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监管下的政企博弈

基于建筑工程的复杂性原因，项目业主具有委托人不能拥有的私有信息，政府对于项目业主在执行低碳政策上所做的努力水平e只能通过外在可观测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益π来评估，π受外部不确定随机干扰因素ε的影响，这里可以用方差σ2用来衡量政府和项目业主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强度。从项目业主获得最大效益努力水平可知，决定项目业主努力变量e的几个因素中，成本系数k、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产出因子a和绝对风险规避度ρ都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政府可通过调整ε，即方差σ2来影响企业的努力水平e。因此，政府得雇佣第三方监管机构来监督项目业主是否有按其签订的合同执行低碳政策以降低外部随机变量ε的干扰，即减小信息不对称（σ2）的影响，制定更加有效的激励合同（张宛平，2000）[153]。根据图3-1分析，该监管机构主要由监理公司、合同能源管理及专业节能服务公司等联合组成。通过上述激励契约模型来继续讨论受政府委托监管机构的监督措施及其成本效益。

由模型Ⅰ可知，政府的期望收益为E（π-S（x））=（1-β）ae-（1-β）S0，项目业主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双方总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可表示为：

代 入式得到执行绿色技术政策后总确定性等价收益为：

有一种特例是，当绝对风险规避参数ρ为0时，政府没有委托-代理成本，政府没有必要降低σ2。此时项目业主的收益为仅仅与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系数和效益产出因子a有关，表明项目业主不用努力就能正常得益，这在现实中是不很实际。本次研究更关注的是当ρ大于0的研究意义，即政府如何通过降低σ2强化对项目业主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即提高β，同时而降低代理成本。

从式知，政府通过降低σ2，可以使政府总确定性等价收益提高。而降低σ2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加强监督检查（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靠项目业主自觉是不现实的），但是政府没有足够精力和专业知识来执行检查，只能委托第三方专业监管机构来执行，故政府需要在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根据信息经济学相关研究（张维迎，2012）[149]，假定（C（σ2））是政府加强监督的成本函数，且其中r为监督成本系数，即政府越要减少的影响程度，付给第三方监管机构的费用就越大；当C（0）=∞时，此时政府要做到100%信息对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成本太高。当C（∞）=0时，政府会放弃监管，因为这时推行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由于信息的安全不对称，政府等于白补贴给项目业主却得不到预期效果。此时政府的则净收益函数为：

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要选择σ2最大化净收益，边际效益要等于边际成本，一阶条件满足：(www.xing528.com)

式即为政府采取监督措施的均衡点。降低σ2，边际成本随σ2的下降而上升，边际收益也随σ2的下降而上升，但如图3-2（a）所示，σ2作用于边际成本的效果快于边际收益的上升效果（因边际成本表达式分母要比边际收益表达式分母大，极端例子有当σ2趋于0时，边际收益趋向于，但是边际成本趋于无穷）。若边际成本曲线处处都低于边际收益曲线，如图3-2（b），此时委托人就会选择σ2=0，因为委托监管成本太高；另外，若边际收益曲线处处低于边际成本曲线，如图3-2（c），政府的预期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投入，则委托人就不会花费任何成本去降低σ2，则产生政府不作为。

图3-2　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

再来探讨各参数变量与方差σ2的关系，对式求导得：

（1），即监督水平σ2与r正相关。政府监督越困难（r值越大），委托第三方监管的边际成本越高，则σ2越大，政府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越低；如强行发展，项目业主和监管机构则存在合谋机会（此点将在第Ⅳ个模型中讨论）。

（2），即监督水平σ2与参数k正相关。项目业主努力的边际成本越高，在给定激励下的努力产出（e=aβ /k）就越低，对给定σ2下最优的激励就越低，政府监督的边际收益越低，政府积极性自然也降低。说明政府应根据客观环境和各项目业主努力的边际成本，采取不同的监督力度，如实行人员派驻监管或外部定期监督稽核等。

（3），即监督水平σ2与参数a负相关。项目业主努力带来的边际收益产出因子a越大，监督带来的总边际收益越高，则委托人越有积极性进行监督，投入相应成本，项目业主也愿意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4），即监督水平σ2与参数ρ具有非单调关系，同时受参数k、r和a的共同影响。原因在于σ2和ρ通过两个方面共同对总确定性等价收入产生作用，一是通过对最优激励参数的影响，二是通过对风险成本C（σ2）的直接影响。但风险规避度ρ对总收益pTC总效应是负的。政府在制定激励政策和监管机制是应充分考虑建筑企业的风险规避度，项目业主的努力成本、政府监管成本和效益产出，以达到模型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