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积累与利用的探讨

第二编是有关资本、储蓄和投资的理论，相关内容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资产的分类，其中把资产细分为用于消费的资产、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分类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亚当·斯密对流动资本的特殊关注，实质上是一种带有时代烙印的大师智慧。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亚当·斯密的货币金融理论，这首先是从论述银行券的发行原则开始的，其中有关纸币的发行面额不宜过小的论述十分耐人寻味。此外，有关金融风险控制的论述也颇具启发意义。第三部分从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入手，构建起了一个涵盖资本积累方方面面的理论框架，读者可以从中认识到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年产品增加才是一国资本积累的本源，节俭是资本积累的“恩人”，奢侈与妄为则同“渎神”一样恶劣。第四部分关注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借贷行为，揭示了金钱借贷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的社会年产品支配权的让渡。第五部分着眼于资本的运用，分析了不同的资本运用方法对生产性劳动的推动作用的差异，指出一国在运作资本和制定贸易政策时应当遵循经济自由主义原则，政府应当减小对经济运行的干预。第二编的核心是资本的流转与利用。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划分

亚当·斯密把资产分为用于

消费的资产和资本两大类，又把

资本进一步细分为固定资本和流

动资本，这一划分较重农主义前

进了一大步，具有划时代意义。

资产的积聚和合理利用是经

济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亚当·斯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首

先是从界定资产的性质和类别开

始的。亚当·斯密认为，对个人

来说，其全部资产可以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用于目前消费，另一

部分则用于创造收入。他把前

者称为用于目前消费的资产，后

者则叫做资本。用于目前消费的

资产主要包含三种成分：第一，

原来为此目的而保留的资产；第

二，逐渐获得且来源不同的收

入；第三，以前使用以上两种资

产购买，但至今尚未使用完的物

品，如被褥、家具等。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工匠包办所有设计、生产的工作。18世纪欧洲爆发工业革命，人类从手工业时代进入工业生产的时代。而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伦敦世界博览会”，检阅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与设计的成果，却也暴露了技术与艺术之间的严重脱离。因此引发的“美术工艺运动”，产生一连串的设计辩证与实践。有人主张艺术家应从事产品设计，并要求艺术与技术结合，实用性和美观性并重。“工业设计”虽然在当时还未被正式命名，但整体概念的发展在此揭开了序幕。设计、技术与艺术三者的关系，是当时人们所急欲理清的，也一直是工业设计演进发展的主轴。

在两大类资产中，亚当·斯密更加关注的是资本，他把资本的使用方法归纳为以下两种：第一，资本可被用来生产、制造和购买商品，然后将产品销售出去，取得利润。这类资本以一种形态不断从商人手中流出，并以另一种形态流入其手中，依靠这种流通，商人才有利润可图。这样的资本被称为流动资本。第二，资本可被用来改良土地、购买生产用的机器或工具，或购买不需要改变所有者或再次流通就可以创造利润的东西。这样的资本可称为固定资本。

不同行业对这两类资本的需求比例是不同的，比如商人的资本多为流动资本，因为他几乎不使用机器或工具，而手工业者和制造业者则必须投入一定的固定资本。不同类型的工作所需的固定资本量也不尽相同，例如裁缝只需要一包针线，而开办大型制铁厂就需要安装熔铁炉、锻冶场等，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

亚当·斯密对资本的划分方式比重农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重农主义那里，对资本的划分仅限于农业部门，亚当·斯密则把资本的划分扩展到了所有产业部门。相对于重农主义的“年预付”“原预付”这样含混不清的提法，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概念显得更为贴切，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被后人广泛接受并一直沿用至今。

18世纪的英国，工场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之下，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所需的物质条件。对于这两类资本的特点和内涵，亚当·斯密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归纳总结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特征与内涵，其中有关“人掌握的有用才能也属于固定资本”的论述颇具独创性。

固定资本的特征被亚当·斯密概括为不经过流通，也不必更换所有者就可以产生利润，具体而言，有四项资本符合这一特征：第一项是一切方便劳动和节省劳动的机器与工具。第二项是一切可以创造利润的建筑物，如商店、仓库、工场、农屋、谷仓等。这类建筑不仅会为出租房屋的所有者产生收入，也是交纳租金的人获取收入的手段，在这里，房屋也被视为一种生产工具。第三项是利用开垦、排水、围墙、施肥等方法使土地变得适合于耕作，且有利可图。亚当·斯密认为改良农场像更新机器一样可以产生利润，而只有对土地的投资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机器较容易磨损，而改良的土地却很持久，农场主“简直用不着对土地进行修葺”。第四项是社会上所有人掌握的有用才能。人的才能可以是从学校学来的，也可以是通过做学徒积累起来的，一旦掌握某项才能，这项才能就成了他个人财产的一部分，也是他所属的社会财产的一部分。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可以像机器和工具一样，被视为社会的固定资本。亚当·斯密的这种看法颇具独创性，以此为发端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学说。

亚当·斯密认

为，流动资本的特

征是“要靠更换主

人”来产生收入，

而实际上其最根本

的特征应该是价值

转移的一次性完

成。虽然现在看来

亚当·斯密的观点

有其局限性，但它

却准确反映了那个

年代的真实情况。

流动资本也

包含四项：第一项

是货币； 第二项

是屠户、牧畜者、

农民、谷商、酿酒

商等人所拥有的食

物；第三项是耕作

者、制造商、布

瓦特从开始改良蒸汽机到最后研制成功复动式蒸汽机，前后花了三十多年时间，仅在解决活塞与汽缸之间的漏气问题上，瓦特就反复试验了很长时间。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蒸汽机的发明对世界来说是多么重要，人们好像一直在等待瓦特的成功。不仅仅是瓦特的合作伙伴马修·博尔顿，全世界都在等待蒸汽机带来的奇迹。

瓦特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意义深远：第一，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第二，蒸汽动力的出现，使工厂摆脱了水力条件的限制，工业化速度加快，工业城市兴起。第三，蒸汽动力的使用，带来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铁路运输出现，铁路时代到来；汽轮问世，加强了洲际之间的联系。图为英国早期使用蒸汽机的煤矿。

商、木材商、木匠、泥瓦匠等人手中用来加工成衣服、家具、房屋的材料；第四项是已经制成但仍保留在制造商或商人手中，尚未出售给或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的商品。

更能体现带有时代烙印的大师智慧的，是亚当·斯密对流动资本的重视，因而所阐述的各类资产的关系。

亚当·斯密对于目前消费的资产、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用于目前消费的资产、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三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正是这种联系为我们勾勒出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轮廓。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固定资本都是由流动资本转变而来的，而且要不断地由流动资本来补充。生产过程中的一切有用工具都来自流动资本。流动资本提供建造机器的材料，提供建造机器的工人的工资，机器建成之后的维护修理费用也要由流动资本来支付。

