有正式证明的情况下闯入其内。与全景监狱不同，数据库是流动的载体，而不是将人们束缚在原地的枷锁。数据库中有关你的信息越多，你就越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31]。吉登斯认为，正是这双重监控的存在，使得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出一种新型阶级体制，虽然在这种阶级体制下阶级斗争无所不在，但占有或控制着大量资产的统治阶级却并没有或不需要直接用暴力工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吉登斯把这双重监控称为“国家内部的绥靖”，并强调这种绥靖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这种内部绥靖过程在历史上与欧洲大国之间缺乏重大战争的那段长久的时期正相一致”，体现了“工业资本主义本质上具有和平特性”^[32]。

吉登斯虽然肯定了韦伯和福柯对监控问题的强调，但他认为韦伯和福柯对监控问题的认识仍有局限性，即他们只强调了监控的消极影响，而忽视了其积极的影响。吉登斯指出，韦伯的科层化理论只是把科层权力当做了专家与专门化官员的权力，而没有关注到国家作为“行动者”对其领土、主权实施反思性监控，与其他政府磋商问题。实际上，官僚制远不是无处不在的，“与其说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僵化，还不如说组织创造出自治性和自发性的领域”^[33]。吉登斯认为，韦伯潜心研究的“铁笼”问题也不是现代文明的主要问题，因为监控具有二重性，既生产出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民的权力。“监控的密集化，是现代社会及整个世界体系中组织发展的基础，也是迈向民主参与的趋势和压力得以实现的条件。在每一方面，监控都提高了统治阶级或精英牢固地把握权力的可能性。不过，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为控制辩证法带来的反作用所伴随。”^[34]

吉登斯也批评马克思虽然看到了行政权力，却把权力和阶级分化、阶级冲突联系在一起，而没有把监控放在政治活动的中心位置。吉登斯认为，监控也许与阶级统治有多方的相互作用，但它绝对不是来自于阶级统治。权力作为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并不是必然和冲突联系在一起，不论冲突是指利益的分化，还是指各方积极的斗争；而且权力也并不一定是压迫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权力并非自由或解放的障碍，而恰恰是实现它们的手段^[35]。

对于福柯，吉登斯认为他太悲观，忽视了人的自由和能动性，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对人的权力扩大的一面，更没有看到监控的积极作用，因为“现代国家的监控运作，在某些方面是公民权利的实现所不可缺少的”^[36]。而且福柯把工人与罪犯等同起来则夸大了对工人的监控程度，忽视了工人的人身自由；认为规训权力的最大化表现了现代国家行政力量的性质，忽视了规训权力在公司、学校、现代行政组织中要比在“全面性制度”的监狱、精神病院中更为散漫^[37]。

第四，军事暴力。吉登斯第一次把暴力引进了社会学的考察视野，并根据暴力的不同控制方式区分了不同的国家类型，强调了军事暴力问题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生活中重大意义，由此发展出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把军事暴力作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之一，是吉登斯的一个独创性的贡献。

吉登斯认为，无论是马克思、涂尔干还是韦伯都没有对暴力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对马克思提出了更多的批评。首先，他批评马克思没有看到暴力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虽然阐述过暴力问题，但他把暴力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把暴力当做阶级斗争的手段，更多地从私有制方面来论述暴力的起源，认为暴力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虽然，间或也讨论野蛮民族的种族入侵问题，却也没有对军事暴力加以深刻研究。吉登斯指出，不论是工业社会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没有以一种内在的方式把现代国家与军事暴力联系在一起，或者把它与明确领土边界范围内的行政控制联系在一起。简言之，它们都没有把国家看做是民族国家，它与其他民族国家处于潜在对立或实际对立的关系之中。马克思同样没有看到民族主义所标榜的理想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重大影响”^[38]。吉登斯强调，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大特征，而前现代国家中暴力工具都是非垄断性的，所以对军事力量依赖性较强，也容易发生政变。而在现代国家中，行政力量的强化使国家对暴力手段的依赖逐步弱化。现代战争区别于以前的战争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其与工业主义的联系，实现了武器生产与工业、技术、科学的结合，从而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所以，吉登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军事工业仅仅视为资本主义贪婪扩张的又一个表现，是不正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问题的解释一直受到此观点的局限）。工业资本主义为军事工业化提供了手段，但是，民族—国家的活动与涉入则是军事工业化的根源”^[39]。

