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9日，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高桥弘司从美国贝尔彻敦发出一篇报道，题为“一名军人在一场非正义战争中的负罪感”——
自伊拉克开战以来至本月7日，美军阵亡人数已逾千人。因“9·11”事件而爆发的反恐战争，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加之总统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社会因战争而出现动荡这一事实已无法回避。
“感谢你们给了我美好的童年回忆。脆弱的我，已经无法忍受精神上的痛苦……”
杰弗里·鲁西，一名美国海军预备役军人，被派往伊拉克参战。他在返回故乡马萨诸塞州西部城市贝尔彻敦后自杀，年仅23岁。上述文字就是杰弗里·鲁西留给父母的绝笔。
杰弗里去年2月作为一名运送军需物资和运送战俘的卡车司机被派往伊拉克。虽然他5个月后就回国了，但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却始终困扰着他。
去年的圣诞前夜，杰弗里突然一反常态。他泪流满面，浑身颤抖地说：“我杀了人！你知道吗？我杀了人！”
那么，杰弗里在伊拉克的那些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杰弗里的妹妹戴比（21岁）向我们讲述了哥哥的经历：
在伊拉克的某一天，两名伊拉克人向杰弗里走来，他感到非常害怕。“射击！”听到战友的声音，杰弗里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子弹射中了一名伊拉克人的眼睛和另一名伊拉克人的头部，两人当场倒地身亡。杰弗里走近查看，发现他们二人身上并未携带任何武器。
杰弗里的父亲凯本（54岁）说：“我儿子把那两个伊拉克人身上的身份牌拿回了家，总是挂在脖子上。那两个人好像是监狱的犯人，杰弗里一直带着那两个身份牌，可能是他有一种负罪感，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们表示忏悔吧。”
杰弗里被医生诊断为创伤后紧张紊乱症（PTSD）。从今年5月开始，他不但出现幻觉，经常呕吐，还终日不吃不喝。终于，6 月22日，杰弗里在自家的地下仓库悬梁自尽。
凯本先生一字一顿地说：“我儿子生前曾非常诧异，为什么在伊拉克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自杀，我更不知道，他是不是必须得下地狱。”
根据美国军事医疗健康咨询小组的调查，2003年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军人中，每10万人中就有17.3人自杀，这一数字远远高于海湾战争时的3.6人，并高于越南战争时的15.6人。
——（引自《参考消息》2004年9月13日）
这是美国人。
倘若说美国人从来就娇生惯养，神经衰弱，或者说是吃饱了撑的，以至于开遍了美国的心理诊所，就像中国当今大都小城里明里暗里的性病诊所一样多；那么，我们再看看“二战”时期的德国人——
1941年夏，希姆莱前往刚刚被德军入侵不久的苏联，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白俄罗斯明斯克郊外视察党卫军处决苏联犹太人及苏军战俘的情况。
从囚犯们挖坑开始，挖好一人多深的坑后，即在坑里遭枪决，下一批囚犯又按此办理，整个过程十分冗长。站在远处一个山坡上观看的希姆莱有些不耐烦了，问陪候一边的执行部队的指挥官：为什么不加派更多的行刑队员，以加快处决进度？
后者答道：部队里能够派作行刑队员的，现在只有百把人了。
希姆莱脸上顿显迷惑，在他看来，如同能站着撒尿的就是男人，只要能够扣动扳机的就能上阵。
指挥官解释说：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看行刑队员们的眼睛，以后他们不是神经出问题，就是成为野兽……
正是希姆莱此行，促使党卫军决定研制并使用新的杀人方法，即用一种叫氰化氢的毒气杀人。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被屠杀者安乐死，而是为了行刑者们此后能安乐活。
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首次顺利投入使用后，集中营的司令官鲁道夫·豪斯松了一口气，“这种毒气杀人的方法让我平静了许多，我们无需再用传统的枪决方法了！”
然后，他回到家里，听着瓦格纳的一段抒情曲子，在摆着插有郁金香水晶花瓶的餐桌边，与夫人和4个可爱的孩子共进晚餐。
在历史学家C·布朗宁写的《普通的人们》（谷乔夫译，筑摩书房1992年出版）一书中，根据战犯审判期间的调查书和公审记录，记述了在波兰东部从事杀戮犹太人的“第101警察预备大队”的情况。
这本书里写到了大队指挥官特拉普少校在向部下传达屠杀犹太人命令时的失态状。在士兵面前，他边哭边说：“大队必须去完成恐怖的、令人厌恶的任务。这并不符合我的愿望，但命令是从最高层下达的。”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居然提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建议：“队员中年龄大的人，如果觉得承受不了任务，可以不去。”