第二，没有流动资本，固定资本不能创造任何收入。工作所用的材料和工人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都来自流动资本，没有流动资本，即使最高效的机器也不能创造任何东西；维持耕作和收获的工人需要流动资本，因而假如没有流动资本，土地无论怎样改良也难以产生收入。

第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具有相同的目的，那就是使用于目前消费的资产不会匮乏，而且能够增加。这是因为，人民维持生计需要用于消费的资产，人民的贫富程度也取决于使用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所能产生的用于消费的资产的多寡。

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一方面，为了补充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和用于目前消费的资产，需要不断抽出大量流动资本，而流动资本也是需要不断进行补充的。流动资本的补充主要有三个来源：土地产品、渔业产品和矿山产品。另一方面，土地、矿山和渔业又都需要投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来经营。其产品不仅要偿还所投入的资本，还要偿还社会上一切其他资本和利润。

在对三者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亚当·斯密十分强调流动资本的重要性。亚当·斯密对流动资本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工场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情况。在这一时期，虽然社会生产所需的物质条件是由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共同构成的，但由于当时工业技术水平还不发达，固定资本在生产中的优势也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可以说，亚当·斯密的观点既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又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

工业革命让英国成了经济和军事

强国，酒吧文化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英国的酒吧正式从简陋的麦芽酒馆、酒吧和住宿合二为一的小酒店向时尚的现代酒吧转型。18世纪，现代酒吧进入了全盛时期，一年内，英国全国新牌酒吧数量达到了3.3万间，仅利物浦一个城市，就有800个持牌营业的新酒吧。有趣的是，酒吧老板总会向顾客讲同样的故事。南来北往的旅客在雨雪中奔跑了一天，他们总会在傍晚时分，在乡村或者城镇公路边的小旅馆休息，这类的酒吧不光为客人备有食宿之地，还为他们的马匹准备了马食。当客人端着酒，靠近暖烘烘的壁炉，该是多么写意的时刻，这便是传统酒吧的魅力所在了。不少善于经营酒吧的老板，除了在酒水方面花心思外，还在酒吧餐上做文章，过去是以英式烤肉做招徕，现在是中餐、印度餐、健康食谱一并登场，为酒吧带来广阔的财路。图为伦敦市中心维多利亚大街的“罗伯特酒吧”。

亚当·斯密货币金融理论的逻辑起点亚当·斯密认为，流动资本中只有货币的维持费会减少社会纯收入，这一发现成为亚当·斯密货币金融理论的逻辑起点。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资本流转的相关论述为“货币银行”这一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他认识资本流转问题的起点则是社会总收入和纯收入两个概念。

亚当·斯密在对地租进行论述时，就曾把地租分为总地租和纯地租，同样，他把社会收入也分成总收入和纯收入两部分。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含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在总收入中扣除维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费用外，其余用于居民自由使用的便是纯收入。也就是说，所谓纯收入就是在不减少资本的条件下用于居民享用的资产。这种资产可以用于目前消费，也可以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国民真实财富的多少，不取决于其总收入的高低，而是取决于纯收入的高低。关于以下两类资产是否属于纯收入，亚当·斯密进行了特殊的说明：首先来看固定资本维持费。补充固定资本的费用不能计算在社会纯收入中，也就是说在修缮机器、工具和房屋时所耗费的材料和劳动产品都不能计算为社会的纯收入。这是因为，虽然对固定资本的投入可替代利润，但是固定资本的维持费却要耗费一部分年产品，这意味着原来可以用来增加食物、衣服及各种必需品的材料和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被分做他用了。

再来看流动资本的维持费，这一项比较复杂。流动资本包含货币、食物、材料、制成品四部分，后三部分可以转变为固定资本和用于目前消费的资产，转变为后者的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维持流动资本的后三部分也就只是维持固定资本，而并未从社会纯收入中抽出任何的年产品。社会流动资本中只有一部分的维持费会减少社会纯收入，这就是货币。

至此，亚当·斯密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货币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表现为对货币的维持会减少社会纯收入，因此，节省货币使用量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有关如何节省货币维持费的探讨至此开始展开，这一结论也在实质上成为亚当·斯密货币金融理论的逻辑起点。

亚当·斯密用“新轮子”的比喻完美地阐述了纸币的功用，认为发行纸币替代金银币意味着货币的节省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货币在亚当·斯密眼中就仿佛是一个善变而任性的孩童。当亚当·斯密在论述资本理论时，它所表现的特征使其很自然地被划归为流动资本一类，然而到分析资本的维持费时，它又变得更加类似于固定资本了。

货币与固定资本的相似性体现为：第一，需要支出一笔费用来建造与维持生产中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虽然这项费用是社会总收入的一部分，1770年，一个英

国茶叶进口商号的领

头人写了本小册子，

在这本小册子里，他

宣称：“伦敦附近有

一个小村庄，其主要

产品就是假茶叶。这

个村庄每年生产20吨

这种假茶，并以目前

茶叶价格的半价卖出

去。这种假货是岑树

叶子，它由孩子们采集，和羊粪一起在铜锅里煮。然后将混合物中的水踩出来，晾干，仔细地烘烤，直到它看起来像茶叶一样。孩子们被派去收集接骨木的花朵，因为经过晾干和烘烤后假茶就有了上好天然茶叶的香气，它的售价要增加一倍。”这些情形依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假货存在如此巨大的市场，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自从茶叶进入英国，在多年时间里，它已经变成了英国人必不可少的日用品。图为18世纪英国商队到中国贩运茶叶的商船。

却是从社会纯收入中扣除下来的。相似的，货币的积蓄与弥补也同样是从社会纯收入中扣除下来的。第二，构成个人或社会的固定资本的机器和工具都不是总收入和纯收入的一部分，同样，虽然社会的全部收入依靠货币能经常地分配给社会每个成员，但货币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正因为货币与固定资本在维持费上的这种相似性，对货币的维持就会像维持固定资本一样减少社会纯收入，而节省货币使用量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为了增加国民收入，应该用适当的金融手段代替金融货币的某些职能，以节

省金银币，在亚

当·斯密看来，

这种替代物就是

纸币。

亚当·斯密

举出了这样一个

例子，一位银行

家以2 万镑金银

币作为准备金发

行了10万镑的纸

质期票，既然纸

质期票与金银货

币有同等作用，

那么债务人自

当偿付利息。这

种期票的发行使

2 万镑金银发挥

了10万镑金银币

的效果。因此亚

当·斯密认为，

英国于1821年正式采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镑含7.32238克纯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废除金本位制，金币停止流通，英国停止兑换黄金。