其次，吉登斯批评了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军事暴力的巨大破坏。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深刻反思战争威胁、危害的基础上，吉登斯指出：“马克思虽已正确地预见到了残酷的阶级斗争以及戏剧般的革命变迁过程，但他并未预见到事实上已成为本世纪之特征的那种骇人听闻的军事暴力。在现代社会理论领域中，现今所公认的主要奠基者（包括马克思·韦伯）均没能预见到，当今所爆发出的某些力量会有多么剧烈、多么具有毁灭性。”^[40]

再次，吉登斯批评马克思因为没有看到暴力的巨大威力，试图使暴力手段控制平民化的做法。他指出：“马克思有一个想法，即一群武装工作者能够最好地平衡国家中的压迫力量，这在今天似乎相当离奇。在与这种情景比较接近的国家中，譬如美国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至少就轻武器来说，结果并不值得赞赏。无论如何，工业化战争的武器已经高度发达，再谈将暴力手段的控制权归属于平民大众简直毫无道理。就历史变迁的作用力而言，在武器领域并不存在像工业领域的无产者那样的平行对应物。对于渐进积累的军事力量，没有一个可以合理地反作用的‘辩证对手’。”^[41]然而，马克思关于暴力手段的平民化并非毫无道理。固然暴力手段控制的完全平民化是不可能的，但武器的泛滥、非国家垄断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正是军事的工业化和资本的逐利本性使暴力手段难以得到严格控制^[42]。

最后，吉登斯批评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没有看到暴力手段对政治以及国际秩序的影响。他认为，“战争导引着国家主权的发展，并如此深刻地把它与公民权及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43]。军事工业化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兴起相伴的关键过程，也正是它塑造了民族—国家体系的轮廓。而且，“战争与外交的结合塑造了欧洲国家体系。”^[44]正是由于军事力量的对比，才创建了一种新型的世界军事秩序，从而将世界划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45]。另外，吉登斯深刻地指出，战争与公民权具有密切的联系，公民权正是在战争中得到极大的拓展。在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战争中，为了吸引参战者的积极性，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推出了拓展公民权的积极举措，如美国在南北战争中结束了黑人奴隶制，并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给予黑人选举权；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承认了妇女的选举权；法国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选举权。

此外，吉登斯强调，战争与军事工业的结合推动了民族国家内部的绥靖政策，带来了一定时期的国内和平，出现了一致对外的倾向。而且由于“发动工业化战争的手段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改变了战争在国家抱负中的角色。”战争已经不再是有限的纠纷，而是一种“总体战”；“战争的目标不再只是制服彼方的军事力量，而是要降服‘敌方的人民大众’”^[46]。由于战争的工业化，战争的直接目标不仅要打击敌方的军事设施，而且要打击敌方的工业生产、物资供应。

概括地说，在吉登斯看来，军事暴力是塑造现代性的独立力量之一，军事与工业在当代社会已经结成一个复合体，发动工业化战争的手段在世界范围的扩散，以至于我们今天生活在“军事社会”当中。^[47]军事暴力是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一个独特向度。

总之，吉登斯认为，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生产以及巩固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是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四种“制度丛结”，“其中的任何一项均不可完全化约为其他任意三项”^[48]。吉登斯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状况来反思现代性的维度，这是从后往前看，比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三大经典社会学家在现代社会的早期从单一维度分析、预测现代社会的发展，无疑更为全面，有其深刻之处。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的思想是对社会学经典三大思想家的继承与发展。“吉登斯在各个方面都受惠于古典思想家，他在三种意义上把他们的著作当做‘巨人的肩膀’：一是他把他们的著作作为建构其自身框架的基础；二是通过对他们的著作的深度诠释，使自己从此声名远播；三是从超越于那些著作所记录的历史社会学视界的高度去诠释它们，因为与20世纪晚期的‘先进社会’相比，他们简直就无法想象今天的状况，因为在他们写作的年代，这些现象根本就不存在。”^[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