据说，这时不想参与大屠杀而迈出队列一步的士兵，每10人中有一两个人；其后在射杀过程中临阵退却的士兵又有一两个人。
裂变后的残余
这场屠杀结束后，“他们心情昏暗，因一点小事就发怒，坐立不安，心境完全被搅乱。队员们几乎全都没吃东西，只是拼命地喝酒。酒敞开供应，多数警官烂醉如泥。特拉普少校一个个给队员们倒酒，宽慰他们，给他们打气，再次向他们说明责任在上面。但无论是酒，还是特拉普的宽慰，都没能洗去兵营里充斥着的耻辱和厌恶情绪。特拉普要求队员们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但对他们来说这种劝告并无必要。屠杀后没有留在森林里的人们绝不想知道更多……”
由此看来，历来被视为一台野蛮、残酷的杀人机器的党卫军里，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至少有一些人，在凶悍的外表下灵魂还是肉做的，而且受了伤。
中国学术界曾对日本侵华暴行做过10个方面的研究，如“三光政策”、“千里无人区”、“细菌战与毒气弹”、“南京大屠杀”、“战争责任问题”等。就以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而言，战后在被杀人数的统计上存在着种种差异，这里除去历史原因和统计方法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军杀人挫骨，扬灰灭尸，仅丢入扬子江中的尸首，即达8万余具。
李自健油画——《南京大屠杀》
此外，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和奸杀，连老妪和少女也不能逃脱它的魔掌。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女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于凌辱。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
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奸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
被俘的中国军人成了日军大刺活人的靶子
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www.xing528.com)
虽然金口难开，但日本人自己承认下来的罪责并公之于世的也有。
陆军第59师团第111大队的下士官新井正代记下了这样的罪行——
我两天前掠来了一个18岁左右的姑娘，本来只想自己玩，但后来明白了，无论如何得处理掉。
如果就这样杀了觉得挺无聊，于是我想出个主意，并且实行了。我把姑娘的衣服脱光，强奸后用刀刺死，把她的肉麻利地全部切下来。我把这些肉像动物的肉那样放在一起，通过指挥班分配给全体人员。士兵们不知道是人肉，好久没吃肉了，分到肉很高兴。各小队用带的油炸着或烤着吃了。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我们在中国干了什么》）
虽然在中国犯下的都是暴行，但暴行也有“创造性”与“非创造性”之别。像这样难以置信的犯罪，新井正代对战友们都没有说，大约是因其“创造性”，就是放到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动物们也会望而却步。
不仅是士兵，担当上级职务的人中，也存在着不是靠说国家的责任、上司的责任、部下的责任就可以了结的杀人罪案。
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在满洲镇压中国人的统管岛村三郎，先后抓过数千中国人进行拷问，其中数百人死在他的脚下。其“创造性”的刑讯手段之残忍与繁复，亦非人类所能想象。在他所写的《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他承认自己也有“不能对人说的杀人”。
在齐齐哈尔待了12年的“特高课”少尉土屋芳雄，在此期间，发生在这个城市所有大的坏事他都参加了，当地市民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日后在中国的法庭上接受审判时，法官问他，自1931年来华后的14年间他一共杀了多少人？他的回答是直接、间接杀死的有328人，经他逮捕、拷问的有1917人。土屋的记忆力非常出色，大概基本上不离左右。即使他隐瞒了些什么，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创造性”杀人的，还有臭名昭著的隶属片桐部队的两名少尉向井敏明、野田岩。
当时的《日本新闻》和《日本广宣报》均以“竞斩百人，日本军人的武勇传”为题大肆报道：在南京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中，两人别出心裁地决定要举行一次“杀人比赛”，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够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方法是用刀劈，就像中国北方农家劈柴或南方儿童“劈甘蔗”的游戏一样。这两个野兽军官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当头便是一刀，使成两半。在他们每人砍杀的人数都到了100的时候，他们按事先相约登上了紫金山的高峰，两人面朝东方，举行了对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以血刀相示，拍照留念。