1925年5月13日，英国执行金块本位制，以后又因世界经济大危机而于1931年9月21日被迫放弃，英镑演化成不能兑现的纸币。

但因外汇管制的需要，1946年12月18日仍规定英镑含金量为3.58134克。到20世纪初叶，英镑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趋于衰落，逐渐被美元所取代。1971年2月15日，英格兰银行实行新的货币进位制，辅币单位改为新便士，1英镑等于100新便士。目前，流通中的纸币有5、10、20和50面额的英镑，另有1、2、5、10、20、50新便士及1英镑的铸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英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将英镑汇率固定在1英镑兑换4.03美元的水平上。图为英镑硬币。

纸币的使用可以说是以一种远为低廉的商业工具代替另一种极其昂贵的商业工具，但其便利性却几乎相等。有了纸币，流通领域无异于使用了一个新轮子，它的建立费和维持费比旧轮子轻微得多。

慎重的银行行为可以促进一国的产业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把纸币称做“新轮子”的比喻称得上是对纸币功用的完美阐释。将纸币的这种功用推而广之，在一个银行林立的国家，假设其维持国内商品流通所需的通货为100万镑，那么银行会发行100万镑可以兑现的期票，金柜内只需保留20万镑以备不时之需。这时就会有80万镑资金溢出，节省出的这部分资金可以在对外贸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针对银行信用经济的诞生，亚当·斯密认为，银行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通过提供现金账户等手段促进资本流通才是银行能够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

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资本主义银行普遍建立的时期。亚当·斯密就生活在这一近代银行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作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银行对一国经济的重要作用。

苏格兰的工商业在18世纪初曾一度得到很大发展。亚当·斯密认为银行的设立是实现这一发展的重要原因，他立论的直接依据是，自从两家公立银行（分别是创立于1693年的苏格兰银行和1727年由国王敕令设立的皇家银行）在苏格兰创立以来，该地区的贸易额增加了四倍多。银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它在资本流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作用体现在：

第一，银行发行纸币以替代在本国流通的金银币，这样就只需留存很少一部分金银币作为准备金，节余的金银可以用来购买外国货物。从外国购买的若是葡萄酒、

丝绸等消费品，则无

异于鼓励奢侈，但假

如购入的是材料、工

具等资本品，则会为

一国持续创造利润。

第二， 银行可

以通过发放贷款给那

些面临困境的国内企

业，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然而，如果银行

发放贷款的行为不够

谨慎，则可能会损害

到自身、债权人和国

家的利益。

第三，商人们可

以利用在银行开设的

现金账户扩大其生意

的规模，这是因为银

行用贴现汇票和现金

账户减少了有信用的商人手中的呆滞资产。为满足不时的支付需要，商人可以通过现金账户向银行贷款，也可以选择贴现汇票，由于这样一来商人就不需要在自己的金柜里闲置大量不生息的货币，他们就可以购入更多货物，赚取更大的利润。

亚当·斯密说：“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促进一国的产业。但促进产业的方法不是增加一国资本，而是使本来呆滞的大部分资本发挥作用，使不产生利润的大部分资本可以产生利润。”这句话十分精辟地总结了银行对一国产业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当人类社会步入通过银行的作用来加速英国汇丰银行总行设在香港，始终以中国为其主要营业基地和获利对象。中文取名汇丰，是含有预期汇兑业务发达的意思。汇丰银行天津分行设立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是天津第一家外商银行。由于汇丰银行是外国对华借款的骨干银行，因此获得了对华关税、盐税的管理权；天津作为首都的门户和北方商贸重镇，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分行，其经理是以总行代表的身份坐镇天津。天津分行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它在天津外商银行中总是独执牛耳。汇丰银行分行成立后，天津的外汇市场价格即以汇丰银行的牌价为准。而天津外汇经纪人也完全由以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为主席的“外商国际汇兑银行公会”指定和指挥，并在汇丰银行地指导下设有外汇经纪人公会，把持天津的外汇市场。1954年，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撤离。

资本流转的时代，实际就已经昭示了信用经济的诞生。

亚当·斯密认为，纸币发行数量的确定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发行过剩会给银行和政府带来巨大损失，“劣币驱逐良币”是损失的成因。不少人或许都曾憧憬过满地钞票的幸福景象，但当你阅读过《国富论》之后，你会认识到，这种景象只能是一种空想。亚当·斯密在书中告诉我们，纸币发行数量的确定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同时纸币过多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每个国家可以轻易流通的所有纸币的全部金额不会超过其所替代的金银的价值，或（在商业状况不变的条件下）在没有这些纸币时所必需的金银币的价值。因为过剩的部分既不能在本国流通，又不能输出到国外，最终会立刻返回到银行要求兑现。如果银行的兑付稍有迟缓，就可能引发挤兑风潮。

其次，纸币发行量过剩可能给一国带来巨大损失。这是因为，由于纸币发行量过大，剩余的部分不断回到银行要求兑换金银，这时银行就需要铸造新的金银币来进行兑付。由于市面上的金银币是存在磨损的，而银行发行的新的金银币却都是足值的，在市场上，这些新币与有磨损的旧币却是等值的，其中的差额要由银行或政府承担，这样，就会因纸币发行过剩而带来一笔不小的开支。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英格兰银行以及苏格兰各家银行都曾因过度发行纸币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的，实际上就是在后世被称为“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这一现象指的是，因兑换过剩纸币而由银行支付的足值金币很可能会无法出现在流通中，它们会被成色较差的“劣币”所驱逐。亚当·斯密对这一现象成因是这样解释的：对一国而言，保留在国内进行流通的金币，无论轻的重的，其价值都是一样的，但显然把金币熔铸成金块后，重的价值就更大。这样就会使金币中最新、最重和最好的被铸成金块流失到国外，国内只留下成色不足的“劣币”。“劣币驱逐良币”虽然只是存在于亚当·斯密那个年代的特殊现象，但亚当·斯密对这一现象下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的分析，却常常被今人拿来解释诸如“为何美女难嫁”等有趣的问题。

亚当·斯密主张限制发行小面额的纸币，这一政策主张是基于对当时经济运行方式的深刻认识而提出的，看似保守，实则隐含缜密逻辑。生活中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很难离开小面额的纸币，但亚当·斯密却有一个看似奇怪的主张，即应该禁止银行发行小面额的纸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国货币的流通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商人之间的流通，二是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在流通过程中，纸币可以被应用于以上任意一种情况。

在对纸币进行管理时，可以通过某种政策手段使货币的流通仅仅限制在商人之间，或者使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大部分交易也能够使用纸币。这种调节纸币流通范围的政策手段就是限制纸币的面额，而强行禁止银行发行小面额的纸币政策依据是这样的：

第一，如果发行小面额的纸币得到允许而且普遍实施，就无异于鼓励许多普通人去开银行。大家可能会拒绝使用普通人所开银行发行的5镑期票，却很少会拒绝它发出的6便士期票。这些“乞丐般”的银行家当然很容易破产，结果可能使接收他们钞票的穷人面临很大的困难，甚至是极大的灾难。

