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先生与清室：文学批评之关系

关于静安先生之自沉，既原有为清室殉节之一说，而且即使并非为了殉节的缘故，但因静安先生既曾接受逊帝溥仪的“诏命”入值南书房，他与逊清王室之有着密切的关系乃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当静安先生自沉之际，逊帝溥仪已于两年前被冯玉祥赶出故宫，暂时居住于天津张园，在对逊帝颇为友善的奉军控制华北的情势下苟安一时。而当静安先生自沉的日子，则正是北伐军向华北节节进逼的时候。当时在奉军势力下的华北确有战乱旦夕将至之势。据柏生记先生《自沉始末》一文谓：先生自杀前一日彼曾“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校西院十八号私第……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又谓：“方五月二日（按：即静安先生自沉前一日），某承教在侧时，先生云：‘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与时局无关也。”⁽²²⁾玉李撰《王静安先生》一文，亦云1927年北伐军败奉军于河南，北京震恐，静安先生遂以6月2日自沉。⁽²³⁾其他类似的记述尚多。总之，静安先生与逊清王室有较密切之关系，同时又死于北伐军向华北进逼之际既是事实，那么他是否果然为了效忠逊清而殉节以死，或者乃是因对北伐之国民革命军有所畏惧因而自沉，便当然乃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项重要问题。

要想讨论此一问题，我想我们所要研究的第一点应该乃是静安先生对于殉节死义这一件事的看法究竟如何。从静安先生的著作来看，他对于殉节死义一事，似乎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从理智方面来看，他认为名节有时只是一种虚伪的外表，绝不可以只用外表的名节来作为衡量一个人的真正价值的标准，而应当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他自己真正的人格与用心，来做不同的判断。如果原心论世确有其可谅解之处，则纵使外表之名节有所玷辱亦可不计。这种通达的看法，静安先生在其所撰《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一文中，有极明白的表示。他论及金亡以后元遗山以遗民身份而上书新朝之中书令耶律楚材，举荐金之遗民一事云：

元遗山以金源遗臣，金亡后上书耶律中书荐士至数十人，昔人恒以为诟病。然观其书则云：“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云云，盖此数十人中皆蒙古之驱口也，不但求免为民，而必求聚养之、分处之者，则金亡之后，河朔为墟，即使免役为良，而无所得食，终必馁死故也。遗山此书，诚仁人之用心，是知论人者不可不论其世也。⁽²⁴⁾

从这段话来看，元遗山所荐之人盖原为亡金之一时名士，金亡以后，不仅未能死节，而且沦为驱口，成为蒙古色目人之奴隶，而遗山且又荐之使为蒙古人之所用所养。这种行为，在迂腐而务虚名的节义之士看来，则无论荐人者与被荐者之所为，固当同属于败名害节之行，而静安先生则不唯对被荐之不能死节之士予以同情，且推许荐人者之元遗山氏为“仁者之用心”，他之不务虚伪之名节，与其思想之通达开明是可以想见的。而另一方面从感情来看，则静安先生对于“心之所善九死未悔”的坚贞的持守，却也曾深致赞美之意。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静安先生曾经赞美怀沙自沉的屈原说：

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惟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筦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²⁵⁾

这种由感情出发的对于心目中一种完美的品节人格的持守，则又正是静安先生所推崇和向往的。

在我们对于静安先生有关殉节死义之看法有了基本的认识以后，次一点我们所该讨论的，便应该是静安先生与清室之关系，以及他之自沉是否为清室殉节的问题了。而当我们谈到他与清室之关系时，我们就不得不追溯从他少年时代参加科考的一件事来谈起。如在前一章所引述，静安先生虽不喜时文，无意科名，可是他曾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又不终场而去，只这一件事便已显示出了他性格中的一种矛盾。他一方面同一般人一样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清朝已经君临天下有二百五十年之久的当日，在观念上已承认此一政府之存在。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满于此一政府的一些制度，更无意于在此一政府中求取功名。以此种性格来说，其本性固原不适于与此一政府建立密切之关系，可是他在少年时所培育的观念既已承认此一政府为合法的存在，则自然也便隐伏了可以与它形成较为接近之关系的可能。而促使静安先生与清室建立起密切之关系的，则是由于罗振玉的影响。静安先生第一次入清廷服务乃是当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当时罗振玉任学部参事，遂荐静安先生于学部尚书荣庆，使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局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之事。其后宣统元年（1909）秋外部与学部考试留美学生，静安先生又曾任阅卷委员，其间罗氏曾一度荐之为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以总监督刘廷琛却之而罢议。及学部奏设编定名词馆，派严复为总纂，静安先生又被命为名词馆协修。这一度与清室建立的关系，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静安先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始告终止。

