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式的经济政策思路：从危机管理到常规治理

4.警惕货币刺激的结构性后果，更加审慎而明智地使用货币工具。

作为前条准则的一个具体化运用，本小节再来专门讨论一下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性越来越强的领域，这一点就如同金融业本身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一样。然而，货币与金融体系变复杂了，并不必然意味着它就已经变得很好了。如今的货币政策固然比它的早期阶段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体系仍然问题多多，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笔者看来，就是货币理论仍然徘徊在狭隘的“中性”与“非中性”的争议之间，而未能建立在一个妥当的基础之上。

“货币在短期内非中性，而在长期内中性”的观点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结构经济学”。“短期内的非中性”意味着货币被视作一种结构性的工具，它用一种结构来对付另一种结构。货币不像雨水一样落到每一寸土地上，平等地提供给每一项交易；这就是一种结构性。若非如此，货币反而就是无用的（它的反面就是币值的改变）。它更进一步意味着，货币政策在利用人们的知识的固定性、即知识就像物质那样不容易改变的特点。这些效应都是算法式的。可是，货币理论家们始终不能忘记货币数量论，他们无法抗拒货币数量论的“真理”性质，于是，他们就做出了妥协，给他们的理论加上了“长期内中性”这样一个“尾巴”。这个“尾巴”是有一些道理的，但在具体执行中，它起了这样一个暗示的作用，即它告诉政策的掌控者们，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效应是持续减弱的，它的极限是零，而这个极限就位于货币注入之后的不远处。它更进一步暗示：假如在增量货币注入之后的某个时间点上，不再能够观察到物价总水平的运动或者其他期待中的现象，那就表明这个“极限”到来了，前次的货币动作已经“结清”了——于是，也就可以考虑新一轮的刺激措施了。这就是说，这个通行的“共识”把经济体的运动理解得颇为简单化和理想化，而这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结果是：它大大地鼓励了中央银行胆大妄为，任性行事。

如同在7.2.9 节所论及的，我们不能够简单地认为增量货币注入的“最终后果”仅仅是数量性的。普及运用算法理论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揭示“有限理性”在各种具体场合中的具体表现，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主客观世界所广泛存在的不规则性。增量货币注入的后果不限于数量；注入的批次、顺序与方式不同，效果也不同；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都可能是结构性的，其时间排列也不一定是单调的，等等，都是这种不规则性的表现。在此我们不可能仅仅基于基础理论就简单地推断并一一详述这些表现，但原则上它们的存在是可以期待的。次贷危机的爆发恰恰展示了这种不规则性。这种“结构性危机”（其实，可能很少有危机不是结构性的）的特点是，它在萌芽时期是相当隐蔽的；当数量因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它就突然爆发。即使在爆发的初期，人们仍然将信将疑，因为事实上的确有大量的结构性崩溃都未能转化为全局性的危机，结构性崩溃其实是常见的现象。诸多危险的崩溃叠加在一起，市场承受住了，最终渐趋风平浪静了；然而，某个不太显眼的崩溃却变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改变了整个市场的走向。结构性分析与预测的困难性往往就在于此。某次货币注入的后果逐渐消失了；多次注入的后果叠加以后，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未曾预料到的后果；这种效应在原则上必须进入经济学家们的考虑之中（如此复杂精细的分析如何完成呢？诸如计算机模拟之类的工具显然是必要的）。具体到次贷危机中，多年连续的积极的货币刺激终于导致了银行信贷政策的极度松弛，加上杠杆化程度的反复加深，当房价走势出现逆转之后，危机爆发了。另一种可以设想的情形是，持续积极的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行为者逐渐改变行为方式，最终引起某些预料不到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会再引起其他事件。由此即可推知，货币刺激的结构性效果可能是间歇性的，是一轮又一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还会有累积和强化的趋势。

倘若政策制订者们能够一般性地认识到这些效应，并且认识到这些结构性效应有可能很重大，那么，格林斯潘式的“不通涨就刺激”的模式还会继续实行下去吗？货币政策又当如何进行调整呢？当然，由于价格统计数据中通常不包含商品质量改善的因素，常规性的政策如果简单地以零通货膨胀率为目标，则并不完全妥当；因而，轻度的常规通货膨胀率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鉴于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常规的、持续的增量货币供应也是必要的，因而有关的货币操作难免要成为各国央行的日常作业，其具体操作方法也难免要随着整个金融体系的演进而不断演进。但是，现有的货币政策是“站在现在看未来”，局限于这种视野来研究和设计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离开了长远的视野，货币政策的设计就会失去它应有的依托，就会变得空洞而迷茫。(www.xing528.com)