第二，因为消费者很少会用大面额纸币进行购物，所以强行禁止银行发行小面额的纸币可以把纸币的流通范围限制在商人之间。如果纸币的流通被推广到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大部分交易，国内贸易就会用纸币进行，市面上的金银币就会被驱逐，纸币主要在商人之间流通则可以防止市场上出现金银币的匮乏。

第三，即便是把纸币的流通主要限制在商人之间，银行仍然可以帮助国内工商业。或者说，限制小面额纸币发行的政策不会影响银行对商人的服务功能。这是因为，虽然银行发行的钞票只限于较大面额，并只限于在商人之间流通，但银行通过现金账户以及贴现真实汇票仍然能够使大部分商人无须存储那么多的现金。

在今天看来，亚当·斯密把银行券业务尽量限制在商业范围内，防止其在居民之间广泛使用的主张无疑限制了金融力量的充分发挥，然而这一政策的提出却是基于亚当·斯密对当时经济运行情况的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看似“保守”，实则隐含着缜密的逻辑。

在谈到金融风险控制时，亚当·斯密认为，银行的票据贴现等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促进工商业发展，又可能有损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对金融风险进行控制是必须的。

1772年6月，当亚当·斯密正在埋头写《国富论》时，伦敦一家银行破产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使爱丁堡陷入了一场金融大恐慌之中，这造成爱丁堡有约三分之一的银行破产关张。该事件使亚当·斯密直接认识到控制金融风险的必要性，为此他特别强调了这样两条准则：第一条准则，办理票据贴现时，只宜贴现真实票据，而不可贴现循环票据。假设银行给商人贴现的是由真实债权人向真实债务人开出的汇票，到期后债务人会立即兑付，这样一来银行垫付的只是商人必须以现钱形式保留以备不时之需的那部

分价值，由于这种汇票到期就

会兑付，银行垫付出的价值和

利息也一定可以得到补偿。银

行如果对此类票据进行贴现，

银行的金柜就会像一个水池，

虽然水不断流出，但也有水不

断流入，出入数量相等，池子

里的水就常常会保持很满。反

之，如果银行为循环汇票提供

贴现，为贴现第一张汇票而实

际支付出去的价值会永远无法

实际归还贴现它的银行，因为

第一张汇票到期时，第二张面

额更大的汇票就又开出了。这

样，银行金柜这个“水池”里

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巴黎上流社会的贵妇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当时整个欧洲一种特殊风尚的一个片段。

这种特殊的风尚，就是18世纪流行欧洲一百年的“中国热”。

的水就会越来越少。

第二条准则，鼓励银行业的自由发展，促进银行竞争。亚当·斯密是这样分析的：银行数量越多，那么竞争者也就更多，为了提防同行进行恶意挤兑，各家银行的营业就必须格外慎重，所发行纸币的数额也必须与金银币数额保持适当的比例。这种竞争可以把纸币的流通范围限制在较窄的范围内，这样一来一个银行的失败（这是必有的事）对公众的影响就必定会变得比较小，同时，这种自由竞争又使银行对顾客的条件更为宽大。

亚当·斯密说：“慎重的银行活动用纸币替代金银，夸张一点的话，简直就像在空中凌空架轨，使昔日大多数的通衢大道变成良好的牧场和稻田，并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也就是说，在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之下，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带来极大的繁荣，从这种意义上说，金融风险控制可以称得上是一道通向繁荣之门。

资本积累的起点是年产品的分配

劳动以其能否创造价值的属性可以被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两类，前者因为可以生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对这两种不同属性的劳动的认识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研究资本积累问题的起点。

究竟是音乐家的动情歌唱更有价值，还是铁匠的挥汗如雨更具意义？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辨析两个概念即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开始。有一种劳动投入在劳动对象上能够增加它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

第一，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是研究国民财富增加问题不可或缺的。在一个国家中，制造业工人的生产性劳动一般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产生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入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非生产性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制造业工人把劳动投入劳动对象上，劳动对象的价值就会增加，这样的价值增加不仅可以补偿工资的价值，而且能够产生利润，家仆的维持费却是不能收回的。雇佣许多工人是致富的方法，维持许多家仆却是致贫的途径。

第二，非生产性劳动因其随生随灭的特点，其发挥的效用很难被保存起来形成资产的积累。君主、官吏、军队所从事的都是非生产性劳动，无论他们的劳动怎样高贵、有用和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不能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等功用。他们治理国事和捍卫国家，功劳当然不小，但今年的政绩买不到明年的政绩，今年的安全买不到明年的安全。在这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也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

第三，年产品中维持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所需的部分是此消彼长的，需要进行合理分配。无论年产品的数量如何大，它都不可能是无穷1800年以前，欧洲人口只有10％生活在城市中（英国和荷兰达到20％）。全世界超过十万人口的城市只有45个。到19世纪中叶，52％的英国人住在城市里。当然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比例，当时法国的城市人口是25％，德国是36％，俄国是7％，美国是10％。图为烟囱林立的英国工业城市设菲尔德。

的，因此，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的部分越大，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部分必然越小。相反，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的部分越小，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部分必然越大，而次年的年产品也必定越多。因为除了土地上天然出产的物品，一切年产品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展现出一幅勤劳富足、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同时期另外一些国家和城邦则在封建领主经济占主导的经济格局下日益腐化没落。导致富足与贫困的界限究竟在哪儿？这要从年产品的分配讲起。由土地和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品可以分成资本和收入两个部分，这两部分资产之间的比例可以为我们揭开国富、国穷之谜。由土地和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有一部分被指定作为补偿资本的基金，还有一部分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

先来看用于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年产品（可被称做“资本”）。这部分年产品不会立即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而是首先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因为把一部分资产作为资本而投入的人，无不希望收回资本并取得利润，因此，他只会雇佣生产性劳动者。这项资产首先发挥资本的作用，然后转化成了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再者，生产性劳动者在获得这部分工资收入后不可能在维持生活所需之外留有太多节余。

再来看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可被称做“收入”）。这部分年产品既可能被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也可能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这部分年产品多为大领主和富商获得，大体上，他们更倾向于雇佣非生产性劳动者为自己的享受提供服务。尤其是大领主，其支出中的大部分会被用来供养游手好闲的人（例如食客和歌伎），而不是勤劳、能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封建领主代表的生产力较新兴的资本主义而言是腐朽的。

随便在哪一个国家里，生产者对非生产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产品分配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在富国和穷国又极不相同。在亚当·斯密那个年代，欧洲富国基本上都选择把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商业和制造业上，与穷国相比，富国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也大得多，同时，与直接归属于地租和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也大得多。至此，国富、国穷之谜从年产品的分配比例中也找到了答案。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

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资本的增加密不可分，而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非勤劳。虽然亚当·斯密的观点有待商榷，但仍具有积极意义。

为何像罗马、凡尔赛、枫丹白露这样极尽奢华的城市，其人民往往是游手好闲和堕落而贫穷的，而工商业发达的里昂、波尔多则富足而生机勃勃？这是亚当·斯密在探讨资本积累时所关注到的一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一切与资本的增减密不可分。

