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氏、鱼凫氏南迁之探究

蚕丛氏由三星堆古国撤离，与柏灌氏分道扬镳，柏灌氏向北而去，蚕丛氏则向南迁徙。他们最初向南，在距三星堆古国不远的成都青白江的弥牟镇附近集中。在整顿休息之后，他们继续向南迁徙。

古籍透露出蚕丛氏迁徙的一些情况。

《史记·三代世表》“正义”记载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雟等处。”这句话指明蚕丛氏的子孙到了云南的大理、姚安、楚雄和四川西昌一带。与此说法相印证的是《史记》中的另一段描述：汉代“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西汉都城为长安，距其五千里的西南处，正是越南的北部一带。那儿有自称为黄帝后世的蜀王，显然是指早先迁徙到云南滇西，继而又迁徙到越南一带的蚕丛氏王族，而不是指秦灭巴蜀时与秦对抗而亡命云南、交趾（今越南北方）的开明氏。

《史记》里记载蚕丛氏的迁徙，时间是“周衰”，实际上应该是“商衰”的误写。因为三星堆古国破灭的时候正好是商代殷墟时期，商王朝已经进入衰落阶段，蚕丛氏的向南迁徙正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到周衰时，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已经是开明氏取代杜宇氏，成为新的蜀国国君了。所以，蚕丛氏“商衰”之际的迁徙才是符合情理的。

蚕丛氏为什么要向云南方向迁徙呢？这要从三星堆文明与云南的关系谈起。

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海贝，经成都理工大学古生物学家鉴定，象牙属亚洲象，产于我国云南和印度；海贝大多为环纹货贝，少数为虎斑纹贝，主要产于中国南海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印度洋暖海区域。这两大类文物都不产自四川，它们要进入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必须要有相通的路径才行。

象牙无论是产自云南还是印度，在3000多年前，能够送达四川成都平原，说明当时云南与四川就有通道。四川和云南发现的出土海贝，都是一样的品种；两者都不靠海，距海更近的云南一定有通往南海与印度洋的通道，这通道或是水路或是陆路。这样，那些海贝才能到达云南和四川。

单就成都平原古蜀所需的象牙和海贝而言，云南是必经通道。因为从产地到需要之地，最近最经济的路途无论如何都要经过云南。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学家还发现，三星堆出土的3000多年前的海贝与云南所出乃至越南所出的海贝，其磨制加工的方法完全一样。这说明古代蜀人早在商代时期就已经能够将南亚的物资运到蜀地，同时也将自己所产的物资运输到南亚等地（陈显丹等《中国古代的重要交通枢纽：五尺道》）。

所以，蚕丛氏如果决定迁徙，一定会选择自己熟悉的通道——向南，这样轻车熟路。

蚕丛氏南迁，主要是沿着水路而行的，即沿着岷江及其支流迁徙。

清人李元《蜀水经》云：“沫水亦名铜江，在古为青衣水，蚕丛氏青衣劝农，子孙遂为青衣国。”这句话是说，蚕丛氏曾在青衣水流域居住，其“青衣劝农”，就是垦田务农，看来居住的时间还不短。

蚕丛氏到底是在青衣水流域的什么地方务农呢？

青衣水，即青衣江，又称沫水，是岷江支流大渡河的支流。青衣水主源为宝兴河，发源于邛崃山脉巴朗山与夹金山之间的蜀西营（海拔高度4930米），流经宝兴，在飞仙关处与天全河、荥经河汇合后，经雅安、洪雅、夹江于乐山草鞋渡处汇入大渡河。

清人朱锡谷注《蜀水考》时也提及蚕丛氏：“按《名胜志》青衣蜀中见者凡三，其一在汉嘉，大渡河所经，《汉书》公孙述所僭据，青衣人不宾是也。一在青神，以蚕丛氏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也。又其一即指苏东坡诗想见青衣江畔。”这段文字说得更为明白和准确，蚕丛氏在青神教民务农并被奉为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和《读史方舆纪要》等古籍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蚕丛氏务农，教当地人农事，肯定也是从事旱地粟米种植，因为这是他们的农业传统。

除了青神县，蚕丛氏还会在哪里停留居住呢？

现在看来，蚕丛氏务农，可能局限于青神及其附近，但活动的范围则要广泛得多。青衣江流域及大渡河流域都有蚕丛氏族人的分布。因为在大渡河的宽谷地带的汉源县和石棉县境内（瀑布沟库区），发现了十余个具有蜀文化因素的商代遗址。