静安先生第二度与清室发生关系，是在1923年他四十七岁的时候，因前任陕甘总督之蒙古大臣升允之推荐，逊帝溥仪遂“诏”静安先生入值南书房，静安先生乃应召做了逊帝的师傅。这一次从表面上看来虽不是罗振玉的推荐，可是究源溯始，则仍是由于罗氏的关系。因为推荐静安先生的升允既与罗振玉曾有极密切的交谊，而升允之得识静安先生也是由于罗氏的介绍，罗氏在其所著《集蓼编》中曾自叙其与升允于辛亥革命后相识于日本，归国后，“升允贫不能自存”，罗氏乃“岁馈银币千元”，且将之“迎至天津，割嘉乐里楼三楹以居之”。⁽²⁶⁾而升允就是在罗振玉的住所认识静安先生的。罗氏在其所撰《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曾序其事云：“相国（按：即指升允）性严正，少许可，尝主于家，一见公，遽相推许，后遂加荐剡。”⁽²⁷⁾说到这里，我们遂不得不一谈罗振玉之为人。关于世人对罗氏之诋毁，有些显系出于政争之恩怨，当然未可尽信。古人有云“言为心声”，“读其书可以想见其人”，因此我们可以从罗氏所撰自叙其生平的《集蓼编》中一观其为人。在此一编中，罗氏之慕爱名位虚荣，却又喜欢高自标榜的一种夸扬造作之心理，乃是显然可见的。如其自称其幼年早慧，人谓其“异日成就必远大”；又自炫其入县学之时，试卷为学使所称赏，以少年而得高名；又谓曾有日者云其“当得科第官京曹”；又自夸其事亲之孝、事君之忠。及其受逊帝溥仪之“诏”入值南书房以后，更是口口声声称“皇帝”、称“圣驾”、称“上谕”；又历举溥仪所颁授之各种恩遇赏赐，又自叙其对于匡辅复辟之各种擘划。⁽²⁸⁾凡此种种，都可见罗氏之思想与心理实在乃是既迂腐又虚荣，既热衷于政治名位又喜欢高自标榜。这种性格与静安先生之追求真理不慕荣利的切实谦抑的人品乃是迥不相同的。不过罗氏与静安先生相识之时，乃是他正在以译介新学为事的时候，而静安先生在当时则正是一个有志于新学的青年，在这种情形下静安先生蒙受罗氏的赏拔，从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也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其后罗氏介绍他入学部任事，当时清廷既还维持着表面的晏安，学部的编译教科书之事也与静安先生的志趣相近，所以他之接受罗氏之推荐入学部服务，便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可是此一职务之接受，却也就隐伏了以后静安先生受“诏”入值南书房的一个因子，此种情势之形成自然都是由于罗振玉的影响。不过可注意的乃是静安先生自始至终都未曾表示过政治方面的兴趣，他既不曾参加过任何复辟的活动，也未曾牵涉于任何政党的政争。至于罗氏则不然了，罗氏自从他接受了入值南书房之命以后，便逐渐表示出强烈的政治兴趣和野心，这观之于他后来之联络日本关东军终于把溥仪接到东北去组织了“满州国”之事，便足可为证。当静安先生发现了自己既无意卷入政治漩涡，而溥仪虽已逊位，可是左右侍从之臣却依然充满了勾心斗角的政治野心而相互倾轧，逢相交三十年的密友罗振玉也愈来愈失去其学人的本色而显露出了一副政客的面目，他的痛心失望是可以想见的。可是罗振玉既是三十年的旧交，当年静安先生又曾蒙受其赏拔协助，以静安先生感情之深厚，当然对之又万无背弃之理。同时，因受罗氏之影响而建立起来的与逊清的密切关系，也已经形成而难以改变，这种矛盾乃是静安先生一种绝大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说罗氏对静安先生的影响，在单纯学术方面乃是功多于过的，而在政治思想及政治立场方面，则罗氏所加之于静安先生的影响乃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一点才是罗振玉的最大咎责之所在。不过可注意的乃是罗振玉之影响了静安先生的政治立场，也和他之影响静安先生的学术研究一样，都是由于静安先生本身的性格方面原来也就具有着可以接受此种影响的属于自我的因素。现在就让我们从静安先生本身方面，对他与清室之关系的演变一作分析。

