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公共支出影响产业发展以及地区差距的形成首先可以在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相关理论中找到证据。在经济增长模型中，政府购买对GDP增长的贡献不容置疑，但早期以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的研究往往将公共支出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Arrow与Kurz（1970）开创性地将政府生产性投资纳入了增长模型中，认为公共资本存量影响了消费者的效用。随后Barro（1990）提出了将公共支出内生化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做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具体来说，Barro（1990）将政府购买的商品与服务纳入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中，基于AK经济模型，假设政府仅通过征税来弥补支出成本的预算约束，求解出均衡时政府的最优税率，同时阐释了稳态时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仅如此，Barro还区分了公共支出的结构，并指出公共支出的不同成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支出都可以进入生产函数，还有一部分公共支出购买的商品及服务影响了劳动力的效用，进入效用函数，从而影响经济稳态增长率，因此公共支出一般被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消费性公共支出两类。该研究在公共支出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此之后国内外关于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般是基于Barro（1990）的纳入公共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生产性支出规模的变动会改变资本与劳动的边际回报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往往是促进作用，如Devarajan et.al.（1996）使用实证分析的方式比较研究了43个发展中国家与21个发达国家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该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呈现促进作用，但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生产性公共支出抑制了经济增长。严成樑与龚六堂（2009）研究了中国财政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效应，该研究也同样区分了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该研究扩展了Barro（1990）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劳动力供给内生化，通过数值模拟刻画出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取决于政府使用何种税收征税，若使用消费税来融资，则税率越高、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越大越容易提高经济增长率；若使用劳动所得税与资本所得税来融资，则上述关系呈现不确定性。该研究还指出，由于内生化劳动力供给，公共支出与税收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www.xing528.com)

中国在1980—1999年期间，由于经济发展初期存在较大规模的预算外资金，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明显，此外由于存在较大的调整成本，财政支出同样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效应。但若使用财政支出增长率来衡量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在1999年之前财政支出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庄子银与邹薇，2003）。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转型期，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早期的经验分析存在较大的差异，政府预算管理体制也逐渐规范化，预算法也正在逐渐完善，政府公共支出的规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近年来国内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刘勇政和冯海波（2011）在Barro（1990）与Rioja（2003）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包含政府、家庭与厂商的开放经济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和经验分析，检验了公共支出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得出公共支出效率对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与唐颖和赵文军（2014）的结论一致。唐颖和赵文军（2014）还指出公共支出还有可能通过刺激劳动力投入等方式强化发展初期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而公共支出的不同结构对经济增长转型也没有表现出十分显著的作用。这一研究对关于公共支出与现代部门增长的研究有所启示，因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已不适合现阶段的增长目标，产业正在经历区域性与结构性的转变，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的合理性是否适合现代产业的发展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