关于勤劳可以积累资本，亚当·斯密谈到了以下几点：第一需要明确的是，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导致真实劳动量的增减和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减，因而也会促使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增减，以及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的增减。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资本增加的原因是节俭，而资本减少的原因是奢侈与妄为。一个人从收入中储蓄了多少，就增加了多少资本。增加的资本可以用来雇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借给别人以获得利息，使借款方有能力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既然个人的资本只能由储蓄每年的收入或每年收取的利息而增加，由个人组成的社会资本也只能利用这个方法增加。

第三需要做出说明的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诚然，必须先有勤劳，才可能创造出用于积累的资本，节俭所积蓄起的东西都是由勤劳得来的，但如果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而无所留，资本是无法增加的，所以说，节俭才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

第四是关于每年储蓄起来的资本流向。储蓄起来的资本最终还是会被消费掉，但因为消费的人和最终流向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富人每年所花费的收入大都被客人和家仆消费掉了，这种消费不会带来任何报酬。资本的消费则不然，它被支付给了劳动者、制造者和技工，他们会利用消费掉的价值进行再生产并创造利润，社会财富也会因此而增加。

尽管亚当·斯密把资本积累的原因归结为资本家的勤劳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对勤劳的推崇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资本家的节俭相对于封建大领主的骄奢淫逸，也更具进步意义。

亚当·斯密用“渎神”一词来形容会造成社会财富极大浪费的奢侈和妄为，事实上，这些行为对一国经济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在亚当·斯密看来，滥用资本就如同把敬神之用的基金收入转移给渎神之用的人一样，是把父兄节省下来打算干点儿事业的钱，拿来维持许多游手好闲的人。换句话说，奢侈和妄为都被亚当·斯密看成“亵渎神灵”的行为。

奢侈的罪过在于蚕食了资本，它对一国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却远不止于此：

第一，奢侈者把用以雇佣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挪去供养非生产性劳动者，所雇佣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就会减少，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价值也随之减少，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也相应减少。

第二，即使奢侈者消耗的都是国内产品，看似资本没有外流，但其结果也将同样影响社会的生产基金。每年总有一定量的食物和衣服，本来应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却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因此，一国产品的价值，总不免低于应有的价值。

第三，即便不购买外国产品，奢侈行为还是会造成金银外流。奢侈行为会使一国的年产品日趋减少，一部分货币也会因年产品的逐年减少而被逐出流通领域。货币持有者不会令手中的金银闲置，他们会从国外购入国内生产不足的各种产品，金银的流出就在所难免了。在这种情形下，金银的输出不是民生衰落的原因，而

是民生衰落的结果。

第四，亚当·斯密还谈到

了国家的奢侈行为。他说：“地

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为私人

奢侈行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

妄为却可能使国家贫穷。”无论

是朝廷中的王公大臣还是教会中

的神父牧师，都要依赖别人的劳

动产品才能过活，如果这部分人

的人数所占比例过高，势必会侵

蚀一国的资本。

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

农业、矿业、渔业、商业和工业上一切不谨慎和没有成功希望的计划都会使雇佣生产性劳动的资金呈现出减少趋势。固然，投入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也只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但由于使用不当，他们消费的价值无法被充分地再生产出来，与使用恰当的计划相比，总不免要减少社会上的生产资金。

亚当·斯密认为，个人消费行为对一国财富积累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购置耐用消费品是有益的，只追求眼前享受的消费行为则是不可取的。

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英法之间发生了四次耗资巨大的战争，战争中英国欠下的债务达到了1.45亿英镑以上，加上其他特殊支出，这些战争给英国带来的损失不低于两亿英镑。战争带来的不仅是人员伤亡，更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如果政府把资本用以雇佣生产性劳动者，其结果肯定又会是另外一番光景。政府这种错误的“消费”行为对资本积累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个人的消费行为对财富积累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1535年，法国探险家加蒂埃把他发现的地方称为加拿大，为法国在北美的扩张奠定了基础。当法国人在加拿大经营“新法兰西”时，英国人在今美国的东北部建立了新英格兰，并扩大为十三个州。图为加蒂埃画像。

第一，个人的消费支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被用来购买立即就可以享用的物品，对未来没有好处；另一类被用来购买比较耐久且可以蓄积起来的物品。把金钱用于声色犬马、锦衣玉食属于前一类，若干年后，这些开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会使享受浮华生活的人两手空空。修建别墅、庄园，购买珠宝、书籍等则属于后一类，这些开支可以达到改善未来生活水准的效果，其所有者的状况也会好于前者。

第二，对个人财富有益的消费方法也对国民财富比较有益。西穆尔的豪华宅邸在今天成了可供普通民众下榻的旅馆，而詹姆士一世的婚床在今天也仍然可供人休憩。王宫别墅、书籍画作、精美家具等流传后世的耐用消费品对其所属国而言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第三，把收入花费在耐用物品上不仅比较有利于积累，而且容易形成俭朴的风尚。同时，将资产用于耐用消费品上，能够提供更多的维持费，而将收入用于款待宾客，所提供的维持费则比较少。宴客的资产会白白消费掉而不留下任何痕迹，但如果把这部分钱用来雇佣工匠从事修筑房屋、园林等生产性活动，则有利于国家的财富增长。

当然，抛开个人消费对国家财富增长的影响不谈，将开支用于款待宾客并不一定比一味购置耐用消费品更加恶劣。如果一个人总是喜欢把大多数支出都用于购买珠宝、衣服等琐碎物件，那么此人的性格可能不仅是轻浮的，而且是卑鄙和自私的。

借贷背后隐藏着支配权的让渡

亚当·斯密对借贷行为有深刻认识，他为我们分析了借贷双方的动机，指出借贷行为的本质是对社会年产品支配权的转让。事实上，在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借贷行为已经成为个人、企业，甚至国家（通过发行国债）获取资金的重要手段。就是这样一种看似平常的行为，我们对它的认识并不一定比亚当·斯密更为深刻。

亚当·斯密首先分析了借贷双方各自从事这一活动的目的。对贷款方而言，他是把贷出取息的资产看成了一种资本，希望能够按时收回本金，并从借款人那里收取一定的年租作为使用代价。对借款方而言，其借款目的可分为两种：第一，把借来的钱作为资本，用来雇佣能够创造利润的生产性劳动者；第二，将借来的钱直接用于消费。

由于用途的不同，贷出取息的资产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如果把借款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便可以

