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看供求匹配

那么，既然如此，萨伊定律所要说的又是什么呢？或者，在那些援引萨伊定律所进行的讨论中，究竟是在讨论什么呢？这就需要来到动态的、真实的从而算法的语境之中。

首先，当人们发出“产品能否销售出去”的疑惑时，显然是在说，产品能否按照其在生产时所预期（注意，“意识”现在作为独立变量进来了）的售价以及所预期的“速度”销售出去？——售价高于预期，或者速度快于预期，对于企业来说，当然更好。其次，本企业销售产成品将会产生的利润当然不能用于购买本企业待售的产成品，因为产成品在销售出去之前利润尚未形成（除非产成品是自产自用的）；购买产成品的那部分收入只能来自其他主体（注意，人际异质性和异步性进来了），包括来自本企业先前的垫付所形成的供应商的收入，或者来自任何其他人在该产成品上市之前业已获得的收入。由于后者包括了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换言之，这等于是在说，可以来自任何人的货币财产。显然，这里所提出的不仅是“经济行为者当期的不同行为之间是否相互匹配”的问题（这是传统的理解），而且是一个动态问题；它涉及不同时期的经济活动及其后果是否相互匹配一致。

人们从前期经济活动中挣得的所有收入以及形成的所有资产，只要是货币性的，都可以用于当期的消费与投资支出；另一方面，最近新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加上所有物质性的以及任何非货币的财富，都可以拿来作为市场交易的供给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供给与需求，都是一种意向，它们都是当事人脑子里的某种相对独立的存在物，我们所讨论的乃是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同“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并且，它们都是具有时间维度的，也即，当一个人谈论供给或需求的时候，他总是指在某个时刻或某个时期的供给或需求；即使这个时刻或时期不够明确，也不会没有这个维度。它们都属于与行为有关的流量范畴，并且是在存量林立的背景下生成的。

需求与供给在市场上相遇，二者究竟能否完全匹配，这时难免成为一个问题。分析仍然从当期产品开始。在某一特定的短时期内所生产的所有产品以及所形成的全部收入之间是否恰好存在着某种完美的匹配关系呢？也就是说，在该期内所有赚取收入的人是否能够恰好按照各自所愿相互购买对方的产品呢？就好像一台机器被拆分成了众多的零件，每人分到了一块，现在这些零件则重新聚拢起来，能否恢复这台机器的原貌呢？这首先是一个通信与商谈的问题。由于当事人事先并未经过全面的、充分的商议，所以，依照常理来说，这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目标。

前文已指出，在一个静态的、循环运转的社会中，人们只要依照惯例行事，则大致上可以实现这一点。然而，世界与人的意向都是变动的。变动的原因在于新事物、新信息以及新知识的涌现。从另一方面来说，则在于人的知识与预见性的缺乏。这两种说法是等价的。我们通常喜欢谈论“新信息”，而算法原理实则是“新信息”这种说法的真正的庇护者；只有在算法框架之下，才可以有根据地、顺理成章地谈论新信息。总之，任何新事态的出现，都可能导致对原有计划或期待的违背，发生不匹配和不协调的情况。例如，某个全局性的重大的消极事件，导致人们一下子变得谨慎，已经赚取在手的收入，当然就会慢点儿花出去；而那些已经完工的产品却已经投放市场了。这就造成了供给的过剩。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经历了某种高速的增长之后，人们的富裕程度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普遍感到满足，既不热衷于消费，也不热衷于投资，需求的增长就会减慢，但商家并不能精确地判断具体需求发生转折的那个时点，也就有可能发生过剩（这正是中国企业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过剩并不意味着那些持币者打算放弃他们对货物的要求权了，而是要把这种权利保留下来，延后行使。有需求增长的减慢，也就会有需求增长的加快；有对货物要求权的储蓄，也就会有要求权的兑现。于是，到了某个时刻，需求的暴涨和经济的过热就可能发生。所以，无论“商品过剩”还是“商品短缺”，都是与时间有关的概念，它们一定要在动态的条件下来讨论；离开了时间因素，这些说法就是费解的。(www.xing528.com)

