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外围城区——浦东和吴淞

此处的外围城区，是指中心城区之外的浦东和中途辍止的吴淞地区。

中心城区对岸的浦东沿岸地带，原本农田、河滩，并无城区可言。它的起步，完全是受港区建设及相关工业的刺激和推动的。19世纪60年代后，怡和、立德成等外资码头仓栈及兰巴、祥生等外资船舶修造厂的设立，打破了浦东沿江地带的沉寂，渐次改变了这里的田园风光，初显城市化的轮廓。表现之一，是人口的聚集。1879年仅设于陆家嘴的祥生船厂一家雇用的工人就有约1400人，至1894年又增至约2200人。他们大多来自外地，其中“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甚众”^[87]。于是在港区、船厂附近的陆家嘴、烂泥渡、老白渡、杨家渡等处，逐渐形成了一些居民点，并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商肆店铺。正因为它们多是依托港区、船厂逐渐形成的，所以它们的分布特征鲜明，即多集中在南起白莲泾，北迄庆宁寺的沿江狭长地带，与浦东港区的分布及走向吻合。较之中心城区，这里的城市基础设施几乎是个空白，所见的多是棚户简屋、泥路窄巷，但这里毕竟不再是农田郊野，已初具城市的雏形。

1897年工部局要求扩展公共租界时，已将这一区域划入，认为除了浦西，“浦东方面情形亦然，该处船坞、油栈以及其他关于造船工业之迅疾发展最堪注意”。声称“此二区非待划入工部局征税管理范围以内，即无一得享卫生、警卫或路灯之列”^[88]。后因清政府反对，未能得逞。黄浦江东岸这一狭长地带的城市化区域，在1909年出版的《旅沪指南》和1914年刊印的《上海指南》中，已都有明确记载：“浦东者，即黄浦之东岸也，南自白莲泾，北迄杨树浦路之周家嘴对岸，绵延十数里。”1910年，从浦东东沟经庆宁寺到浦西外滩的黄浦江首条轮渡线开辟，方便了两岸市民的来往。^[89]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围绕着列强筹开吴淞港区的举动，清政府一度曾有在吴淞“自开商埠”的规划，同样呈现依港扩城的鲜明特征。列强一再提出在吴淞开辟新的港区，除了要解决航道不畅的难题，还想在设立港区的同时开辟新的租界。为杜列强觊觎，1898年初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吴淞自开商埠获准。事后他陈述说：“上海近来商务日盛，各项船只由海入江，以吴淞为要口。只因拦江沙淤，公司轮船必须起货转运，致多阻滞。现值淞沪铁路将次竣工，商货往来自必益形繁盛。经臣商准总理衙门，将吴淞作为海关分卡，添建验货厂，俾得就近起下货物以顺商情，并于该处自开商埠，准中外商民公同居住，饬道会商税司妥切筹议，将马路、捕房一切工程仿照沪界认真办理，期于商务、地方均有裨益。”^[90]消息传出，吴淞地价陡升。同年5月22日《申报》以《吴淞口开埠近闻》载：“张华浜以及吴淞炮台一带农田已为中西商人购置殆尽，地价飞涨，每亩可值五六百金，至灯塔左近沿浦滩地则更涨至每亩四千五六百两矣。”而先前每亩只值数十两，至多也不过百余两。^[91]

随后，自开商埠的步骤渐次展开。未来商埠的地域，确定为沿黄浦江从吴淞炮台向南，越过蕴藻浜，迄于陈家宅这一“东西进深三里”的狭长地带。为此成立了开埠工程总局、清查滩地局等机构，次年在蕴藻浜北筑成东西向马路5条、南北向马路3条，沿江驳岸也着手兴建。^[92]中国自开商埠的举动，招致列强忌恨，英国领事抱怨“由于这个港口是‘自动地’开放的，因此中国有权指定开放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外国人不得在租界（应为商埠——引者注）之外取得土地”^[93]。诚如刘坤一所指出的，“彼族觊觎吴淞已非一日，今幸自开商埠，不能占我要隘，必思挠我利权”。手法之一，是对招租官地反应冷漠，使刘坤一等欲将官地变价用于开发商埠的设想受挫。^[94]不久北方义和团起，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了疏浚黄浦江包括吴淞口淤沙，列强对开辟吴淞港区兴趣大减，清政府自开商埠也陷于中辍，“埠工、升科、会丈等局亦于是年次第撤销”“惟筑成之马路交错纵横，犹存遗迹”。从其“市街东西长而南北短”的布局走向中，人们仍依稀可见当年的开发构想。^[95]

由筹开吴淞港区引发的自开商埠规划虽告夭折，但余音未绝。时至民国初年，张謇曾受命赴吴淞“重兴埠政”，旋遇1924年齐卢之战，“经费告竭”被迫停办。^[96]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确定在吴淞至虬江口一带筑港，并在吴淞与租界之间开辟一新市区，立足点便是“以上海言，所以能有今日之发达，无非因其为东亚唯一大港，故今欲继续增进上海之地位，则港口之开发实有必要”^[97]。足见鉴于航运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依港扩城通常是人们首选的城区开发方案。

考察近代上海港崛起对上海城市发展诸方面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说明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在早期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上海港的开发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首要的内外贸易枢纽港，它的繁盛直接带动了所在城市的商业、金融业、通讯业、工业及城区地域的显著发展，并初步奠定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商业、金融、信息、工业中心及最大都市的稳固地位。可以说，港口开发是近代上海崛起于东亚的源头之水。

