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评价框架

根据资源基础观、能力优势观、产业优势观及制度基础观等研究观点，本章建立基于资源（R，resource）、能力（A，ability）和外部环境（C，condition）的跨国公司竞争力评价框架（RAC框架），并建立基于RAC分析框架的跨国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从跨国公司的资源禀赋特点、跨国经营能力表现及国际外部环境等综合考虑，共从3个大的方面，即资源要素、能力要素和外部环境要素来分析，详见图4-4。

（一）跨国公司竞争力资源要素评价体系

基于资源基础观（RBV）理论的研究，企业的内部资源对企业的战略实施及市场控制具有重要的作用，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异质的，又称为战略性资源。从资源的定义来看，战略性资源指该企业拥有与其他企业不同的资源，拥有战略性资源，其他企业不具备采取完全相同策略的条件，从而保证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持续性（Barney，1991）。一般来讲，战略性资源指战略资源需要满足4个特性，即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其中前两项可以构成竞争优势，而全部四项才能构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如果拥有与其他企业相同资源的企业能够制定并实施更好的战略，那么该企业必定更好地抓住并利用了发展机遇。异质的企业资源不是完全流动的。假如企业资源完全流动，那么企业进入或退出壁垒就不复存在。一个企业的成功战略立即就会被竞争对手复制，从而丧失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图4-4　跨国公司竞争力评价分析框架

当企业可以用以制定和执行战略，提高效果和效率时，资源就是有价值的。如果一个企业拥有的资源同时很多其他企业也拥有，那么这样的资源就不是稀缺的。只要拥有某些资源的企业数量少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企业数量，那么这些资源就有可能产生竞争优势。具备价值性和稀缺性的资源可以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然而持续的竞争优势还要求竞争对手无法获得同样的资源，所以资源的不可模仿性是持续竞争优势的要求。Barney认为不可模仿性主要有3个来源，即独特的历史条件、企业的资源及其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因果模糊性、社会复杂性。如果有两种（或两组）不同的资源可以用来制定和执行相同的战略，那么这两种（或两组）资源在战略上就是等同的。因此持续竞争优势还要求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综上，跨国公司资源要素的三级评价要素一共有5个：产品、资金、技术、渠道和品牌。详见图4-5。

（二）跨国公司竞争力能力要素评价体系

能力优势观是资源基础论者对传统SWOT分析中的企业优势观点的发展。Andrews（1971）认为，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必须分析自己的优、劣势，以便发现自身的独特竞争力——那些能使自己比对手做得更好的能力，并更好地利用外部机会。因此，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在资源或能力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能力优势观研究把竞争优势来源划分为资源（Barney，1991）、资源关系、核心竞争力以及动态能力。其中上述研究中理论影响力较大的是Prahalad&Hamel的核心能力理论（1990）与Teece等人的动态能力理论（1997）。

图4-5　资源要素构成

企业在本质上是能力的综合体，积累、保持和运用能力开拓市场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企业能力储备决定企业的边界，特别是多元化的深度和广度。企业核心能力的基本假设都来自RBV。同样，核心能力在企业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而且很难通过市场交易来转移。核心能力也具有能够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的4个性质，因此，从定义来说，核心能力就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Prahalad&Hamel将企业的核心能力定义为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怎样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整合各种技术的学识。

动态能力理论通过动态化来突破原有的核心能力视角可能造成的惯性陷阱，为企业的不断发展提供动力。Teece等于1997年提出了较完整的动态能力理论框架。Teece等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整合、建立以及重新配置企业内外能力以便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其中，“动态”是指企业不断更新自身的能力，使之能跟上环境不断变化的需要。“能力”则是指在适应、整合、重置内部和外部的组织技能、资源和功能性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要求的过程中，战略管理所担当的重要角色。简单来说，动态能力决定了普通能力变化的速度（Collis，1994）。(www.xing528.com)

根据这个动态能力的战略框架，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嵌入组织过程中的能力，也就是运行在企业内部，由流程和位势所决定的高绩效的惯例。因此，基于能力学派研究要素的二级评价要素一共有3个：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详见图4-6。

图4-6　能力要素构成

（三）跨国公司竞争力外部环境要素评价体系

产业观、制度基础观和市场学派的相关研究，探究分析了跨国公司国际化与国家经济发展、制度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关于跨国投资影响因素或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展开。例如，Dunning（1981，1993）提出的国际生产过程中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或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越大，同时，一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增长间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规模。Kravis&Lipsey（1982）研究表明，一国的贸易开放度显著地、正向地影响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即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越大。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逐渐关注制度与我国跨国投资关系的研究。例如李敬等（2006）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制度与跨国投资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之后，熊伟等（2008）以修正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为基础，系统地阐述了制度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即制度通过影响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阎大颖等（2009）基于制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认为政府政策扶持、海外关系资源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并从组织社会学视角的制度理论出发，探讨了企业选择跨国并购和合资新建两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决策动因，并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

从跨国公司角度看，跨国经营及跨国投资是企业重要的创新战略行为或战略选择，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创新活动自然也受到了企业资源基础与制度环境的影响。更进一步地，企业不同的创新活动，对于资源基础的要求可能不同，所受制度环境影响也可能不同。因此，造成前述矛盾结果的关键可能在于，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进行明确划分，以及忽略了企业性质与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差异。按照制度基础观的研究观点，企业的战略行为或战略选择受到了制度环境的重要影响。政府支持则主要包括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促进创新创业的金融政策等诸多方面。政府支持与企业资源要素及创新要素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因为政府的不同制度而变化，受差异化政策的影响，不同的企业创新，政府支持的作用也可能存在差异。曾萍等（2014、2015）以广东省173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上述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的政策支持对企业的创新模式及路径有不同影响：相对于利用式创新而言，政府支持更有利于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政府支持进行探索式创新；相对于制度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处于制度发展水平高的地方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政府支持进行探索式创新。这些结论对于资源基础与制度基础观的整合、新兴经济背景下创新战略研究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设计对中国企业创新管理和政府创新政策制定与实施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基于制度基础观的基本观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待政府支持的态度不同，以及不同制度情境下政府支持的影响也不同。外部环境的二级评价要素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教育环境和创新环境。详见图4-7。

图4-7　外部环境要素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