静安先生对于清室的态度，似乎可以分做几个阶段来看。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对清朝政府之愚暗虽有不满，可是无疑地他仍与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一样，承认此一政府之正统地位。这一点，从他一方面虽无意科名而却仍参加了科考，一方面写文章表示对当时政府教育制度的不满，却又仍接受了学部的职位等事实，都可得到证明。而他深心所冀望的则是此一愚暗腐败之政府的改善图强。这种独抱一己之理想，而内心又隐含深切之矛盾的性格，实在乃是造成他后来与清室形成了矛盾痛苦之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

及至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静安先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这时清室已经覆亡，此一时期中他对清室的态度可以从他在日本所写的一些诗歌中窥见一二。如其《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一诗，叙及清季之腐败及亡国之变时，曾云：

颇忆长安昔相见，当时朝野同欢宴；百僚师师学奔走，大宫诺诺竞圆转；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嬴蹶俄然似土崩，梁亡自古称鱼烂。干戈满眼西风凉，众雏得意稚且狂。人生兵死亦由命，可怜杜口心烦伤。⁽²⁹⁾(www.xing528.com)

从这些诗句来看，静安先生的态度乃是非常客观而公正的。他一方面虽指责了得意的新党之幼稚狂激，另一方面他却更深切地指责了清朝政府的庸愚腐败，说他们百僚争学奔走，其亡国之祸原是咎由自取。甚且以历史上被传统所公认为自取败亡的嬴秦，及《公羊传》所称“鱼烂而亡”的梁之败亡来作比喻⁽³⁰⁾，则静安先生对清朝之痛心失望可知。至于后两句则不过只是写一个生当乱亡之世的人有着难言的痛苦哀伤而已，其所表现的绝非一个遗老孤臣的想要效忠死节的口吻，乃是显然可见的。这种态度表现了静安先生的一种公正明达的理性。但与这明达之见解对立的，在感情上静安先生对于清室之亡却也有着一份悲愤和同情。他所悲愤的乃是袁世凯窃国之手段的卑鄙无耻，他所同情的则是隆裕皇太后与宣统皇帝寡妇孤儿之遭遇的凄惨堪伤。隆裕原是光绪的皇后，当光绪在世时，既无夫妇之欢，同时又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战战兢兢，而况在短短不到十年间先后发生了戊戌政变及庚子之乱，先之以皇帝被囚，继之以蒙尘逃难，可以说早就是历尽艰危。及至光绪去世，过继了一个三岁的溥仪来嗣位做了皇帝，不到三年却遇到了革命的巨变，又遭受到权臣袁世凯的逼迫威胁。以一个软弱的妇女来承当如此破国亡家的惨痛，所以仅只一年以后，隆裕便因忧伤致疾，衔恨以殁，剩下了一个尚在童年、对世事还完全不懂就已经亡了国的逊帝宣统。虽然清朝之灭亡原是咎由自取，可是把亡国的痛苦落在无辜的孤儿寡妇身上，而且备受权奸袁世凯的欺弄威胁，则毕竟乃是一件可哀感同情的事。因此静安先生乃在隆裕死后写了一篇《隆裕皇太后挽歌词》，以大段文字写袁世凯之弄权窃国，有“礼自群僚绝，权教一相专；坐令成羽翼，不觉变寒暄”；“国论归操纵，军心任控抟”；“大内更筹转，中宵禅草颁”之语，写尽了袁世凯之运用权术胁迫寡妇孤儿让位逊国的手段。而对隆裕皇太后之死，则曾有“此去朝先帝，相将诉昊天；秋荼知苦味，精卫晓沉冤。……补天愁石破，逐日恨泉干”之语，对隆裕之衔恨以殁表现了极深切的哀感和同情⁽³¹⁾。而另外在《颐和园词》一诗中，静安先生也曾写过“宣室遗言犹在耳，山河盟誓期终始；寡妇孤儿要易欺，讴歌狱讼终何是”⁽³²⁾的话，同样表现了对袁世凯背恩窃国的悲慨及对于隆裕与宣统孤儿寡妇的同情。但可注意的乃是其口吻却绝非遗老孤臣的口吻，而只是一位仁者的悲愤而已。这些诗句，对于了解静安先生对清室之态度一点，乃是极为重要的。可是一般论及静安先生的文字中，却很少有提到这几首诗的。我想其缘故盖因为一则他们只看了这些诗题，如《颐和园词》、《隆裕皇太后挽歌词》，便认定这些作品必都是迂腐的遗老思想，而时代既已入民国，则提到这些作品，自不免不合时宜，所以乃对之避而不谈。再则他们对这些诗篇可能未曾深读，因之对于静安先生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仁者的襟怀与史家的笔法乃全然无所体认。其实静安先生在其致日本友人铃木虎雄的一封信中，便曾自己对其所作之《颐和园词》有所说明云：“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³³⁾在这封信中，静安先生直指清室之亡为“觉罗氏一姓之末路”，则其并非以遗老孤臣自命可知，何况他又谈到“全国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则他有以史笔为诗之理想亦可知。总之，在此一阶段静安先生对清朝王室之态度仍是相当疏远的。他之与清室建立起较接近之关系，实在乃是当他接受了逊帝溥仪的“诏命”入值南书房以后才开始的。而那时清朝既已灭亡，宣统又已逊位，静安先生何以竟接受了此一“诏命”，这实在乃是极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

