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伟大自信力：纪念

纪念鲁迅先生

唐　弢

朋友们，把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尊敬，集中在一块吧！不论人们用着怎样的荣誉来表彰这位伟人，……但最美丽的，最神圣的坟墓，却在我们的心头。

——罗曼·罗兰《和高尔基告别》

高尔基在提到俄罗斯的灰色的大众的时候，他这样说：

他们里面有许多人做着十年以后人生会怎样愉快的美梦，但从没有人问一问自己，如果我们只是作梦，到底有谁来使人生愉快呢？

我也是一个善于作梦的人，许多年来，看惯了卑污、欺诈、威胁、残杀，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怎样丑恶的社会里，那结果，就不免常常有愤世的想头。然而我毕竟并非佛子，还不能“超凡入圣”，又不是庄生，也无法做到“唯无是非观”的境界，我分明的感到眼前这现实的丑恶，为了要暂时摆脱那苦闷，于是乎就作梦。

不过这梦却是做得比俄罗斯的灰色的大众还低能。我觉得：倘使要中国好起来，使她的人民有比较像样的生活可过，十年是决计不够的。所以我的梦常常拖到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一个悠长的时期里。这样好像就虚无起来了，但我仍旧相信：有一天，愉快的日子终会到来的。

至于到底是谁来使人生愉快呢？我却一向没有想到。直等读了鲁迅先生的文章，得到和先生通信的机会，以至面领先生的教诲以后，这才渐渐地把这种虚无的思想克服过去了。因为我在他那里领会到真挚的感情，和忠实于自己的希望的努力。到底有谁来使人生愉快的问题，不但就此想到，而且也立刻解决了。答案只有一个：从那时起，我也知道随时努力于自己的梦想的实现，不再一味去做了。

这以后，我的匕首和投枪，就有了目标。

我和鲁迅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自由谈》投稿以后了。从一九三三年的夏天起，我随时写些短文，投到那时候的《申报》《自由谈》去。文章是并不一律的，但大抵以抒情和记事为多数，起初似乎很太平，然而孽由自作，后来竟也写些感想，发点议论，由此闹出乱子来。因为那时候，鲁迅先生用笔名在《自由谈》上写稿，大家都知道了，但终于不知道他化的是什么名。我的名字，《自由谈》以外，是不常见的，因为写得并不多。于是那些所谓“看文章专用嗅觉”的文豪们，就疑神疑鬼，妄加猜测起来。他们在我的文章里嗅到一点异端气，却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在那时候的《青光》和《晨曦》上，大排叭儿阵，表面上是围剿我的，骨子里却暗暗地指着鲁迅先生，大有刀口两面磨之势。纠纷由我而起，想起来，常常不免于歉然。

但我并不认识鲁迅先生，只得由他去。

这时候，小报上可就热闹起来了，有的说我不是鲁迅，有的说我终于还是鲁迅，真是议论纷纷。为了避免使别人蒙不白之冤，我就用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笔名，但有人说：这也是鲁迅。直到如今，施蛰存先生还不肯相信天地间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这对于我，真有一点“和尚在此，我却何往”之感了。

但我其实并没有跑掉，可疑的倒是那些文豪们的嗅觉。

大概是因为《自由谈》不是同人刊物，投稿者缺少碰面的机会吧，到得第二年的年初，编辑先生愿意掏腰包，请大家叙一叙，约了几个人，除去两位太太之外，其余都是经常的写稿者了。坐下来，恰好满满的一桌。

那一天，我到得不算迟，但先我而去的，连主人已经有五个了，鲁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互通姓名以后，他笑着说：

“你做文章，我挨骂！”

接着就谈到叭儿们的阵容，怎样谈法呢，现在记不清楚了。但即使记得清，我想，也还是不说的好。这并非因为“叭儿今已化腾蛇”，应该省事，倒是为了记忆已经零落，长此掇拾，不免把思绪搅乱，我将只有沉痈，写不出文章了。

然而无论如何，鲁迅先生的简短有力的语言，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时时在我的耳边浮动，不易于忘却。早些时候的革命文学家，喜欢把他画成冷酷，今之隐士，又怪他多疑而易怒，好像一辈子不容易亲近。这其实是不确的。和鲁迅先生在一起，我从来不发生什么压迫之感，也没有惶悚的心情，正相反，向他不但可以请教学术上的问题，也不妨谈谈私事，我觉得：长者的教导和侪辈的热情，是汇集在他的一身的。

那次吃饭，虽然有几个是初碰面，但也有他的老朋友在座，所以他谈得很多。到了现在，这一桌里的人，有的提倡过幽默，到西洋去著书了；有的做过官，上东洋去讲学了；有的在翻译；有的在弄古书；有的并无争执，却默默地疏远起来；有的虽经论争，却仍在同一目标下努力。而最可哀痛的是：我们竟失去了大家一致敬爱着的鲁迅先生，回想起来，又岂仅一点感慨而已。

凡是接近过鲁迅先生的人，一定会神往于他的对工作的认真，和那种伟大的为人的精神的吧。他总是那样地积极的，“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抱了非常坚决的自信。他不但自信，而且也信着中国的大众。他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在这样坚强的自信力下，中国正在制造着自己的前途。

日本的报纸上，有好几次，登着鲁迅先生的谈话，一谈到中国的前途，他好像总是悲观的，这给了周作人先生很深的印象，到得现在，终于把鲁迅先生判定为“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了。据我看来，这一转，是莫须有的。鲁迅先生相信着自己，相信着中国的大众，那信念，永不动摇。只有对于另一群人，对于在这另一群人手里的中国的前途，他才是一个绝对的悲观论者。他看清楚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对“荒淫与无耻”抱悲观，是一种自信。