在这样一个距离成都平原数百公里的比较封闭的宽谷地带，发现如此密集的商代晚期的遗址，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商代晚期，蚕丛氏已进入这个横断山脉边缘断裂地带。不过，这一带并非务农的较佳之地，蚕丛氏为何要进入并且在此长期居住呢？

一定是有其原因的。原因并不复杂——他们是为了寻求矿产资源而进入的。

汉源县和石棉县都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有铜矿、砂金矿以及玉、汉白玉、大理石等矿。

青衣江是大渡河的支流，为何又名铜江，显然与铜矿的运输有关。蚕丛氏铸造青铜器，制作玉石器和金器，都需要有材料来源。所以，他们要根据需要而选择迁入地，以获取这类资源。这与600年前他们在岷江上游的迁徙行动如出一辙。

据此，蚕丛氏南迁线路，已依稀可辨：

由青白江的弥牟开始，经双流—新津—彭山—眉山—青神，一路沿江畔迁徙，并在青衣江流域停留下来。他们在那里从事自己传统的生业——旱地粟米种植。

然后，其余人众又分为两路，一路翻越大相岭、二郎山，顺大渡河河谷穿越瀑布沟峡谷，在今雅安、汉源、石棉一带停留下来，探矿采矿；一路继续顺岷江南下，经乐山—犍为—宜宾—昭通—姚安—大姚—楚雄—祥云—大理迁徙。

后一路的蚕丛氏（包括鱼凫氏）的后裔，在迁徙途中就像树干分枝一样，不断有支系离开。部分人（主要是鱼凫氏）沿岷江迁到乐山附近，即雷（波）马（边）屏（山）一带，便停留下来。

到达云南的蚕丛氏又分为两路，一路由蚕丛氏首领带领，继续南下，一直向南，沿着古代云南与东南亚的通路迁徙，进入越南境内；另一路为蚕丛氏族余部（含鱼凫氏余部），到了大理附近的洱海。在那里，他们停止了迁徙，他们认为，已经寻求到了理想的栖身之地。

蚕丛氏在迁徙的过程中，限于环境多为山间小平地，通路多为山路或水路，只好分散为多股进行，加之迁徙的目标也不明确，随遇而安。迁徙的结果就是：昔日强大的力量被分散了。与一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居民一样，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古蜀人最后四分五裂，就连最强大的蚕丛氏也被分裂削弱了。他们失去了东山再起、重建强大国家的人力资本。(www.xing528.com)

迁徙到洱海附近的这部分蚕丛氏（包括部分鱼凫氏），在滇西生活了一段时间。此后，大约是在西周末东周初的时候，融合当地土著民，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滇西靡莫之属。

在有关滇西古代民族的记载里，“靡莫”这一确切的族名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早。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春秋时期滇西就有靡莫之属存在。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并不知道靡莫之属究竟来源于什么部族，当然更不知道，他们竟然会与蚕丛氏有关。

说蚕丛氏是滇西靡莫之属的主体，并非随意推测。这个结论自然是有一定的依据。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称之为靡莫，是与他们最初的迁徙集中地的地名弥牟有关。

“弥牟”读音与“靡莫”相仿，应是古音的细微差别。来自成都平原青白江的弥牟（今天的弥牟镇）一带的蚕丛氏告知他人，自己来自弥牟。当地人遂将他们称为“靡莫”。因为族群部落多，每个部落居住得又比较分散，不便一一区分，所以便被笼统地称为“靡莫之属”。

这种以迁徙出发地作为家族后人祖籍的情形，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比如明代前期，中原和江南因战乱而人口减少。明政府将没有土地或者人多地少的山西泽、潞、沁、汾和平阳等地的农民向中原和江南移民。出发之前，他们被官府统一集中于洪洞县大槐树村，然后分路移民。这些移民的后裔，都自称祖籍为洪洞县大槐树村。又比如清代的“湖广填四川”，许多外省籍移民被官府集中在湖北麻城孝感，然后由那里出发，移民到四川各地。而今天四川人大多说自己的祖先是湖北麻城孝感乡的。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统计人数远远超出麻城孝感当地实际移民人数。

其次，蚕丛氏迁徙的时间、到达滇西的时间与文献记载也能衔接上。蚕丛氏南迁到云南滇西姚安、大姚、楚雄、祥云、大理一带，有历史文献记载。据考古资料，其迁徙时间为商代晚期，这与三星堆古国国破的时间相衔接。在此之后，滇西洱海附近，即蚕丛氏住居之地，开始有“靡莫之属”的称呼出现。