静安先生之接受逊帝的“诏命”，乃是在他自日本返国之后的第七年。他自1916年返国后，即在犹太人哈同所创办之仓圣明智大学任教，并编辑《学术丛编》，其后又于1919年经罗振玉之介绍，为乌程蒋汝藻氏纂修《密韵楼藏书目录》，未几又由友人沈曾植邀聘担任《浙江省通志》分纂。这些工作环境，可以说都相当远离当时政治方面的纠纷。顾颉刚在其《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曾云：

静安先生归国之后，何以宁可在外国人所办的学校广仓学宭（按：即仓圣明智大学）……中任事，也只因里边的政治空气较为疏淡之故。⁽³⁴⁾

此话所说不为无见。因为静安先生确是一位不喜介入政治纠纷的人物，我们在前面对之已有说明。那么他又为什么竟然舍弃了“政治空气较为疏淡”的工作环境，而接受了逊帝溥仪的“诏命”，终于使自己介身于政治立场的纠纷之中呢？关于这其间的因素，我们一定要设身处地明白了静安先生之性格及当时环境之情势才能有所了解。第一点我们所应该注意到的乃是清朝逊位以后在中华民国中之地位。根据民国政府与清朝所订立之逊位条款，第一款即云：“大清皇帝逊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³⁵⁾是根据此一条款则逊帝溥仪之身份便已形同一位客居的外国君主，便原不该更有任何现实政治之纠纷。虽然此种超然之地位原属理想，而非事实所能许，可是静安先生却以其不计现实但重理想的性格，对此一条款竟认其为果然可信可行。这种想法，静安先生在其致北大某教授书中，曾经有明白之表示，云：

优待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必有遵守之义务。⁽³⁶⁾

这种一厢情愿之信以为逊清果然可以在民国中保有其超然之地位的想法，该是使静安先生接受了溥仪“诏命”的一个因素。再则从我们在前面所引的静安先生在日本所作诸诗篇之表现，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被胁迫欺弄的逊清的孤儿寡妇，也原有着一份同情。且当溥仪下“诏”静安先生入值南书房的时候，这一位逊帝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而已，何况逊帝乃是请静安先生去做师傅，而并非担任什么行政方面的工作。以这种职务之性质，加之以静安先生对这位幼主所原有的一份同情心理，可能是使他接受了此一“诏命”的又一因素。此外则静安先生之被召入值乃是受升允之推荐，而升允则为静安先生三十年故交罗振玉的好友，而且静安先生在上海时所往来论学的一些友人，如沈曾植、柯劭忞等也都是思想近于遗老的一流人物，何况静安先生又在革命前便已曾在清朝之学部任职，这种种早已形成之既有的关系，可能是使他接受了此一“诏命”的再一因素。否则，以静安先生之唯恐卷入政治派系之争的心理，如非已有此既成之关系，我们相信他纵使同情溥仪，也不会贸然接受他的“诏命”的。