被日军残害的无辜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
我注意到，在这张留下来的照片中，他们脸上的神情大抵是平静的，倘若不是他们穿一身军服，还有长剑下滴着鲜血，人们或许会以为他们是站在刚摘了南瓜、冬瓜的菜园里，至多是去后院里杀了一头猪回来。
鸟之将死，其鸣可哀，人之将死，其言可善。在这两个因杀中国人的“武勇”功名而在几年内擢升为少佐的日本军人身上，临死前有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善意呢？
1948年1月，经中国军事法庭宣判，向井敏明在南京被枪决，野田岩在广东被枪决。临刑前，两人都写下了遗书。
向井敏明写道：“我向天地神明发誓，根本没有杀害俘虏、居民的事。绝对不能接受南京屠杀事件的罪……如果我的死，可以冲洗掉中国抗战八年痛苦经历的遗恨，利于日华亲善、东洋和平，作为被抛弃的棋子儿，我感到幸运。”
进行杀人比赛的野田岩（左）和向井敏明（右）
野田岩的遗书里，同样说道：“对于屠杀俘虏、非战斗人员，对于南京事件的罪名，绝对不能接受，予以拒绝。赐死之事系命运所为，请看日本男儿最后是什么样的……为我们的死成为中国和日本的纽带，形成两国的合作，作为东洋和平的牺牲品，进而使世界和平到来而高兴。”
其结尾是：“天皇陛下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日本国万岁！东洋和平万岁！世界和平万岁！死后做护国之鬼。”
两人在临死之前都努力给自己的死赋予意义，从而让自己在自己眼里看起来走得踏实而又坦荡。遗书的字里行间，闪现的是这样一个三段论：自己作为日本军人，只是做了军人份内的事，谈不上犯罪行为，也没有折磨中国人。只是因为战败了，为了天皇陛下，为了日中和平，情愿作为牺牲者去死。
日军战犯田中军吉、野田岩和向井敏明在南京战犯法庭接受公审
三名战犯被押往刑场
何其相似乃尔！作为这场战争祸首之一的东条英机，经盟国远东军事法庭判决，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被处死。死前，也留下一份遗书。他大约也是这么个逻辑——
“自己承担对国民的责任，满足地走向刑场。只是对于责任波及同僚，刑及下级，十分遗憾。对于天皇陛下，对于国民也是十分抱歉，深深谢罪。”
“日本的军队本应依陛下仁慈的意旨而行动，但是犯了一部分错误，被世界误解，令人遗憾。”
“东亚的各民族应该忘记这次的事情，将来相互合作。东亚民族也像其他民族一样，应该有在天地间生存的权利，这可以说是神的恩惠。”
在以上三份出自于少佐与大将的遗书里，看不到灵魂丝毫的忏悔与不安。对群体性应承担的罪责都力图否定得干干净净，至多说成是“一部分错误”；对于个人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那些“创造性”的罪行，更是要坚壁清野起来。
一句话，至死，人们也听不到他们面对灵魂、叩问良知的独白。读到的只是浸泡了他们一生的属于集团的政治性的大语浮词。
这是三个日本军人不约而同的遁术。
其实，这还是这支作恶多端的军队血手放下枪来却安之若素、行之有效的遁术。
千叶县市川市国立国府台医院的前身是国府台陆军医院。
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1937年开始，到战败为止，它一直是陆军精神障碍者的诊断、研究中心。在战地发病的士兵，经由野战医院、陆军医院被转送到国府台陆军医院。这里留下了约8000份当时的病历。这些病历中，除去头部外伤和明显的精神分裂症之外，诊断为属于神经症（神经衰弱、癔病）和心因反应的约有两千份。
“二战”过去许多年后，NHK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大森淳郎到了这家医院，他仔细地阅读了这两千份病历，其中因为对屠杀罪行感到不安与恐惧的，几近大海捞针，空谷幽兰，只有两份。
一份是来自冈山县的一名陆军一等兵的病历。此人1938年9月应征，当时22岁，被送到中国华北战场，一年后在河北保定的陆军医院住院。当时的记录里写着：“自述就寝中突然恶感战栗，心悸亢进，故来就诊。面色苍白，口唇青紫，脉搏微弱，全身出冷汗，呈急性心脏衰弱症状。病情反复发作，有日趋严重之兆。”被诊断为癔病，经北平陆军医院转送回国，先入住广岛陆军医院，以后又经姬路、冈山的陆军医院转了一圈，1940年4月住进国府台陆军医院。
被送回国后的最初记载中写道：该士兵“全身痉挛之前情绪异常。在中国杀了大约6个中国人，其中挑死一个大约12岁的孩子，脑子里总是想着这孩子真可怜。痉挛之前就觉得他好像来了，没有看见身影，觉得是他的灵魂闹起的痉挛……”
虽然不清楚国府台陆军医院的患者占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发病士兵的比例数，但通过这已有的2/8000的比例，我们可以说，不要说与美国人比，就是和德国人比，日本人在精神上说大了是铁头金刚之身，刀枪不入，说小了也是一根炸了多少回的老油条，油盐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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