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推动社会扶贫实践的探索起步较早。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成立了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办公常设机构。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也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并向贫困地区派驻工作组常年进行蹲点扶贫，定点扶贫开始推进。1996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后，我国全面展开东西扶贫协作工作，以东部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为主要方式支援扶贫开发建设，并不断增加对口帮扶的省市数量。东西部之间的协作领域拓宽，协作深度拓展，形成了合作共赢的局面。进入21世纪，国家开始注重动员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并进一步鼓励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参与扶贫开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扶贫开发视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并积极参与。近年来，各类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开发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扶贫在注重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和军队武警部队扶贫的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推动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参与扶贫开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社会扶贫的领域、内容、机制等内容进行了统一界定，逐步完善了社会扶贫的顶层设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等总体部署和《创新扶贫开发社会参与机制实施方案》《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等专项部署相结合，明确界定了社会扶贫领域，要求推进社会扶贫要创新参与机制、提高社会扶贫精准性、拓展社会扶贫参与主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和落实社会扶贫的脱贫攻坚责任。
各类型社会扶贫模式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为社会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相应的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对定点扶贫，系列制度共同作用，明确了要实现定点扶贫县全覆盖、调整定点扶贫结对关系、落实定点扶贫主体责任、建立定点扶贫考核制度等任务。[1]对东西协作扶贫，界定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领域，细化东西部协作新方式，制定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制度。[2]对于军队和武警部队扶贫，要求搞好宣传教育、扶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实用技能培训、协助推进教育扶贫、搞好医疗扶持、帮建基层政权组织、帮助改善生产生活、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支持乡风文明建设、参加兴边富民行动等工作。对于民营企业参与扶贫，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新一轮农村扶贫开发，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同时对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扶贫也作出了部署，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积极推进电商精准扶贫，创新“互联网+”社会扶贫模式，制定脱贫攻坚志愿服务行动计划，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3]
[1]涉及《关于做好新一轮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等文件。(www.xing528.com)
[2]涉及《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办法（试行）》等文件。
[3]涉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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