鲁迅先生的伟大，就建立在这种自信力的上面。他不爬上去帮凶，也不躺下来装死，不投降，不妥协，一支“金不换”扫荡了黑暗的一切。直到临死以前，还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战斗的提示。

至少，近十年来，他是一点也没有虚无主义的倾向的。

不过在文学上，周作人先生说他长于整理，却还不算是“立异”，“异”的是只提这一点。

鲁迅先生长于创作，有《呐喊》，《彷徨》等书为证，是事实；长于翻译，有《死魂灵》和他的对于翻译的意见为证，是事实；长于整理，有《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以及在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和尚未付印的《古小说钩沈》等书为证，也是事实。凡事实，虽有参差，却决非爱憎所能掩。

《古小说钩沈》尚未出版，我们看不见。且不提吧。即就已经出版的几种而论，有见解，有系统，有虚心的探求，十分谨严。他从来不肯把古书当烂膏药，像那些搬运家一样，在自己的文章里胡贴一阵。“夜读”既不乱“抄”，“风雨”尤忌瞎“谈”，他有的是锐利的眼光，认真的精神。

谁说他不长于整理！

然而鲁迅先生整理古书，却不曾被古书所整理。

有一次，他对我说：“弄古书，要没有道学气，以避免迂阔和拘泥；但也绝对不宜有才子气。”

过了一会，又微微地叹息着说：(www.xing528.com)

“要那样，即使求之今人，也是很难得的。”

对于他的话，我并没有深思。因为我正神往于他的谈话的姿势，那种严肃而又诚挚的态度。我想：倘使他有闲，又高兴谈，即使接连着谈几个通宵，也不会使人厌倦的。

“费点工夫，你可以整理出一部文网史来的吧？”

我吃了一惊。那双闪烁的眼睛注视着我，在等待着回答。我只得嗫嚅着说：“这，我的能力怕够不上！环境是一种阻碍，而且对于古书，我不过随便翻翻，从来不打算在这上面用大气力！”

“随便翻翻是可以的，但必须不随便乱写！”

他想着，把手里的烟头抛掉了，严肃地说：“是的，还是多看一点外国书，对于你，这是更为有益的！”

叫我多看一点外国书，也并非不经思索的敷衍。

前年秋天，我在有一封写给他的信里，说自己很愿意学学日文。借此可以多看一点书，并作翻译时候的参照，请他给我介绍几本日文的学习书。回信来了，他劝我划出三四年功夫来，先学日文，其间也带学一点俄文，并且不要间断。他又告诉我日本翻译界的情形，和学习日文所必须知道的几点，那时候，他正生着病在发热。

过了几天，内山书店关于日文书籍的目录寄来了，书名上面加着箭头的，是书店老板的推荐，他就在所推荐的书里挑了五本，我当时因为一次买不起，就自己选买了两本。但后来读的，却并不就是这两本。

而且一共也只读了两个月书。

两个月后，我的学日文计划失败了，其中的缘故很多，一时说不清。但鲁迅先生仍旧给我鼓励，劝我自修。不要间断。我又终于间断了，而且还索性完全放弃它。所以放弃的缘故也很多，一时说不清。但我得承认一句，艰难犹如钢铁，只有奋斗的火力可以熔化它。然而我没有，我因此更其想念鲁迅先生了。

这以后，有许多日子不曾碰到他。也没有通信。

直到今年春天，因为往江湾路去找一个朋友，回来的时候，才又在一个地方碰到他。他的脸色很憔悴，有咳嗽，但说话还是那么地有风趣，使人失笑，又促人深思。

我们坐下来，谈着闲天，自然，这闲天总离不了文坛。正如某先生所说，鲁迅先生在私谈里，也常用有趣的比喻，来臧否人物的，但即使是否吧，他也总留着余地，寄托着希望。说他对同一阵营里的人会“格杀勿论”，是诬陷。被鲁迅先生“格杀勿论”的，必须是无可救药的昏蛋。

“叫他屈服，要不然，就消灭他！”

当我问起他的健康的时候，他叹息着说：

“我想做的事情多得很，但现在，也要为体力所限了。”

沉默了片刻，他问我道：

“你前回说的那一段事，有没有把它写成文章的意思？”

“有是有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写。”我说着，又反问，“你以为很可以写下来么？”

“可以写。但其实也平常，在中国，这一类事情太多了。”

他的脸色有点凄苦，像是在回忆。

“写了出来，是讽刺。也就因此，××老爷要把我的名字从中国驱除。但是，这却是一件颇为费力的工作。”

说到末一句，他笑了。

这半年来，我因为囿于人事，没有去访问过鲁迅先生，对于他的病，也只能写几封信去问候。今年六月三日，是他病势转剧的时候，他在来信里说：“我病加重，连字也不会写了，但也许就会好起来。”

是的，谁不希望他好起来呢？

而他也终于好起来了。不料噩耗就跟在这“好起来”的后面。他终于度不过一九三六——这可诅咒的一年！大战正待爆发，而我们已经失去了两个最正直的，最爱和平的巨人。

这悲痛是世界的！

十年以前，鲁迅先生反封建，反道学，反开倒车，进攻改良主义，进攻一切旧堡垒；十年以来，鲁迅先生反帝，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扫荡了帮闲艺术家，民族主义文学家，给新文学开辟了一条阔大的道路，替中国语文作了一次基本的改革，同时，也为民族革命战争留下有益的提示，抚育了坚强的实力。他才真是新中国的奠基者。

对于他的死，大众的损失，远过于个人的哀痛了。

然而鲁迅先生的精神是不会消失的。死亡的对于战士，是空漠，但对于活着的同伴，却是一种激励。从此以后，爱先生的人，将会更爱先生之所爱，而更恶先生之所恶的吧。后死者的肩上，重起来了。

（1936年11月15日上海《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