这个“长远的视野”就是经济体单向发展的、“大爆炸”式的远景。如同其他一切经济社会政策一样，货币政策也要站在这个大格局之下来进行再设计。要首先考虑长远的发展与变动，要提出政策的大框架，然后才会知道每年、每季、每月、每天应当怎么做。这就是说，要换个立足点，不仅要“站在现在看未来”，还要“站在未来看现在”。只有这样，才可能提出比较妥当的政策。凯恩斯的匆匆忙忙的框架是不健全的，是个“半拉子工程”。仅仅凭借这个框架，怎么可能制订出健全的政策呢？

对于这个新的政策体系的各个细节，我们还难以在此作详细的设计，但是，可以提出以下几个要点：提高对短期经济波动的容忍度，把重点放在防止中长期的大波动，尤其是防止中大型危机的发生上；降低非常规货币操作的频率；控制货币政策复杂性的程度，使之便于操作和监管；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及其制订程序的民主性；推行某种形式的比例管理，防止中央银行在整个经济体中的影响力过大，等等。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人们越来越发现，货币政策是一种“成本低、见效快”的调控工具。这就好比生病后打针吃西药，可以迅速控制住病情。货币政策在危机治理中的重大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基于危机治理的货币政策，持续地向常规管理进行蔓延。货币管理者们提供着积极而周到的服务，致使整个经济体越来越依赖于货币。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这是不明智的，甚至是有害的和危险的。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单一的机构，货币管理当局不可能不犯错误。错误可大可小。操作中的错误加上货币理论本身的缺陷，有朝一日说不定就会酿成重大的过失，发生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2]

孟德斯鸠曾经写下如下睿智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独裁者会扩张领土，直到在战争中被打回原地。企业会扩张业务，直到有一天破产和被分拆。现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官员们正在全球范围内挥洒权力。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各自正在犯着不同类型的错误。美联储的传统是激进主义的，他们使用过多的货币来造成危机，如今又在使用更多的货币来治理危机。美国经济目前似乎恢复得不错，不过，最终结局究竟如何，还要看下一步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得如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德国所主导的欧洲央行却似乎过于保守了。在经过多年的危机治理之后，经济形势迟迟不见好转，他们被迫迟至2015 年初（单纯以时间点来计算，比美国晚了6 年有余）才终于推出了量化宽松措施。这项被动的决策表明，欧洲的货币管理者们只是一味地固守其长期坚持的诸项货币政策原则，却不顾国际经济在现时代所展现出来的大趋势。这种“大趋势”是什么呢？这就是：在长期和平并维持了基本公正性的国际政治秩序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突飞猛进，并对诸发达经济体造成了严重的正面冲击；发达经济体的原有结构已经日销月铄，变得脆弱不堪；技术进步势头的减弱也进一步削弱了发达经济体维持自身优势的能力。在这种重大的不利形势面前，骄傲而保守的欧洲人不是顺应潮流，积极应变，而是企图“以不变应万变”，继续固守他们原有的生产、生活和管理方式。保守的货币政策则是这种心态的一种反映。我们在4.3 节赞扬过的常态化的德国式经济政策原则显然需要与这种阶段性的形势相协调。根据“确保流量”这个宗旨，国际经济的长期趋势显然需要欧洲国家减少规制，提高经济体的灵活性，同时配合实行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实质上是一种特例，而不是常态），并且辅之以本币贬值的措施。这种情况下的货币政策是治疗结构挫伤、谋求实现平稳转型（或者“结构性的软着陆”）的必要工具。否则，伴随着流量的持续萎缩，社保与福利体系终将不堪重负，国家经济终将被动地面临一场又一场危机。如若继续抱残守缺，危机将是源源不断的。

上述情况再次表明建立中长期的视角有多么重要！把中长期的趋势放在一边、终日忙不迭地、近乎徒劳地谋求短期的稳定又是一件多么不明智的事情！美国过于激进，欧洲过于保守；虽然其基本政策思路有所不同，但在忽视“中长期动荡的不可避免性”方面却是相似的。当然，货币政策既要有透明的规则，又要有灵活性；既要在某些情况下具有进取性，又要保持节制；要同时兼顾这些准则，是有难度的。这就要求货币管理者与经济学家必须设法减轻货币管理的任务；只有善于放弃，才会得到应有的收获。总之，货币政策需要变得更为明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采行“算法理论”这样一个理论上的进步。基础理论的进步是使人变得更为明智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