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奋行：王安石改革与法度思想

二、慷慨奋行锐意革新

经历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生活，使王安石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约在嘉祐四年（1059）夏，他写成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表达了自己慷慨奋行、矫正世风改变世俗的志向。

《言事书》对北宋王朝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及形成的原因有精辟的分析：“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诅诅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其根本原因是“不知法度”。法度在王安石的文章中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令，王安石主张在“法先王之意”的口号下，进行变法革新，而“法先王之意”，并非是提倡复古，而是为了减少变革的阻力，使变革不至于“倾劾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

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是王安石在《言事书》中特别强调的，他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徙法不能以自行。”王安石认为宋王朝史制败坏，做官的人中没有多少有作为的人才，而缺少才能、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如牛毛，他提出培养和造就人才。

须从“教之、养之、任之”几个方面下手，而且要“有其道”。在《言事书》中，吏治与人才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

理财的问题在王安石的《言事书》中也提到，虽然篇幅不多，但其立场是很鲜明的：“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忠在治财无其道耳。”

然而，王安石这篇重要的万言上书，并没有得到仁宗的重视。王安石改革的想法并没能得到实施，但《言事书》无疑是王安石日后变法的思想纲领时集中体现，是他的理论基础，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两年后仁宗去世。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此时王安石也因母亲去世，回到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庸碌无为，在位四年就因病去世。治平四年（1067）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回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www.xing528.com)

宋神宗与仁宗和英宗不同，他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年轻君主，即位后，有一股改革弊政的强烈愿望，他想效法唐太宗，使宋朝也成为太平盛世，他也想寻求一个像魏征那样的宰相，辅佐他成功立业周此，登基以后他不断向大臣征询改革意见。

王安石回开封后，神宗即召入，开头就问，治理国首先先要以什么为先。王安石回答说：“首先应该选择治理的方法。”神宗又问：“唐太宗怎样？”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宋神宗最后说，你要全心全意辅佐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来完成这个事业。

又有一日朝席完毕，神宗留下王安石再一次议论政事，神宗认为，唐太宗须得魏征，刘备须得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这两个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谈能为尧、舜，则必有皋、菱、稷；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他认为，天下有学识的人才不算不多，而帝王常忧患无人辅佐自己治理天下，是由于“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因而虽有贤明的人，也呼‘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神宗说：“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五四凶，”王安石对答说：“唯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届，则皋、菱、稷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不久，神宗又问王安石，自宋朝开国以来，百年无大变，天下太平是什么原因。王安石为全面回答这一问题，退朝后，写了奏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奏神宗。

在《札子》中，王安石认为天下并非太平无事，剖析了特别是仁宗统治时期在用人、理财、治军各个方面的弊端，“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劳，而未尝中敕训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宫，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表达了锐意进行改革的决心与愿望。

改革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北宋积贫积弱的形势使要求改革的人越来越多，呼声也越来越高，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建立“设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亲自负责。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负责名例司日常事务，一场变法革新的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以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副相晋升为宰相，这是变法运动趋向高潮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