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对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书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如下实证检验，首先是当期公共支出规模及结构的基准回归，回归结果为表3.2。实证结果显示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上升，公共支出占比增加1%，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值增加3.84%，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加4.24%，回归结果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本书在此之后还进一步分结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发现民生性支出及建设与发展性支出占比的提高，会显著地增加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然而维护性公共服务占比的提高会降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的，笔者加入了控制变量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稳健。表3.3为在表3.2的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此外，为了避免回归中出现异方差，本章余下均使用稳健标准差进行回归。表3.3的回归结果显示，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类似，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对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区分结构的回归中，发现维护性支出占比的提高会显著的抑制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第三产业的效应并不显著。民生性支出与建设及发展性支出的比重提高，会显著增加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来看，建设与发展性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对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增长效应的影响程度几乎一致，因为回归系数差距较小，分别为3.13与3.15，回归结果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民生性支出占比的提高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作用要小于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2.78与4.78，回归结果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提高民生性服务支出对服务业的增长更为有利，与中国现行的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目标相契合。这意味着通过增加各地区教育、医疗、社保、文娱与科技支出，会提升当地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效用水平，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此外，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地区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就越高，这说明地区技能劳动力是产业增长的源泉之一，回归结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地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第二产业增长越快。现阶段，中国第二产业发展已经到了技术革新时期，而不是以往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技术模仿期，市场起着主要的资源配置作用，市场竞争的力量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影响更高；而服务业不同，服务业在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服务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需要政府经济政策干预和宏观调控，甚至税收政策的扶持，因此市场力量的作用相对第二产业发挥的作用程度要小。从回归结果来看，第二产业市场化程度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而对第三产业的回归却不显著。

地区外资使用情况对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回归均不显著，可能存在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打开国门吸引外资带动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发展，本地产业通过技术扩散的方式争相模仿，从而达到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跨越技术模仿阶段，开始从事自主研发，财税政策也有所倾斜，如2008年，相关的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政策将原本高于外资企业的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至内外一致的25%的水平。由此可见，现阶段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对产业增长的作用已不如以往显著。

表3.2　公共支出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基准回归

续表

注：括号内为t值，*p＜0.1，**p＜0.05，***p＜0.01。

表3.3　公共支出对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续表

注：括号内为t值，*p＜0.1，**p＜0.05，***p＜0.01，使用稳健标准差回归。

上述回归结果均采用当期公共支出变量进行回归，然而，公共支出对地区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效应并不一定当期就会出现，还可能存在滞后效应，仅仅使用当期公共支出变量进行回归，不能十分准确地验证公共支出对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增长效应，因此本章还使用滞后一期公共支出变量重新对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实际劳动生产率进行回归（表3.4），控制变量与表3.3保持一致，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以去除异方差导致的回归偏误。(www.xing528.com)

表3.4　滞后一期公共支出对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续表

注：括号内为t值，*p＜0.1，**p＜0.05，***p＜0.01，使用稳健标准差回归。

表3.5　公共支出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续表

注：括号内为t值，*p＜0.1，**p＜0.05，***p＜0.01，使用稳健标准差回归。

表3.4显示滞后一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以及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依然显著正相关，提高1%当前公共支出占比，下一年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值增长1.724%，下一年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值增长1.44%，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公共支出的结构的回归中发现第二产业的各项回归系数与表3.3和表3.2的基本结果依然一致，即民生性公共支出与建设及发展性公共支出占比的增加，会显著提高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而维护性支出占比的增加，会显著抑制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二者显著负相关，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而对于第三产业，民生性公共支出占比的增加会显著地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且民生性公共支出占比的增加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这与表3.3与3.2的基本结论相一致。不过，滞后一期的维护性支出与建设及发展性支出占比的增加，对下一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政府增加基础建设、维护性支出，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期对服务业增长的作用都十分有限，政府应该适当加大对文教卫、科技、社保等民生性支出，选择性地根据自身情况降低其余类目的支出，从而促进中国产业发展与结构的转型。

上述实证分析检验了公共支出的规模及结构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是否存在增长效应。然而，笔者更加关注制造业地区之间增长差距的变化，这是由于工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出倒“U”型特征，而近年来中国工业增加值中的80%都为制造业所贡献，因此有理由认为倒“U”型的右半部分的特征来源于制造业地区差距的缩小。因此，笔者试图寻找一条公共支出影响制造业地区差距的传导机制，从而为未来政府改善地区产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基础。那么要想厘清公共支出在制造业地区差距形成背后的作用机制，首先要明确地方公共支出对地区制造业增长的综合作用。

表3.5为公共支出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综合效应，回归结构既包含财政支出的当期效应，又包括财政支出的滞后期效应。回归（1）—（4）为当期各类公共支出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这里的回归结果与公共支出对第二产业的回归结果相似，即公共支出总量占比的提高会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细分公共支出结构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维护性支出占比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民生性公共支出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建设与发展性支出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也呈现显著正相关，二者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上述财政支出结构的实证回归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3.5的回归（1）—（4）表明，提高民生性支出与建设性支出占比，会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其中提高民生支出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提高建设性支出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民生性支出的回归系数高于建设性支出的回归系数。

公共支出对制造业的增长效应有时不会在当期就表现出来，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因此本书还使用了公共支出及其结构变量的一阶滞后值进行了回归。回归（5）—回归（8）结果显示公共支出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存在滞后效应，当期公共支出水平占比的提高会显著提高下一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区分公共支出的结构特征来看，维护性支出不存在滞后效应，充分地反映出维护性支出对产业发展没有贡献；而民生性支出与建设及发展性支出存在显著的滞后正相关关系，同样证明，提高当期民生性支出占比或建设及发展性支出的占比，可以显著地促进下一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