产生利润，这样，借款方就可

以既返还资本、支付了利息，

又不会侵占其他的收入来源。

把借款用于消费则不然，这意

味着借款者起到一位浪费者的

作用，把预定用来雇佣劳动者

的钱拿去供养了懒惰者，而且

这将使得借款者必须通过侵占

其他收入来源才有能力归还本

金和利息。

再来看谁会成为潜在的

借款者。借钱消费的人不久就

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也会

为自己的不谨慎感到后悔。因

此，相对而言，更多的借贷资

本会被出借给谨慎而勤劳的资

本家，用在有用之途上。借钱

进行消费而不创造利润的通常

只有以不动产作抵押的乡绅，

这是昆丁·梅特西斯作于1529年的油画《放贷者和他的妻子》。画面上，丈夫仔细地看着秤上的斤两，因为怕看花了眼，他甚至微倾身子，以征询太太的意见。正在看祈祷书的妻子在书页的边缘折角做记号，以免漏看了任何一页。她带着有些迷惑的表情看着丈夫手上的秤，意识到在这份世俗的买卖里，实在没有任何虔诚、敬神可言。这幅绘画十分生动地表现了中世纪末期，虔诚信仰的世界开始向世俗化过渡时，人们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桌边的一面立镜，反射着站在窗边的求贷者饥苦和急切的脸。

为了满足其奢华的生活，在无法继续赊欠商人货款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借贷。需要说明的是，借来的钱不是用于日常花销，而是为了补偿以前花掉的资本。(www.xing528.com)

亚当·斯密还为我们分析了借贷行为的本质。无论是借贷本金还是偿付利息，都是通过货币进行的，但借款人和贷款人实际想要的都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价值。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借款人借入的实际上是消费品，而借款雇佣劳动者的人，他所借入的事实上也是包括工具、食物、原料等在内的商品。因此，贷出货币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贷款人把自己对社会年产品的一部分支配权转让给了借款人。

在借贷行为中，利息是资本使用者对资本所有者的一种回报，事实上它就是资本的“价格”。亚当·斯密认为，影响利息高低的因素是社会上用于贷出取息的资本数量。所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获得利益，必先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借贷行为中也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即借入他人贷出取息的资产，无论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用于雇佣生产性劳动者创造利润，都需要给资产的所有者，或者说贷款人相应的报酬，这种报酬就是“利息”。

用于贷出取息的资产属于劳动和土地所创造的年产品的一部分，它在被创造之初就已经被事先预定为用于贷出取息，并且它的所有人不愿劳神费力地亲自运用此类资产。由于这种资本都是通过货币来贷出和偿还的，所以它构成了所谓的货币的权益。在货币权益中，货币更像是一种权利证书，将所有者不愿意亲自运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中转移至另一人手中。这样说来，贷出取息的资本可以被看做一种转让，由贷款人向借款人转让的一大部分的年产品，其条件是借款人在借款期内每年要转让给贷款人一小部分年产品作为回报，这就称为利息。虽然货币在这中间起到了转让证书的作用，但它本身却和它所转让的东西不同，实际转让的是年产品而非货币。

利息的高低实际上是由一种传导机制所决定的：第一，所谓的货币权益会随着由土地和劳动创造的年产品中被预定作为贷出取息的资产的那一部分的增长而增长，换句话说，用于贷出取息的资本会随着一般资本的增长而增长。

第二，当人们更愿意把资本拿来贷出取息而非亲自使用时，说明使用资本所能获得的利润一定是下降的。由于资本在这时很难找到其他的可用于谋利的用途，社会上来源不同的资本之间就会产生激烈竞争，要想在竞争中击败对手，就必须开出更优惠的条件。

第三，就如同商人低价促销的战略一样，资本持有者只有降低手中资本的“价格”，也就是“利息”，才能把其他具有同样用途的资本挤出市场。可见，决定利息的因素实际上是整个社会贷出取息的资本数量。

与同时期的其他伟大学者相比，亚当·斯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了导致利率变化的主因是资本利润，而非金银数量。

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时，西方殖民者从殖民地疯狂掠夺财富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热潮尚未退去，掠夺行为使流入欧洲的金银数量激增。看似一种巧合的现象是，同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普通利率由10％下降到6％、5％、4％，甚至更低。基于这样的事实，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普遍认为金银数量的增加是导致利率下降的原因。

对此，亚当·斯密有不同看法：

第一，亚当·斯密认为金银供给数量的增加只会使等量金银所能购买的商品减少，但金银价值的降低却完全不可能有促进利率下降的作用。凡是使资本价值下降的原因，也必然是使利息价值下降的原因，如果100磅的价值减少到只相当于原来的50镑，那么相应的10镑的价值也只有过去的5镑。利率不变，资本价值与利率价值的比率必然不变，而只有当利率改变后，二者价值的比率才会有相应改变。

第二，白银数量增加而流通的商品数量不变只会使商品的名义价值降低，其实际价值是不变的。这是因为，货币在流通中所起的是一种转让证书的作用。银币增加只会使单位数量的商品所交换到的白银更多，但实际上所有银币所能支配的劳动数量、维持和雇佣的劳动人数也和原来一样多，这样虽然转让等量资本所需的银币更多，但一国的资本总量是不变的。因此，银币的增多就相当于转让证书变得更加冗长，其实质内容并未有丝毫改变。

第三，为进一步说明货币数量增加不是利率下降的因素，亚当·斯密还研究了相反的情况。假使一国的金银数量不变，而流通中的商品数量是增加的，此时货币的价值就会得到提升，即同等数量的货币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本，这样，一国的资本虽然名义上保持不变，实际上却增加了。此时，名义上的劳动工资是不变的，而实际工资却可能会比原来高得多，这造成资本利润在实际上和名义上都会下降，利率也就随之下降。可见，无论金银增加与否，决定利率高低的都只是资本利润，而非金银数量。

对今天的世界各国而言，利率水平的适当与否是关乎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曾被称为“经济调音师”，而他用以调节美国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便是利率。

事实上，亚当·斯密是最早论及利率这一重要作用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国家习惯通过设定最高利率来限制高利贷行为，但政策效果如何要看法定利率水平是否合理。此外，利率水平对地价也有直接影响。

亚当·斯密首先探讨了国家禁止收取货币利息的情况。一国采取这一政策的初衷常常是防止资本所有者“不劳而获”，或是禁绝高利贷行为，但实际上这种政策很难达到政府预想的效果。利用货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一些东西，因此，为了使用货币就必须相应付出一些东西。在禁止收取货币利息的政策之下，由于政府会对收取利息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债务人不仅要为使用货币支付代价，还要为债权人的潜在风险提供补偿，这样反而增加了高利贷的罪恶。

在设定法定利率的情况下，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法定利率被固定在市场最低利率以下。这时就会出现与禁止收取利息相同的结果，债权人在利息低于货币价值时不会贷出，而债务人必须为债权人所承担的处罚风险支付补偿费。

第二种情况是，法定的利率与市场最低利率相等。此时，不能提供可靠担保的人便会因无法从遵纪守法的借款人那里获得贷款，而转向高利贷者求助。因此，法定利率水平应当略高于货币的最低市场价格，或者说略高于具有最可靠担保条件的借款人所收取的货币使用补偿费。

