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迁的成果

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是顺应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趋势的重大工程。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一开始在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洛一带，这里曾经是人口居住最密集的政治中心或文明的发源地。后来关中一带的经济经过西周至汉代的开发，赶超河洛一带，成为新的经济重心所在。东汉末年一直到南宋时期，是南方经济逐渐赶超北方经济的时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段，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完成了南移。东南的江浙一带成为中国近世以来最为发达的地区。

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领域内的一次重大变动，其过程是伴随政治社会的重大变动逐步实现的。在一次次重大变动中，南北方社会在人口、环境等方面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主客观条件，促使中国古代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一次次的突飞猛进中奋起直追，终于在北宋时期赶上北方，南北方经济趋于平衡，从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富裕时代。南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再一次促成了南方经济的飞跃，南方经济实力强于北方的局面至此延续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对经济重心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社会变动，这几次政治社会变动带来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人口的南迁和南治北乱的社会环境，而这又直接影响了南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

汉末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分裂割据的开始，也是中国南方经济开始显露头角的时候。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北方相继发生了黄巾军起义、董卓之乱及军阀混战，由此带来的饥荒和瘟疫使北方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大幅度衰落。曹操的《蒿里》诗曾经用这样的名句真切描述了当时中原地区百业残破、民生维艰的情形：“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当时有的中原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南方。史书中出现了“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的记载；也就说，徐州一带的民众为了生存流落到扬州一带。沿长江流域的荆楚一带、江苏南部、江浙地区也成为北方人的避难所。驻在荆州的刘表因扶持农业、发展渔业、维护境内治安等措施，吸引了大批人前往。诸葛亮等“学士”千余人及人口十余万曾经逃往荆州。在这些南迁的人群中，有的身分高贵，有的身分低贱，有的文化高深，有的技术精湛，对当时长江流域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南方有的地方有了很大的进步，吴国曾经被描述为：“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www.xing528.com)

三国之后的西晋完成了短暂的南北统一，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又削弱了统治力量，被来自北方的匈奴灭亡，王室被迫南迁。这次因为有王室的带领，人口南迁的规模是庞大的，迁徙的距离也是长远的。迁徙地主要集中在淮北、四川、南阳、江南一带。这些南渡人口多为文化水平较高者，所谓“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洛阳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江东，中国之旧土，衣冠礼乐之归也”。可以想象，这批南迁的文化人才与技术人才将给南方的再次开发带来多大的动力。再加上东晋南朝时期政局的相对稳定，南方出现了如宋齐史臣所说的“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盈八方，丝锦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经济繁荣景象。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南朝都城建康成为仅次于北方长安、洛阳的商业城市。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二个统一繁盛时期。经过隋朝和唐前期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南北方在经济上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755～763）却又将这太平盛世打破，使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再一次遭受到挫折。这场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先后领导的战乱整整持续了八年。在这八年中，作为主要战场的中原一带再次成为受害地。同北方相比，南方虽也屡有战乱发生，但在饱受战争的北方人的心目当中，仍不失为安身立命的好去处。在战争的驱使下，他们纷纷向江淮、荆湘和蜀地逃命。据史书记载，到苏州避难的人口竟达到了“三编户之一”的程度；襄州、邓州一带的百姓，两京的衣冠之家逃向荆湘及其以南地区使“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位于南迁必经之地的鄂州，“居未二载，户口三倍”；向蜀中逃难的中原民众在唐王室的带动下，“山南、剑南，道路相望”。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距永嘉之乱后的又一次大规模长距离的南迁，对中国南北方人口比例的变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直接影响到了南北方经济的发展进程。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屡次更迭，战乱不断；而南方的九个割据政权却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政策，使南方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经历了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南北方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重心的南移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农业方面，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的耕地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主要得益于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这一时期全国兴修水利工程共80余处，其中南方就有70处，南方的江南一道就50处，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正是这样的水利工程促使江南稻田形式的多样化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显著进步。曲辕犁和水车的出现就是典型代表。在这基础之上，过去较为落后的湖南和江西发展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为古代产粮重心的南移加了重重的一码。

这一时期南方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猛，逐渐超过了北方。在手工业中，最为显著的是丝织业的发展。吴越一带的丝织业在产品质量和产量上均已取代了安史之乱前定州的地位，成为新的丝织中心，形成了“辇越而衣”的新局面。而宣城的红线毯、江陵的方纹绫、会稽的缭绫、巴蜀的锦绣、桂管的棉布都成为当时的名品，畅销各地。南方商业城市的发展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商业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扬州和益州取代了长安和洛阳这两个北方曾经最为繁盛的城市，成为分居全国一、二的经济交流中心；沿海一带的广州、明州、泉州则凭借对外贸易的优势地位发展成为著名的港口城市。在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这一时段是至为关键的。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但由于北方辽、金的先后兴起，对居于中原的北宋政权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公元1127年，北宋的最后两位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掠走，史称“靖康之耻”。这次中原兵败所引起的社会变动非常大，北宋王室被迫南迁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重建了宋王朝，史称南宋。远在北方的金兵继续南侵，中原人士大批南迁。南宋王朝为了招揽民众，也采取了一定的优待政策。双重作用下，出现了“衣冠人物，萃于东南”的局面。江南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而且成为人才的渊薮。真是“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在大量人才的推动下，江南的经济在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方面除了像福建莆田那样修筑木兰陂来灌溉农田外，农具也得到很大的改进，秧马就是一种在北宋年间创造的既省力又快捷的插秧农具。福建人民从越南南部引进的水稻新品种占城稻，在江南得到推广。经过当地人的培育更新，出现了更多新的品种。新品种的引进带来了粮食的高产量，从而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多种手工业都出现南重北轻的局面，矿冶业、丝织业、造船业、制瓷业等行业格外明显。就造船业来看，北方仅有汴京、相州等处，而南方的扬州、苏州、镇江、明州、杭州、福州、泉州、雷州等数地都设有造船场。尤其是福建造的远航海外的大船，不仅质量好，而且数量多，备受美誉，留下了“海舟以福建为上”的记载。就制瓷业来讲，江西的景德镇在北宋年间已经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除此之外，福建路的泉州、同安、南安、安溪等地也都有瓷窑，由这些瓷窑产的青瓷畅销海外，备受欢迎。南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据有的学者统计，北宋年间，南方的商税已经多于北方，反映了南方商业比北方繁荣。南宋时，全国最大的都会汴京在“靖康之耻”之后被临安（今浙江杭州）取代，苏州、扬州、鄂州、江陵、长沙、南昌、福州一批经济相当繁荣的城市也兴起来了，广州、泉州、明州依旧是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尤其要提到的是，泉州在南宋时期已经取得了全国最大贸易港口城市的地位。以宋室南渡为又一契机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终于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