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华教授与东干族结缘：探索中亚民间文学的奇丽之旅

东干学是以东干人的语言、文学、艺术、历史、民俗、宗教、经济等方面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始于 20世纪 50年代上半叶。胡振华教授与中亚的东干族及东干学结下不解之缘，产生不了之情始于 20世纪 50年代。

1955年初，我国从苏联科学院聘请通讯院士、语言学专家 Γ.П.谢尔久琴柯教授作为语言学顾问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指导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并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语言学研究班，介绍苏联创制文字及建立标准语的经验，并讲授语言学理论及语言研究方法，为当时我国即将进行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为一些民族创制及改革文字的工作做准备。那时刚毕业不久的胡振华因为来中央民族学院以前在山东大学外语系俄罗斯专业学过两年多俄语，学校领导费孝通副院长和马学良主任便决定让他一面在研究班听课，一面每周一次到苏联专家住处听他的个别授课和个别指导，并请王均教授指导胡先生阅读俄文语言学书，以便苏联专家走后能担任其讲授过的课程。胡先生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除了完成给新疆语言专修班讲授语言学课程的任务外，还全力以赴地跟苏联专家和王均先生学习。

苏联专家谢尔久琴柯在讲课中专门讲了苏联的东干族（中亚的回族）以及东干族的文字。他介绍说，居住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苏联东干人，1928年以前使用阿拉伯字母，1928年后使用拉丁化字母，但是在东干文字母本身和音节的正字法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缺点。1931年、1933年和 1938年苏联对东干文字母与正字法进行了多次修正。1952年苏联又为东干人进行了文字改革，用西里尔字母创制了新的东干文。当谢尔久琴柯教授得知胡先生是回族时，进行个别指导时更详细地讲述了他亲自参加制定东干文的经过。当时苏联专家谢尔久琴柯关于东干族和东干文的介绍在中国大学里尚属首次，我国学术界关注研究东干学问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如杜松寿先生，他把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的东干语课本都转写成了汉文。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家傅懋勣教授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历史学家冯家昇教授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东干地区，他们的访苏介绍，使大家更多地了解到了东干人的生活情况。

1957年6月初，以东干作家雅斯尔·十娃子为团长的苏联作家代表团应邀在我国乌鲁木齐访问交流，胡先生和新疆财经学院的曼苏尔院长（回族）、中央民族学院维吾尔语专业的赵相如同学（回族）与诗人雅斯尔·十娃子见了面，诗人向胡先生他们更多地介绍了苏联东干族知识分子的情况，并赠送了自己在苏联出版的文学作品及东干小学用的东干语课本。不久，以雅斯尔·十娃子为团长的苏联作家代表团来北京参观访问，胡先生与雅斯尔十娃子再次在北京见了面。诗人告诉胡先生吉尔吉斯斯坦那边很多人知道他学了吉尔吉斯语，调查过中国的柯尔克孜语，愿与胡先生就此进行交流，诗人还说研究东干历史的东干历史学家穆哈买德·苏尚洛应中国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的邀请要来北京访问交流。胡先生根据诗人介绍的情况写了一篇介绍苏联东干人的文章。这是中国媒体首次介绍东干人的报道。

不久，东干历史学家穆哈买德·苏尚洛来北京进行学术交流，他给胡先生带来了一些吉尔吉斯文和东干文的书籍，还介绍了苏联的东干语言学家阿不都拉合曼·卡里莫夫、杨善兴·优苏波夫和胡赛音·步呷佐夫等学者的情况。在陪同苏尚洛的几天时间里，苏尚洛又给胡先生讲述了苏联东干人的更多情况。回国后，苏尚洛先生向苏联的东干人介绍了他在北京看到和听到的中国回族情况，此后就有更多的东干学者和大学生给胡先生邮寄书报来。胡先生就靠阅读这些东干文材料，逐渐学会了东干文。从此，胡先生便与东干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产生了不了之情。

20世纪 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在长达近 20年的时间里胡先生和苏联东干学者的联系中断了，有关东干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76年“文革”结束，我国科学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事业得到了大好的发展机遇。1979—1980年有关领导让胡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负责组织柯尔克孜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抢救工作。这项工作告一段落后，胡先生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任少数民族文学教研室主任，在与全国兄弟单位联合举办或参加一些民族文学学术研讨会，以及参加编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五册）和《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上、下册）时，胡先生再次接触到中国的回族民间文学。他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西北回族民间文学作品中发现了它们与苏联东干民间文学作品的密切关系。于是胡先生结合当时所做的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用汉语转写了一些东干诗歌，受到有关人士的好评。