一般市场利率还会影响土地的一般市场价格。资本所有者会计算是把资本用于购置土地还是贷出取息才能带给自己更多的好处。相对于高风险的借贷行为，购置土地的安全性更高，这使得资本所有者宁愿从土地中取得较小收益，而不愿将资本贷出取息获得更大收入。这时只有利息可以补偿两种收入之间的差额，利息越高，更多的资本就会用来贷出取息，土地的价格就会下降，反之，利率越低，土地的价格就会越高。利率较高的法国，其地价低于利率较低的英国就是很好的例证。

资本运用应遵循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使用的方法可以归为四类，即用于生产、制造、批发和零售，这四种用途相互依存，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手握资本，意味着你掌握着部分年产品的完全支配权，然而怎样才能用这部分年产品维持尽可能多的生产性劳动，进而创造更多的利润，就要看资本是如何运用的了。

关于资本的使用方法，亚当·斯密将其归为四类：第一，将资本用来购买每年使用和消费的天然产物。这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从事土地、矿藏和渔业改良和开发的人的资本。第二，将资本用于制造和准备这些天然产物，以供直接使用和消费。此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制造商的资本。第三，将天然产物和制成品从丰富的地区运至贫乏的地区，这使用的是所有批发商的资本。第四，将天然产物和制成品分成小部分，便于满足想要得到的人的随时需求。这使用的是所有零售商的资本。这四种资本使用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对整个社会的一般福利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四种使用方法之间还存在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一，除非资本的投入使天然产物达到一定的丰富程度，否则任何制造业和商业都不能存在；第二，除非有资本被用以制造和加工天然产物，并将制成品直接用以使用和消费，否则会因为不存在对天然产物的需求，而使其不可能被开采和生产出来；第三，除非使用资本将天然产物或制成品从丰富的地区运至贫乏地区，就不可能在满足当地需求之外生产更多的产品，不同地区的福利也无从增加；第四，试想如果不存在屠夫，想吃肉时，你就不得不买入整只羊，同样的，

除非将一部分的天然

产物或制成品分成很

多小部分，以适应想

要得到它们的人的随

时需求，否则每个人

便不得不大批购进所

需物品。

亚当· 斯密对

零售业的论述格外详

细，其中还首次谈到

了竞争之利和垄断之

弊。他认为数量众多

的零售商会产生激烈

的竞争，虽然有时这

种竞争会造成部分商

人破产，却会使消费

者从竞争中“渔翁得

利”，进而提高公众

福利。但假如全部商

业掌握在一两个人手

19世纪中后期，是一个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空前高涨的时期，整个世界都处于要求独立的躁动中。丹麦一直追随拿破仑，是他最忠诚的盟友。相应地，丹麦也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一支英国舰队驶到了卡特加特附近海域，在没有宣战或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炮轰了哥本哈根，并掠走所有丹麦军舰，以免它们为拿破仑所用。维也纳会议则采取了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它将挪威从丹麦划出，将它交给瑞典的查尔斯十四世，作为他背叛拿破仑的奖赏。

1905年，挪威以一种最平和有序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国，而瑞典也乐得祝愿挪威“前途顺利”，明智地让它走自己的道路。但是在此之前，1891年画家爱德华·默思描绘的一组有关《黑夜》的作品，向人们展现了在挪威独立王国建立前夕，奥斯陆街头这些游逛的孤独者的身影和警惕的眼神，以及对比强烈的苍白的脸孔，记录着当时的情形。图为爱德华·默思的《黑夜》作品之一。

中，就会出现贱买贵卖，从而损害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

亚当·斯密认为，不同的资本运用方法都可以推动生产性劳动，并进而增加国民财富。这其中农业对生产性劳动的推动作用最强，也最有利于财富增加。

初始资本数量相同的几个人，在经过若干年的经营之后，有些可能已是家财万贯，而有的则或许会变得身无分文甚至负债累累。虽然所有资本都只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然而等量资本所能维持和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却随资本用途的差异而大有不同，等量资本对所属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值的增加比例也完全不同。

首先来看零售商的资本。这部分资本补偿了他的上级批发商的资本及利润，使批发商得以继续营业。同时，零售商的利润则包含了零售资本给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品带来的全部增加值。

批发商的资本补偿了向其提供天然产物和制成品的农民及制造商的资本，使他们得以继续经营各自的产业。这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价值增量除包含了批发商的利润外，还有维持运输业者生产性劳动的工资，因而较之于零售商资本，所起的作用要大些。

制造商的资本一部分被用作固定资本，用以补偿工匠的资本及利润。

一部分流动资本被用来购买原料，补偿农民和采矿人的资本及利润，但大部分流动资本总是会被分配给雇佣工人。因此与批发商的等量资本相比，制造商的资本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要大得多，它在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品上所增加的价值也大得多。

农民的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是最大的。在农业中，大自然和人类一起参与劳动，然而它却不收取报酬，但生产出的产品却和工人所制造的任何产品一样有价值。农业资本带来的价值增加不仅包含农业工人的工资、农民的利润，还经常包含了地主的地租这样一笔非常可观的价值。在农业中使用的资本不仅比在制造业中使用等量资本能推动更大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而且能在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上增加更大的价值。

综上所述，就资本运用途径对生产性劳动的推动，进而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而言，农业优于制造业，制造业优于批发业，批发业又优于零售业。

调度资本产生收益是一国富强的关键亚当·斯密认为，没有充足的资本实现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均衡发展是一国富裕程度不足的表现，如何调度有限的资本产生最大收益，是一国能否走向富强的关键。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明白一个道理，即一国的富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产业结构紧密相关，而产业结构的形成又取决于要素的流向，尤其是资本的流向。

在被誉为“经济学圣经”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是借助于对国家层面的资本运用分析，来探寻一国的富强之路的。

第一，农业和零售业中使用的资本几乎都会局限于某一固定地点，从而总是留在本国之内；制造商的资本会留在工厂所在地，但这可能会是在本国，也可能是在国外，当然如果留在国内，它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会比较大；批发商的资本稍微复杂些，批发商可能是本国人，也可能是外国人，其雇佣的运输业者也是如此，然而不论怎样，它都可以起到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增加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值的作用。

第二，国家可能会像个人一样，存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一个国家可能常常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同时改良和耕种它所有的土地，制造和准备它所有的天然产物以供直接使用和消费，或是把天然产物或制造品的剩余部分运往遥远的市场。此时，该国就不得不面对怎样调度有限的资本才能产生最大收益的问题。在亚当·斯密看来，将资本中的大部分投入农业，它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量将会是比较大的，其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也最大。将资本投入制造业也会有很高的收益，而投入出口商业的资本是三者中效果最小的。

