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学批评，由南入北之颜之推

北朝文学，当推由南入北之王褒、庾信；北朝文学批评，也当推由南入北之颜之推。颜氏所著，有《颜氏家训》，其文学观念，全在《文章》一篇中。论其大旨，颇与刘勰《文心雕龙》所言为近。如论文章之起原云：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诵，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此与《文心雕龙·宗经》篇所云“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移、檄，则《春秋》为根”正相类似。其论文章之作用云：

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不可暂无（一本作“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风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

此又与《文心·原道》篇所云“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者相同。其论文章之要素云：

凡为文章犹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策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

这又与《文心·附会》篇所谓“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者相类。这些论调，都近于为杂文学张目。故其论文人之修养，乃以陷于轻薄为戒：

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资无操；王褒过章《童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良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弥衡诞傲致殒；杨修、丁虞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元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贻；谢元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尔。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入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此种意思，也从《文心雕龙·程器》一篇得来。《程器》篇中历举文士之疵，殆与此节相同；不过《程器》篇谓“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则犹是较为公允的论调耳。(www.xing528.com)

以其如此，所以颜氏的文学观，也多偏于折衷，而成为复古思想的萌芽。如云：

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尔！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尔！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这种两存的主张，实是此时风气转移中应有的论调。这种主张，在后世文体的改变上犹没有多大影响。因为他以为今之辞调也可保存的，所以充其量只成为典正的风格，⁽³⁾而不会变骈俪的体制。至于诗，则融合古之制裁与今之辞调，正是极适宜的改革方法。且看他所举较具体的例：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耳？”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琊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

这不是已开唐风了吗？南朝的刘勰以原道的主张而开唐代文坛的风气；北朝的颜之推以不废音律的缘故，而树唐代诗坛的先声：这都是值得注意的事。

————————————————————

(1) 北朝无关于文学批评之著作。《魏书·邢臧传》称其“撰古来文章并叙作者氏族号曰《文谱》，未就病卒”。亦非纯粹批评之著。

(2) 赵翼《廿二史札记》“后周诏诰用《尚书》体”条备举其例。

(3) 《文章》篇云：“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时撰《西府新文纪》，无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音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