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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内贸: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与实证支持

时间:2023-05-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部分基于面板数据就中欧服务业整体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旨在探寻影响中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促进中欧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实证支持。当两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时,我们认为其产业内贸易水平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而,在考虑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时不应忽视人力资本对产业内贸易的促进作用。

服务业内贸: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与实证支持

前文对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尽管产业内贸易水平在行业间存在差异,但从整体来看中欧服务业呈现较为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征。本部分基于面板数据就中欧服务业整体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旨在探寻影响中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促进中欧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部分以欧盟15个成员国2002—2008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建立国别与时间序列两个维度的面板数据,对中国与欧盟之间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产业内贸易又称双向贸易和贸易重叠,本部分以中国与欧盟国家服务业进出口总额与进出口差额之间的差值,即服务贸易总额减去服务贸易非重叠部分的贸易额,来反映中欧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的规模。被解释变量记作IITit,单位为百万美元,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

考虑到服务贸易的特殊性和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书选取国家规模、人均收入差异、货物贸易密集度、服务开放程度差异、人力资本投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

1.国家规模

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具有重要影响,市场规模的扩大,一方面为生产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加强差别化产品的生产奠定了基础。对于国家规模这一解释变量,本书选用中国和15个欧盟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算数平均值:

SIZEit=(GDPct+GDPeit)/2 (i=1,2,…,15;t=1,2,…,7)

其中,GDPct和GDPeit代表中国和欧盟i国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为10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文件。

2.人均收入差异

两国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与产业内贸易相关。有研究显示,两国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越小,则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区分产业内贸易类型,则可以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程度负相关,而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程度正相关。本书采用Balassa-Bauwens相对差异指数公式来衡量中国与欧盟i国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程度:

其中,ωit=AGDPct/(AGDPct+AGDPeit),AGDPct和AGDPeit分别为中国和欧盟i国第t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为美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文件。

3.货物贸易密集度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系密切,货物贸易的发展可以促进运输、保险金融、信息等服务贸易的发展。因而,我们认为两国货物贸易的密集度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本部分采用中国自欧盟国家进出口货物总额占中国自世界进出口货物总额的比重来计算货物贸易的密集度:

DENit=CTRADEceit/CTRADEcwt (i=1,2,…,15;t=1,2,…,7)

其中,CTRADEceit和CTRADEcwt分别为中国与欧盟i国之间及中国与世界第t年的货物贸易总额,单位为万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的中国与欧洲国家贸易统计表

4.服务开放程度差异

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低,则该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就较越少,而一个经济对外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其对外贸易活动相对较多。当两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时,我们认为其产业内贸易水平也会受到严重影响。预期服务开放程度与产业内贸易负相关。本书采用服务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用来衡量一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中国与欧盟国家之间的服务开放程度差异SODit为:

SODit=SOeit-SOct(i=1,2,…,15;t=1,2,…,7)

其中,SOct和SOeit分别为中国和欧盟i国第t年服务开放程度。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统计年鉴》及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文件。

5.人力资本投入

对于服务业来说,人在其行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费者和生产者同时影响着服务产品的产出和效用。因而,在考虑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时不应忽视人力资本对产业内贸易的促进作用。本书采用服务业就业人员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该国服务行业人力资本投入,记作HRit。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数据库。(www.xing528.com)

6.对外直接投资

Balassa(1986)、Krugman(1979)等学者就FDI对产业内贸易的推动作用进行过研究,但集中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对FDI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尚不明确。此外,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国际贸易产生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FDI对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并不确定。本部分选用2002—2008年我国实际利用欧盟15国的直接投资额就FDI这一解释变量的影响加以分析,记作FDIit,单位为百万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投资指南网。

(二)模型构建与计量检验

根据以上选定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构建中国与欧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IITit为产业内贸易规模,SIZEit为国家规模,INCDit为人均收入差异,DENit为货物贸易密集度,SODit为服务开放程度差异,HRit为人力资本投入,FDIit为对外直接投资。

本部分使用中国与欧盟15国2002—200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面板数据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估计,得到的结果详见表10.7。

表10.7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表中省略常数项。

对上述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得到Prob>chi2=0.432。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认为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B-P检验结果显示Prob>chi2=0.000,表明存在随机效应。采用B-P检验得到的结论与Hausman检验的结果相符,因而我们对最终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从表10.7得到的结果来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的样本总体R2优于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表现出更高的拟合优度。随机效应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选取的6个解释变量中,国家规模和人均收入差异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服务开放程度差异和人力资本投入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显示出其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规模的相关性。而货物贸易密集度和对外直接投资变量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因此认为这两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我们对模型方程做出调整:

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详见表10.8。

表10.8 调整后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表中省略常数项。

对上述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得到Prob>chi2=0.609,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选择随机效应模型。B-P检验结果显示Prob>chi2=0.000,进一步确认存在随机效应,与Hausman检验结果一致。因此,我们认为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

在调整后方程的随机效应回归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均通过t检验,其中服务开放度差异变量显著性明显提高。国家规模、人均收入差异、服务开放程度差异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人力资本投入在5%水平上显著,除服务开放程度差异变量与产业内贸易负相关之外,其他3个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

从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国家规模、人均收入差异、人力资本投入与被解释变量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正相关,服务开放程度差异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负相关。国家规模与产业内贸易规模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相符。结果表明,国家规模增加,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就会随之增加。一方面,服务贸易需求随着中国与欧盟经济水平的提升而扩大;另一方面,受规模经济影响,服务产品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服务供给能力增强,从而促使中欧贸易往来更为频繁,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规模扩大。人均收入差异和中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与欧盟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偏低,同时服务产品附加值与技术含量也低于拥有较高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欧盟,因此我们认为中欧服务业垂直产业内贸易占据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地位这一情况可能是导致实证结果呈现正相关的原因。服务开放程度差异为负,与预期相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欧盟服务部门开放程度的差异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负相关。开放程度差距越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越低。中国服务业开放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服务行业人力资本投入。这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表明人力资本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规模具有较强促进作用,充分体现了人力资本对服务行业的重要性。

货物贸易密度和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不存在相关关系。因而,我们认为货物贸易并未有效促进中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通常来说,货物贸易对部分服务行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但并非所有服务贸易都依赖于货物商品的交换。法律、咨询、文化、娱乐等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受货物贸易的影响。因而,尽管货物贸易密集度这一变量可能对运输、保险等行业的产业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欧服务业整体的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并未显现。通常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存在溢出效应,但欧盟各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发挥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差距、制度环境差异等,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不一定是正向的,也可能存在挤出或替代效应等不利影响。此外,尽管欧盟各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是其在中国跨国投资行为的一种体现,但跨国投资涉及领域较为广泛,并不仅限于服务行业,这一变量难以真实反映服务型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综合考虑以上几点,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变量未通过检验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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