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宁波城市建置的历史沿革，鄞县和
县是最早设置的两个县，开始于秦代，隶属会稽郡。不过开始时鄞县并不是现在的区域，其治所在今奉化白杜鄞城山；而
县则在现鄞县东
山同谷。到了隋代，鄞县、
县一度短暂并合成句章。进入唐代始置鄞州和
县，旋废鄞州立明州，定治所为
县。五代时，因避讳梁太祖曾祖茂琳，改
县为鄞县，基本奠定了后来鄞县的格局，直到2002年撤县改区，称鄞州区。
无论是《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还是《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其收录的碑刻都是明清以来的，个别也有在碑记里溯及元朝的，但只是追述沿革而已，如《梨园重修喜神殿碑》：“燕都朝阳门外东岳庙，开山宗师张公留孙始建于元代，祀天齐圣帝。”这充分表明，明代的会馆应该是现存可考最早的会馆，鄞县会馆“创自前明”当属最早的会馆之列，而到目前为止在宁波会馆中都没有发现比它更早的。所以，鄞县会馆毫无疑问是宁波商人创设的会馆之源，而碑记告诉我们鄞县会馆又是由操药材业的同乡前辈所创。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北京药商是宁波帮文化之源。
对于研究宁波帮的形成发展史来说，特别是作为宁波帮之源的宁波药材业商人，在李华编著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一书中还有三块颇有关联的碑刻：
《财神庙成衣行碑》（又名《浙慈会馆碑》，原碑在前门外晓市大街一二九号成衣行会馆），《重建药行公馆碑记》（原碑在前门外东兴隆街二号药行会馆），《重建药行会馆碑记》（原碑在前门外东兴隆街二号药行会馆）。
各碑全文如下：
财神庙成衣行碑[2]
盖自开辟以来，盘古至今，三皇治世，五帝定伦，种五谷以养民食，造衣服以遮身体，覆载群生，无不美善。幸经前成衣行会首，在于京师城内外，商同各铺掌柜、伙友出资，在于南大市路南，创造浙慈馆，建造殿宇、戏楼、配房，供奉三皇祖师神像。当时成衣行，皆系浙江慈溪县人氏，来京贸易，教道各省徒弟，故名曰浙慈馆，专归成衣行祀神会馆。历年行中唱戏庆贺，神灵默佑。殿宇楼房、三皇殿、老爷殿、配房、大门，年久失修，众会首、本馆住持僧人，目睹情形，坐视不忍。众会首商同本行城内外各铺户伙友，量力捐资重修。于光绪十六年六月吉日动工修起，直至十八年陆续工程告竣。众会首诚恐年深日久，后来接办之人无所考查，故此勒碑刻铭，以垂久远。庶后来接办之人，观此碑文，可仿照旧章承办矣。
光绪三十一年冬月吉日立
首事人
朱新年 冯桂心等73人
城内外共捐银陆百捌拾贰两壹钱零贰厘
钱伍千叁百叁拾柒吊壹百文
共用银壹千玖百伍拾贰两叁钱贰分
重建药行公馆碑记[3]
古帝神农氏，史言其尝百草以作医药，著灵素本草之书以疗疾病，所以济稼穑之功，而扶民生者，其教历亿万祀而无穷也。京师商贾云集，贸易药材者，亦水陆舟车，辐辏而至。奈人杂五方，莫相统摄。欲使之萃涣合离，非建立会馆不为功。爰邀众公议，乐捐输金，卜筑于城南隙地。鸠工落成，堂庑巍峨，台榭崨嶪，美哉斯举。不特贸迁有居，而且春秋享祀，朔望告处，此所以崇报古圣功德者，典礼俱隆矣。公议规条，谨列于左。时大清嘉庆二十有二年岁在丁丑夏秋月谷旦。
一议：各铺家按生意，每月八毫捐钱。每逢初二，著看馆人取作公费。费用之外，余钱存公。
一议：各行每节按行用，捐银五厘存公。
一议：各客每年按生意，捐银五十两，于八月二十六日交入公账，另行出息。
一议：众首事按月输值，每逢初一日，上下首事，齐到会馆交代银钱，毋得迟延。如午刻不到，罚银二两。
一议：新开铺子，傢伙字号银每百两捐银一两，以存公用。系嘉庆十五正月起。(www.xing528.com)