我们来看看经济体是怎样克服由此引发的问题的。考虑一种消费计划的变动。在本月，出于某种不必尽述的原因，甲突然改变了惯常的消费计划；他不再讲求美食，而转向了旅游。由于出乎预料，这将导致食品市场轻微的过剩，以及旅游服务轻微的紧俏。但是，一般来说，这不会是个案。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人们经常改变主意，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很可能存在消费者乙，他也改变了消费计划，他不再进行旅游，却增加了食物开支；或者，还存在消费者丙，他增加了食物开支，缩减了衣物上的支出；同时又有消费者丁，缩减了旅游支出，而购置了交通工具，等等。由于人口众多，可以想见的是，大部分消费计划的改变都相互对冲掉了。

对冲也许不是完全的，于是发生了过剩。由于过剩是对冲后的余额，可以推测，相对于市场上的总量而言，它在数量上一般是很小的，也许要低一个数量级。假设这是某个区域性市场中的状况。对于供货商而言，他至少面临着两个选择。由于过剩只不过意味着货物未能“按期”销售出去，第一种选择是，延长叫卖时间，在本地市场中继续坐等买主。第二种选择则是把货物转往外地销售。通常，货物早晚总是会销售出去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哪种方法最佳，但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由于地理上的阻隔，该货物不必非得转往外地，去跟其他地区的市场做对冲；也就是说，当期的供给不一定要与当期的需求匹配，它可以与后期的需求相匹配（只要我们放弃新古典式的“货物必须按期销售”的严格要求）。例如，如果三亚市水产品市场上的海鲜过剩了，它一般会就地谋求降价处理，而不会再转往哈尔滨销售。假如该市的家具商生产了过剩的家具，多半也是就地处理。当期过剩的货物面临着降价的压力，但最终的售价未必一定会降低，因为，下一期的市场可能会发生短缺。在微观层面上，可以近似地认为，轻微的短缺与过剩都是频繁发生的，具有一定的随机性，甚至非人力可以完全控制。同理，当期的某些供给与需求，很可能也是在匹配前期结余下来的供求。我们可以把前期、本期和后期的市场想象成一张统一的大网，在其中，供给与需求任意地、交叉地、既横向又纵向地进行相互匹配。如果“一般均衡”是这样来实现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当期全部的供给与需求一定不完全是在其内部、在彼此之间相互匹配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点并不是必需的——而这一点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追求的。

看似盲目的相互对冲，实际上是当事人基于自己的能力与知识有意识地进行最大限度努力的结果。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取得了成功，相应的行为模式便进入了当事人的记忆，成为其知识存量的一部分。知识因此便发展了，当事人今后将遵照发展了的新知识行事。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注意力的局限性，他可能并不了解他取得成功的宏观的和社会的原因，不了解“社会性”所给予他的帮助。例如，一个老板建了一家较大的工厂，生产了较多的产品。这些产品之所以都如期销售了出去，可能是因为另一地区生产相同产品的工厂的规模当初设计得偏小了；那个工厂的规模如果设计得较大，他便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一国出现了几个精明强干的人，为该国建立了发达的有线电话系统，这个系统的存在会妨碍移动电话的普及；而在另一个国家，由于固定电话公司管理层的能力比较平庸，因而固定电话系统在该国不够发达，这就为移动电话在该国的流行制造了条件，最终导致后者的人均手机拥有量超过了前者。在这样的事例中，两国的其他资源禀赋与经济条件都可以大体相似。这就是说，产业的格局、从而一般均衡的样式绝不是唯一的；宏观地看，它带有很多偶然性。特别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当我们把这个理论讲给要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行动的人们去听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均衡的格局是唯一的，因为任何听者都可以随时改变他们的想法和意志。而当他们观察现实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先把自己的意志（至少部分地）放在一边。这就好比一张纸，要把它剪成两半儿，实际上可以有无数种方案来分割它；在每种方案之下所剪成的两个一半儿，都可能会重新拼成一张纸。

这些道理都是相当简单的。对于其中的某些部分，在前辈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论述；但是，只有在算法框架下，我们才能把它讲得最为透彻。由于算法的论述只是把算法理论注入真实世界的产物，论述不需要在高度抽象的环境中进行，我们只是推测真实当事人在具体情境中依照常理可能会有的想法与行为，所以，它也就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