静安先生既以此多种因素而接受了逊帝的入值南书房之命，此后在其感情上则形成了两种日益矛盾的情势。一方面是逊帝溥仪对静安先生的“恩眷”颇隆，据《王国维年谱》的记载，静安先生入值不满三月，逊帝即赏其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次年元月又赐紫禁城骑马，又命之检定景阳宫等处书籍及检定内府所藏古彝器。⁽³⁷⁾而且逊帝溥仪对静安先生的学识也确实赏识，据金梁所著《瓜圃丛刊叙录续编》云：“曩尝侍（溥仪）闻上谕曰：‘新旧论学不免多偏，能会其通者国维一人而已。’”⁽³⁸⁾就静安先生言，他自己虽然没有迂腐的功名荣利的思想，然而以他的感情之深挚，其感激恩遇之情则当是必然不免的，而这种感情遂使他与逊清之关系陷溺日深。可是另一方面则静安先生对于陷身于逊帝近侍的这件事却又极感痛苦，那便是因为他之接受此一“诏命”，原是抱着为已经亡国在民国成为客主的一位年轻的故君旧主去做师傅的极单纯的想法，全出于一份纯厚的仁者之情，既不为利禄功名，也丝毫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可是其他的逊帝的近侍之臣则不然了，他们或者为眼前的利禄，或者为日后的更大的野心，各怀私见，互相倾轧，陷身于这种个人私利及政治倾轧中乃成了静安先生最大的痛苦。所以当1924年11月溥仪为冯玉祥所逼迫而迁出故宫的时候，静安先生还曾追随左右不忍相离，其与日本狩野直喜书尚有“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³⁹⁾之言。可是当1925年春天溥仪被一些有野心的日本人及遗老们所操纵而迁往天津之时，静安先生则已决定不随往天津，接受了清华学校的聘任。是年3月2日与友人蒋汝藻书云：

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计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⁴⁰⁾

总之，静安先生确实乃是一位唯与书卷为亲，只知研究学问，极不愿卷入政治漩涡的狷介人物。这种个性可以由他平生的若干行径找到证明，如他当年在上海时，虽然与沈曾植因研究学问往来颇密⁽⁴¹⁾，而且在其所撰之《沈氏七十寿序》中，对沈氏之学术人品曾经推崇备至⁽⁴²⁾，可是当1917年沈氏参予逊帝溥仪复辟之计划时⁽⁴³⁾，静安先生对于此一计划却是决未与闻。又如当其三十年旧交罗振玉热衷于联络日本关东军及浪人团体，阴谋又一次复辟的时候，静安先生却接受了清华之聘，表示了“离此人海，计亦良得”的态度，而且对溥仪的称谓，也不过仅称之为“主人”而已。凡此种种，都可看出静安先生的态度与一般迂腐的逊清遗老，乃是有着显著之不同的。静安先生之一度接受了溥仪的“诏命”，如我们在前面之所分析，实在只是因为他一则以过于单纯的理想，误以为逊清果然可以在民国保持其超然之客主地位，再则以仁者之用心，对于无辜亡国的幼主颇有着一份同情之意。除此之外，对于外表的虚名忠义，既并非静安先生之所重，而政争恩怨，则他对之更是远之且唯恐不及。然而像静安先生的这种迥不同乎流俗的用心和志意，当然不是一般斤斤于利害之人所能了解。所以在静安先生与清室之关系的一点上，他的一份单纯的理想和情意，乃是既不得国民党之谅解，也同样并不为一些迂腐的逊清遗老们所了解。而静安先生之自沉，其绝非为清室殉节而死，这观之于他既不肯追随溥仪至天津，而更接受了清华的聘书，且以为“离此人海，计亦良得”的态度，是足可为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