一议：看馆人，众首事，公请公辞，毋得徇私束修工食每月给钱二十千。
一议：殿上掸洁净。看馆人，早晚点香烛，待烛尽，虽身不误。
一议：器皿什物，著看馆人，小心谨慎。轮值首事，检点查明。
一议：馆内不许赌钱酗酒等事，违议罚。
一议：同行人在馆演戏庆吊，不议家伙台费。
一议：圣诞演戏之日，轮值首事，悉心办理。如值月首事不到，罚银二两。
一议：各项捐钱，除每月费用之外，余钱于每年八月廿六日到馆众首事结算，归入公账，交殷实存用生息。
一议：会馆逐月总账，轮流交管。如遇有存钱一百千，值月司月，领用利八厘起息，约于八月廿六日，本利归公，另行出息。
东城各铺每月捐香资钱拾陆千壹百玖拾文
东南城各铺每月捐香资钱伍千玖百贰拾文
西城各铺每月捐香资钱捌千陆百伍拾文
西南城各铺每月捐香资钱玖千叁百陆拾文
同仁堂每月捐香资钱柒千文
重建药行会馆碑记[4]
盖闻：生人有疾，宜遵补救之方；百草是尝，首重神农之氏。知神灵之不爽，贵香火之克供。各纳捐资，用成公馆。我同行向在南药皇庙，同修祀礼，奉荐神明。命彼伶人，听笙歌之毕奏；昭我诚敬，戒礼度之无愆。既建地以酬神，亦行规而可议。近因荒祠久废，古壁成尘，我同行公同合议，于海岱门外北官园之南口，相彼基趾，是用创修。兴土木之工，有基勿坏；绍前人之意，后世无忘。同期集腋成裘，此日各输资斧，欣者福缘善庆，维神永降升平。是 为记。
时大清嘉庆二十有二年岁在丁丑季秋月谷旦
《财神庙成衣行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确认鄞县会馆的历史地位。透过此碑碑文，我们知道创办浙慈会馆的缘起经过。碑文称，当时北京的成衣行都是浙江慈溪籍人氏，他们来京以成衣——加工制作衣物谋生，并为全国各地来京的学徒授艺。这座由各成衣铺掌柜、伙友出资兴建，专供成衣行祭祀财神用的会馆，取名浙慈馆，是旅京宁波成衣商人的主要活动场所。但研究发现，“创于清初的浙慈会馆在民初已湮没，或已改为同业公会。因为在历次会馆登记中均没有再出现”[2][5]。冯筱才在《乡亲、利润与网络：宁波商人与其同乡组织（1911—1949）》一文中指出：“甬属会馆、公所（除试馆外）的创建者以商人为主，商人亦是各地此种基于乡亲情谊的慈善机构的主要捐助者和管理者，这从甬人会馆、公所主持人的变化中可见一斑。如明清之季的宁波籍公馆许多与药材业商人有关。但西风东渐后，受西药的冲击，本土药材迅速衰败，致使他们创办的会馆亦渐趋荒废，如上面提及的北京的鄞县会馆、广州的宁波会馆。类似的又如重庆的浙宁公所。”冯筱才的这一观点，就事论事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药业史的话，这个结论可能要变为：随着上海的崛起及西药业的冲击，宁波药商在上海实现了由传统药业向西药业的转型并成为西药业的领军群体。相关内容，将会在《宁波药商的历史演进轨迹钩沉》一章中作具体论述。
《重建药行公馆碑记》则提供了北京药材贸易兴旺的图景，以及强调由宁波籍人士乐氏创建的同仁堂老药铺在国药业中非常特殊的地位。在碑记的捐助人中，唯独同仁堂是被点出来的，这充分反映出北京同仁堂在国药行业里的行尊与翘楚地位，这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宁波药商乃至宁波帮在商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重建药行会馆碑记》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药行业的传承与互助，特别是药业界对药皇——神农崇拜的传统和宁波药皇文化信仰之间所隐含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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