云南出现青铜器的时间与蚕丛氏到达云南滇西之际相衔接。滇西地区开始出现青铜器，是在商代末期。滇西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青铜钺，是云南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在此之前，云南未有青铜器出现。青铜器出现在滇西，而青铜器出现的时间又是在商末，与蚕丛氏的迁徙时间正好能衔接。而这几件青铜器，又与成都平原出土的青铜器有文化上的关联（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

这些难道都是巧合？显然不是。

靡莫之属后来占据滇池一带，建立了著名的滇王国。这个滇王国，也是一个酋邦国家。蚕丛氏的后裔成为滇人的主体，是滇王国的领导阶层。

揭开这个秘密，我们才能明白，为何云南青铜器的发展是从滇西起始，中国最早的青铜铜鼓（春秋时期）也是从滇西向四周特别是东南方向传播的（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

同样，我们也才能明白滇王国为何会有如此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能够铸造出众多精美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上的祭祀、会盟、咒誓等场景都栩栩如生。其中有几种因素十分引人注目：用青铜铸造人物雕像和动物雕像，用杖表示权力和地位，青铜兵器中有大量无格式青铜剑和三角形援无胡戈。这几种因素完全不同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却与三星堆青铜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造型艺术也较接近。有考古学者认为滇王国的铜文化应来源于古蜀三星堆文化。

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样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正是来源于蚕丛氏。

伴随着蚕丛氏南迁的，还有部分鱼凫氏。

近千年与蚕丛氏、柏灌氏的共同生活，特别是宗教的熏染和教化，已经使得鱼凫氏相当多的族人对蚕丛氏产生了信任和依赖。他们之间犹如一对欢喜冤家，平时吵吵闹闹，关键时却离不开。

鱼凫王在放弃三星堆古国之后，在成都西边的金沙建立起都邑。然而同样受制于成都平原上的洪水泛滥，鱼凫王只能放弃金沙古城，来到成都平原的山前地带，所以古书有鱼凫王田于湔山，之后“忽得仙道”的记载。他死后，鱼凫氏余部流散，有些人留在成都平原的山前地带活动，如彭州、新繁、广汉、绵竹、安县等地；也有些人追随蚕丛氏，向南迁徙。

蚕丛氏与鱼凫氏，虽然各自族群的特性还在，但已相互渗透融入，成为古蜀人的一部分。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之中，由于鱼凫氏是附属于蚕丛氏行动，故常常会被混同，视为一族。所以，古籍之中常有蚕丛氏的行动记载，却无鱼凫氏的记载。

其实，古人早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云南滇西的这些靡莫之属（滇人的先民）来历非同寻常。所以，唐代时期，对滇西的地名和民族的看法已经露出民族识别的端倪。

滇西，唐代主要为姚州地。《旧唐书·地理志》云：“姚州，武德四年置……汉益州郡之云南县，古滇王国。”《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姚州名称之由来说：“以古滇王国国民多姓姚，因置姚州都督府。”这些姚姓滇人，应是与滇同姓的靡莫之属。唐代因这一带是姚姓滇人后裔居住区而专门设置姚州。

唐代姚州的居民，在唐大臣骆宾王看来，习俗比较奇特。他说姚州民“俗通盘瓠，声不辍于吠尧”（《兵部奏姚州道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

盘瓠是江汉地区苗蛮民族敬奉的祖神，至今有关传说众多。为何南迁而来的蚕丛氏后裔，即靡莫之属的后人唐代姚州居民也会信奉江汉的盘瓠呢？

我们知道，三星堆古国之中的柏灌氏是蚕丛氏的亲密盟友，归入夏人支系，但其源自江汉的苗蛮，是被夏人强制同化。他们信奉盘瓠的传统，肯定有所保留，在三星堆古国国破及川陕交界的古蜀国国破之后，他们变成氐人，这一传统自然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

因此，这一习俗给古代的史学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魏晋南北朝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记述了川、陕、甘交界处氐人的习俗：“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各有王侯。”

三星堆古国之中的蚕丛氏，长期与柏灌氏杂居，彼此习俗相互浸染，甚或有混血现象，因此有人信奉盘瓠的现象不难理解。这就与门巴族、珞巴族与藏族习俗相近的道理一样。

但更大的可能，“俗通盘瓠”，就是那些伴随着蚕丛氏南迁的鱼凫氏部族带来的文化现象。他们虽然也被称为靡莫之属，但他们是标准的苗蛮，是盘瓠的正宗之后。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信奉盘瓠的习俗流传。

现在，我们可以下个结论：蚕丛氏及部分鱼凫氏的南迁，给云南带去了青铜文明，同时又参与了滇西靡莫之属和滇人的形成，为后来的云南民族文化抹上了浓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