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代会：七大历史贡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新党章。党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大会主席台上。
新华社稿

二是共产主义要不要讲的问题。毛泽东讲道：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

三是关于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的问题。毛泽东表示：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这个区别以前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改变，以后还可以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a

在讨论中，与会者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说明，并对《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作了很高的评价。

接着，毛泽东讲了关于联合政府的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情况是坏的，即要共产党交出军队而去做官。军队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官做不做呢，毛泽东说，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宣传工作。第二种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的，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在共产党有150万军队，1亿5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这样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会上，刘少奇对修改党章的情况作了说明。他说：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面肯定了严肃性，一方面允许了灵活性。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党章草案中曾提到，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一条，刘少奇说，他动摇了几回，“任何”二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但还是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会出一些乱子，但没有这一条，乱子会更多。在讨论中，对“任何”二字是否要写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过去就是吃了没有下级批评的亏，如果路线错误早有人说，至少好一点，写上“任何”二字，是整风经验的总结，实践起来，利多害少。毛泽东也表示，应该信任群众，绝大多数群众是为党好的。会议最后决定保留“任何”二字。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朱德将在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是由任弼时为召集人，有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等7人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其间历时一年，数易其稿，最后经毛泽东的精心修改而成。《决议》原准备提交七大讨论通过，后来征得准备参加七大的各代表团的同意，改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主要是为了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

《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结论。它充分肯定了八七会议的功绩，认为党的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提出了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错误，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决议》在评价毛泽东时这样说：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决议》阐明了党历史上所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认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对于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对这些同志要热情相待，团结共事。(www.xing528.com)

《决议》的通过，促进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巩固了党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

二、七大的主要历史贡献

1.选举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从1928年召开六大，至1945年召开七大，其间经过了17年时间。在这17年中，党不断发展壮大并走向成熟，从政治、思想、组织等各个方面为七大的召开作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

党中央对代表的资格要求和各地区代表的名额分配，都作了明确规定。1938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中共七大的决议》，规定各地参加大会代表的名额，依照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和各地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重要性来分配。

1939年6月、7月，中央书记处接连发出关于召开七大的第二号、第三号通知，其中，第二号通知对代表资格的要求作了明确规定：要慎重选择代表质量，政治上绝对可靠，党龄在1年以上，真正能代表该地组织、反映该地工作的各级干部，年龄一般在20岁以上。“选举或指定代表时，要加紧提高警惕性，精密地考查人选”。关于代表成分的分配，依照六届六中全会的要求，尽可能使工人占20%，妇女、青年占10%，并提出要注意代表的质量和当地党的具体情况，要郑重选择，不得滥竽充数。中央第三号通知要求，各地选举代表除应注意中央第二号通知之原则外，同时应注意选举当地有信仰的党与群众领袖。各地除照数选举正式代表外，并应选出1/3的候补代表（总数为150人）。遇到正式代表因工作不能出席时，候补代表可按次递补为正式代表，未得补为正式代表的候补代表亦可出席大会，但无表决权。中央决定，七大代表名额产生的主要原则是，按照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环境、交通等条件来决定。1939年，北方局、华中局、陕甘宁、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有正式党员20.2万、4.67万、5.6万、9万、1万名，要求选出的七大代表名额各为74、50、100、95和50名。

此后，各地开始了选举七大代表的工作。在选举时，各地按照1938年11月的决议来执行，除了某些因环境关系不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地区外，尽可能做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按照文件精神，各地选举代表，曾出现了民主选举和领导指定两种情况。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队，基本上采取了民主的方法选举代表。地方上，由各省或区代表大会选出代表；在部队，则由八路军、新四军师的党代表大会或支队党代表大会选出。

以中央直属机关的选举为例，中央直属机关的代表由中央直属机关直接选举产生。据七大代表回忆：“中央直属机关选举前，中央组织部分析研究了各单位的情况，考虑哪几个单位可能选出几名代表，再由这些单位去民主选举。能否选上，是正式的代表还是候补的代表，完全由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后来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是这样，严格按照选票的多少入选。七大的选举完全是民主的，选举人、被选举人互相都认识。”这种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的方法，充分体现了民主选举的精神。与此同时，其他地方党组织也先后召开党代会，选举七大代表。

因为党代会的代表，一般按党员的数量、比例和质量产生，那么在确认中央委员的代表资格时，往届中央委员如果全部由中央直属机关选为代表，就会导致代表比例过高。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就将六届中央委员分配到不同的区域，由各地推举产生，并确认其代表资格。1939年，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所应当选的区域，如八路军党员代表大会须选朱德、彭德怀、毛泽东、王稼祥为七大代表，冀晋豫区须选张闻天、杨尚昆，晋察冀边区须选陈云、关向应；南方局须选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吴玉章，中原局须选刘少奇、董必武；新四军须选项英、邓发，东南局须选陈绍禹（王明）、任弼时，山东须选康生，陕西省党员代表大会须选李富春，边区党员代表大会须选林伯渠、李维汉、张浩，等等。将中央委员分配到各选区，从而保证了党的中央委员参加七大。a

七大代表总数为752人，正式代表为545人，候补代表为207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代表的平均年龄为36.5岁，最大的69岁，最小的23岁。

2.大会议程

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

在预备会上，任弼时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召开。这固然是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在延期中，首先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有120万，党领导的军队100万，解放区人口近1亿。经过锻炼，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力量。其次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加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也是非常伟大的。”他还就七大代表的产生经过、七大议事日程和报告草案的起草情况一一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