【注释】

[1]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25页。

[2]《江南道御史何璟奏》（1858年4月29日），《四国新档·英国档》，第383页。

[3]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5页。

[4]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71页。

[5]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954页。

[6]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6—10页诸统计表计算。

[7]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952、958页；《上海租界华商行名簿册》，上海华商公议会1906年编印。

[8]详可见上海百货公司等编著：《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上海市医药公司等编著：《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9]所据资料见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上海市棉布商业》，第23—24页。

[10]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上海市棉布商业》，第24、25页。

[1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第91页。

[1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辑，第963页。

[13]《徽宁绿茶商公议劝捐加厘禀附苏抚批示》（1857年7月21日）、《呈报上海各栈丝经到数及销售数》（1862年2月9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6册，第235、236、507—509页。

[14]王韬：《瀛壖杂志》，第8页。

[15]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4页。

[16]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编：《上海市棉布商业》，第6页。

[17]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辑，第102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14页。

[18]《北华捷报》1887年10月27日。按：保税货栈，指海关监管的贮存未办缴纳关税的进口应税货物的货栈。

[19]《海关报告（1882—189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34页。

[20]《上海租界华商行名簿册》，上海华商公议会1906年编印。

[21]《1911年沪南商务分会报告册》，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附录”。

[22]《领事哲美森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97页。

[23]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

[24]《海关报告（1882—189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35页。

[2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页。

[26]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564页。

[27]《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83、384页。

[28]《领事麦华陀1872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70页。

[29]《通商各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69、1870年，《镇江》，第117页。

[30]《通商各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69年，《汉口》，第78页。

[31]《通商各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81、1882年，《重庆》，第9、15、16页。

[32]商霖：《整顿丝茶策》，《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1页。

[33]《申报》1889年3月13日。

[34]郭孝先：《上海的钱庄》，《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1卷第3期，第804页。

[35]《申报》1874年2月26日。

[36]《申报》1884年1月12日。

[37]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29、30页。

[38]《申报》1879年4月27日、1880年1月3日。

[39]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15页。

[40]《申报》1884年1月12日；《论论钱市之衰》，《字林西报》1884年2月9日。

[41]《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84、385页；《海关报告（1892—190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96、97页。

[42]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607页；《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84页。

[43]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607、614、1085、1086、1087、602、1086页。

[44]《上海市通志金融编》（上海市通志馆未刊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56页。

[45]汪敬虞：《19世纪外国在华银行势力的扩张及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第73页。(www.xing528.com)

[46]《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饬各省有传抄英书不必根究片》（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97页。

[47]［法］梅朋等：《上海法租界史》，第451页。

[48]《领事达文波187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22页。

[49]《申报》1882年1月16日、1884年6月30日、1882年11月25日。

[50]郑观应：《论电报》，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51]《申报》1883年4月9日、6月11日。

[5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辑，第949、951页。

[53]汪敬虞：《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54]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辑，第951、948页。

[55]《北华捷报》1851年8月9日。

[56]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4、15页。

[57]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32、29页。

[58]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84、89页。

[59]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28、130页。

[60]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41、144、157页。

[61]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11、72、120页。

[62]《上海外资工业各业资本结构比例（1894年）》，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

[63]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37页；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334页。

[6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488页；第2册，第352页。

[65]［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3页；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辑，第1481页。

[66]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67、68页。

[67]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72页；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

[68]《代理总领事哲美森致罗斯伯里伯爵函》（1893年8月5日），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789、792页。

[69]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99页。

[70]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65、66页；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40、141页。

[71]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35页；《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333页。

[72]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43页。

[73]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82页。

[74]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00页；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88页。

[75]《海关报告（1882—189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33页；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97页。

[76]《海关报告（1882—189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33页；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979页。

[77]1896年3月，署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奏称：“查沪关税饷所入，取之于土货者十之二三，洋货居十之七八。此项洋货制之外洋，工料昂贵，迨造成后，装船运华，水脚、保险又复不资，现既明准日本在通商口岸制造货物，各国有利均沾，不独改造土货，凡洋货可以在华制办者，亦将购械造屋，纷纷开办”（《总署收署南洋大臣张之洞文》（1896年3月23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4729页）。

[78]《领事达文波1876、187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19、499页；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86、87页。

[79]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02页。

[80]［法］梅朋等：《上海法租界史》，第294、295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第8页。

[8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19页；［法］梅朋等：《上海法租界史》，第307页。

[82]蒯世勋等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66、468页。

[83]《海关报告（1892—1901）》，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75页。

[8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465、477、499、86页。

[8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15页；冯桂芬：《皖水迎师记》，《显志堂稿》卷4，第15页。

[86]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

[87]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175、1224页。

[88]《1897年工部局报告》，蒯世勋等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68页。

[89]上海市经济学会等编：《上海交通》，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02页。

[90]刘坤一：《吴淞新开商埠仿照沪界办理片》，《刘坤一遗集·奏疏》卷28，第29页。

[91]《申报》1898年5月23日。

[92]民国《宝山县续志》卷3，《营缮》。

[93]《总领事壁利南189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李必樟编译：《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949页。

[94]刘坤一：《吴淞官地暂设公司召集折》，《刘坤一遗集·奏疏》卷31，第33、34页。按：此处官地，系指“吴淞一带滨海沿江历年涨出滩地”（同前注，第33页）。

[95]民国《宝出县续志》卷6，《实业》；卷1，《舆地》。

[96]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实业》。

[97]沈怡：《市中心区域建设计划》，转引自余子道：《国民政府上海都市发展规划述论》，《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