20世纪 80年代，澳大利亚东干学家葛维达女士来北京进行学术交流，她送给胡先生她在台湾出版的有关东干语的研究著作，并介绍了她的研究情况。1983年春天，胡先生应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巴黎第三大学突厥学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突厥学家路易巴攒教授，法国柯尔克孜语专家、艾克斯普洛旺斯大学格依玛额教授的邀请赴法国讲学。在法国交流期间，胡先生了解了世界上研究东干学的不少新的信息。(www.xing528.com)

1985年春天，胡先生应邀赴日本访问交流，在东京胡先生受到了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的热情接待，两位学者就东干学研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在我国“文革”时期，桥本万太郎曾多次到苏联东干人居住区进行东干语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关于东干语的文章。

1986年初，民主德国研究东干语的专家吕恒力先生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途经北京去上海，他在来京前，曾去吉尔吉斯斯坦看望过东干著名诗人雅斯尔·十娃子、历史学家穆哈买德·苏尚洛等人，东干学者请吕恒力转告胡先生，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正在申办邀请胡振华教授前去交流的相关事宜。出国访问以及与国外研究东干语学者的学术交流等活动，使胡先生开阔了研究视野，得到了更多的新信息。

1989年春天，应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土拉尔·考依楚耶夫先生的邀请，胡振华教授和夫人穆淑惠前往莫斯科和中亚等地进行了近三个月的访问交流。在莫斯科，胡先生和夫人去看望了著名的东干语言学家阿不都拉合曼·卡里莫夫，他详细介绍了当年参加创制东干文和编写东干语课本，以及与 20世纪 50年代到莫斯科进行学术访问的王均先生交流的情况；胡先生的老朋友，苏联著名的汉学家、研究东干民间故事的李福清教授，再次回忆了自己当年深入中亚东干农村调查研究东干民间文学的日子。莫斯科之行后，胡先生又携夫人前往吉尔吉斯斯坦访问，到伏龙芝时正是黎明时刻，人们都还在熟睡，而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学研究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天不亮就乘坐着一辆大轿子车前来迎接胡先生和夫人。一见面，他们便紧紧地握手，紧紧地拥抱，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亲，那样高兴！

在伏龙芝，胡振华教授访问了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国立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共和国电视台、文学出版社、东干文《十月的旗》报社，以及许许多多地方。他做了不少演讲，每到一处无例外地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招待。吉尔吉斯斯坦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教授回国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我们亲眼见到的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苏联吉尔吉斯（柯尔克孜）语方言研究概况》，以及一系列关于东干人生活及其文化的文章，如《苏联回族及其文化》《今日苏联老回回》《苏联回族的语言文字》《苏联回族文学概述》《苏联回族人的名字》《苏联知名的回族学者》等等。

1992年春天，胡振华教授和夫人穆淑惠再次应邀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深入各地东干人乡庄进行田野调查，为在中央民族学院培养研究东干学的人才收集资料。这次访问中胡教授主要与各共和国的东干文化学会、东干协会的领导和知名的东干学者穆哈买德·苏尚洛、依里雅斯·尤素波夫、胡赛因·布呷佐夫、穆哈买德·依玛佐夫、拉什德·巴基劳夫、马乃·萨乌劳夫等学者商量了今后相互交流、共同研究及在中国培养东干学人才的事宜。这一年秋天，胡教授又带着北京市民族工作者代表团再次访问中亚，又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亲人进行了交流。

从 1989年到现在，胡教授应邀去了十几趟中亚，与东干亲人几乎年年见面，在北京也接待了许多东干亲人，东干人都亲切地称胡先生的家是“中亚东干人在北京的办事处”。几十年来，不管是政府要员、东干学者，还是普通的东干人，他们到北京总是要先去看胡先生，有了困难也总是第一个想到胡先生，因为他们深信，穆哈买德哥和嫂子[2]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的。胡振华教授之所以能真心实意地为东干人办实事，是基于他有这样的认识：“教学研究写文章是为东干人服务，办实事同样是为东干人服务。”他认为，要从事东干学的研究，就要与东干人真心交往，就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与东干亲人们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也只有与中亚人民来往越来越密切，才能增进中国人民与中亚人民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