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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下的宗法文化奥秘

时间:2024-01-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这种“崇经重史”的文化,将个体的有限生命同族类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形成一种不同于宗教文化的超越精神。如果说“宗教文化”是一种指向宇宙主宰乃至彼岸世界的“外在的超越”,那么“宗法文化”则是一种指向宗族血缘乃至人类历史的“内在的超越”。

多维视野下的宗法文化奥秘

第三节 宗法文化的奥秘

如果说金字塔式的五等是一种纵向的权力结构,那么蜘蛛网式的五服则是一种横向的社会关系。前者所涉及的是男子在宗族血缘关系中的权力继承问题,后者则兼顾男女两性因血缘和婚姻纽带而造成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种纵横交错的血缘关系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被确定了下来。

因此,与单子状态的西方人不同,中国人一生下来就处在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之中。当然了,西方人也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但与中国人相比却简单得多。这一点,甚至在称呼上也可以看出。例如,英语中的uncle包含了汉语中伯父、叔父、舅父、姑夫、姨父等多种义项,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英国人是没有必要对其中所包含的微弱差别加以区分的。可是在中国人眼里,这其中的微弱差别标志着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因而是不可以随便混淆的。伯父、叔父在五服之内,属于至亲;舅父、姨父则在五服之外,属于外戚。即使是同为至亲的伯父与叔父,也因大小的不同而有尊卑上的差异。这种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还可以伸展到五服之外,同姓者可以视之为本家,同乡者可以视之为乡党。甚至对没有任何血缘和地域关系的人也要以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加以称呼,将其作为一种“拟血缘”的关系加以处理。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永远不可能是等距离的,而做人的奥秘,就是要根据长幼尊卑而分出亲疏远近,根据级别大小而分出高低贵贱,懂得对长辈、对上级、对高于自己的人应该如何应酬,对晚辈、对下级、对低于自己的人应该怎样打发。这就是所谓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套功夫深奥得很,非要做到七老八十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境界。(www.xing528.com)

这种错综复杂的宗族血缘关系制造了千丝万缕的人际纠葛,使中国人活得很累,很不自由。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又使得中国人在世俗生活中有着更多的情感联系和精神寄托,这或许正是中国人远离宗教的原因所在。从文化功能上讲,中国人精心营造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方面能使之具有物质上的互惠条件:一个人不仅有义务帮助他的亲朋好友,而且有权利获得他们的支持与救助。从“苟富贵,勿相忘”到“朝里有人好办事”,中国人若缺乏“人脉”的支持,是很难在社会生活中飞黄腾达的。另一方面,这种人际网络的建立,又能够使之具有精神上的沟通对象:一个人不仅有义务为他的亲朋好友排忧解难,而且有权利向他们倾诉自己的烦恼与不幸。因此,中国人不需要到教堂中去找牧师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危机,而只需回到家中向父母、兄弟倾诉心中的烦恼。初级关怀如此,终极关怀也是这样。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其有限的人生想要获得无限的意义,不是死后的灵魂归属上帝,也不是在业道轮回中托生为婆罗门,而是被写进家族乃至国家的族谱,成为后代子孙不断敬仰的人物。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这里的“汗青”意指史书,而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古人所谓的史书不就是这个民族的家谱吗?因此,从谱牒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寄托,而且可以了解这个民族“崇经重史”的真正意义。

这种“崇经重史”的文化,将个体的有限生命同族类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形成一种不同于宗教文化的超越精神。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情怀,从而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超越精神。其实,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所谓超越精神,是指人们不满足于对肉体存在的感性关注,而要超出有限的生命,以寻找并获得无限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属于“亚细亚形态”的中国文化与其他宗教文化精神超越的纬度不同,但却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超越精神。如果说“宗教文化”是一种指向宇宙主宰乃至彼岸世界的“外在的超越”,那么“宗法文化”则是一种指向宗族血缘乃至人类历史的“内在的超越”。习惯于祭祀祖先的中国人明白,在他们自己死后,也将成为后代子孙祭祀的对象。因此,尽管其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但其精神生命却可能是无限的。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都将成为后人评说与毁誉的根据。所以,尽管中国人不太习惯于将自己的有限生命与无限的宇宙本体或神灵世界联系起来,但却总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干出一番无愧于后代子孙的不朽业绩。从肉体的遗传学意义上讲,中国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一个人若无后代子孙,就无法将祖宗传下来的家谱续写下去。从精神的遗传学意义上讲,《左传》中有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原则,因为一个人若有了这些贡献,就可以为后人的家谱增光添彩。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寄托,中国人才可以不依赖任何神祇而泰然自若地处理日常事务,中国人才能够不依赖任何宗教而视死如归地超越现实人生。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讲的都是这番道理。而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国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才可能获得超越性的意义空间,从而将自身有限的生命个体与族类的无限延续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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