第三，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三种用途之上，说明该国的富裕程度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过早地涉足所有领域是不明智的，这也将不利于一国的资本积累，反之，假如能够优先将资本投入收益最高的产业，便产生最大的节余并渐渐积累起充足的资本。美洲殖民地的迅速发展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在那里，几乎所有的资本都被用来从事农业生产，只在家庭内部保留着分散的、粗糙的家庭制造业，其大部分出口贸易和沿海贸易都是由宗主国的商人把持。

在繁复多变的贸易行为背后是资本的往来流转，由于存在资本回收速度的差异，不同贸易方式对一国生产性劳动的推动作用大不相同。西西里的时髦人物穿着其他国家制造的丝绸，其原料却是自己国家生产的；西班牙的羊毛有一部分在英国加工，随后又有一部分呢绒送回了西班牙；里昂制成品的原料产地与这些产品的消费地也可能相隔万里……造就这种奇妙景象的原动力，正是贸易及其背后的资本运作。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贸易就是批发业，专指大批购入以供再大批售出的商业，它可以被分为三种：一是国内贸易，指的是在一国某一地区购入货物并在该国另一地区售出；二是对外消费贸易，指购买外国消费品供本国消费；三是运输贸易，就是把一国的剩余产品运往他国。

不同种类的贸易对一国生产性劳动的推动作用不尽相同。国内贸易的法国画家格罗姆于1848年作的油画《共和政体》是这样表达罗马的共和政体的：她是位健壮的妇女，一手挥舞着橄榄枝，一手持着钢刀，威严的雄狮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实力。显然她在向所有人召唤和平，但她也绝不畏惧战争。

每次运作都可以补偿本国在农业和制造业中运用的两个资本；对外消费贸易的运作也补偿了两个资本，即将货物运至消费国所耗费的资本，以及从消费国运送货物至本国的资本，这其中，只有一半补偿了本国资本。

不同贸易方式的资本回收速度也有很大差异。国内贸易的资本回收周期一般只有一年，有些情况下国内贸易的资本回收甚至能够达到一年三四次，而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回收周期则要长达两三年。这样一来，国内贸易中使用的资本已经运行了十二次，而对外消费贸易中的资本只能运作一次，这意味着在考虑到了来回运输的前提下，国内贸易对生产性劳动的推动作用可能是对外消费贸易的24倍。

作为一个思维缜密的学者，亚当·斯密注意到了一个特例，即供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有时不是用本国产品而是用第三国商品去购买的。例如，弗吉尼亚的烟草不是用英国的烟草购得的，而是由英国制造品购入的牙买加食糖和甜酒购买的。在这种迂回的对外贸易中，商人不得不等待三次外贸资本的回收，商人也需要用三四倍的资本来维持这种贸易，与用于同一种直接贸易的等量资本相比，对国家生产性劳动给予的鼓励和支持也要小得多。

对外贸易和运输贸易的发展是一国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由违反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贸易政策促成的。任何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都可能会由于过分强调此种政策所带来的某一方面的好处，而人为阻碍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然流动。

事实上，放任资源自然地自行流动往往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一国在贸易中的资本配置便是如此。

海上运输业的发展水平在亚当·斯密著述《国富论》的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象征，一国的国防和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员和船只的数量，因此很多国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运输贸易和对外消费品贸易的偏爱。在亚当·斯密看来这种偏爱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因为，发展对外贸易和运输贸易并不是增加海员数及船只数的唯一途径，一国海上力量的发展水平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于该国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数量以及生产的年产品的多寡。

把宝贵的资本用来维持国内贸易，可能会比从事对外消费品贸易或是运输贸易对一国的生产性劳动的鼓励和支持作用大得多，所增加的该国年产值也更多，而每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必定总是和它的年产值以及包含支付全部税收的基金成比例的。因此，国家不应过分偏爱或特别鼓励对外贸易和运输贸易，也不应强迫或利诱资本的较大份额进入这两种贸易渠道，而应当任其自然地自行流入。

如果这三种贸易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受到约束和强制，是顺应趋势自然发展起来的，那么它们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当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超过本国的需求时，就会产生剩余部分，生产者为补偿其资本，必然会将这部分剩余送往国外，而一国的剩余产品多了，自然就会促进该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另外，用本国剩余产品交换得来的外国产品也超过了国内需求时，就会催生转口贸易。这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发达的运输贸易是一国巨大国民财富的自然结果和象征，而非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更不是人为的、刻意的、违反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贸易政策的产物。

对农业的资本投入是亚当·斯密最为推崇的资本运用方式，但它却不是最赚钱的行当。出现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视角的不同。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编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让人感到费解。他说：“没有任何其他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比农民更大……在农业中使用的资本不仅比在制造业中使用等量资本能推动更大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而且能在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品上，在它的居民真实财富和收入上增加更大的价值。在能够使用资本的一切方法中，农业投资是对社会最有利的。”以上论述似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耕作和改良土地是获取财富的最佳途径，换句话说，农业是最赚钱的行业。这显然与我们的直观感受或是常识存在巨大反差，那么，是亚当·斯密犯下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吗？答案是否定的。

亚当·斯密在第三编的最后部分关注了这样一个问题，在18世纪的欧洲，商人和制造业者可以在短暂的一生中积累巨额财富，而这些资本最初常常是十分微薄的，在同一时期却鲜有以微薄的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人。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是，在欧洲所有大国中，许多良好的土地没有得到耕种，即便已耕种的土地中的大部分也远未达到改良的程度，也就是说，农业并未获得足够的资本投入。精明的人会发现，即使从事最遥远的亚洲和美洲的运输贸易，也比在本地改良和耕种最肥沃的土地更为有利。

这就产生一种悖论，即对农业的资本投入所能维持的生产性劳动是最多的，因而也最有利于一国的财富积累，但它却显然不是最为赚钱的行当。

其实要理解这一悖论并不困难。从资本的积累和运用的角度出发，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本源，因而一种资本运用方式所能维持的生产性劳动越多，资本运作中所创造出的价值也就越多，它也就越“赚钱”；而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财富的来源多种多样，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并不是财富增长的唯一来源，海外贸易、殖民掠夺都可以增加财富，因此出现悖论的根源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要理解亚当·斯密的“资本理论”，必须要先了解亚当·斯密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实际上，这个概念对理解《国富论》全书，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二是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

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前者，比如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等等；后者，比如说，家仆的劳动，它们“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亚当·斯密还直言不讳地把社会上等阶层与家仆相类比，把他们划入不生产的范围，比如君主、官吏和海陆军队。

这些人的生计，需要完全仰赖他人的劳动产品。同样，像牧师、律师、医生、文人，这些看似“很尊贵很重要的”职业，以及演员、歌手、舞蹈家，这些“低贱，也最不重要的”职业，也完全是不生产的，他们无不仰赖劳动者的生产。

在亚当·斯密看来，一个社会用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越大，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人手就越少，“次年的年生产物也必然越少”。本着增进国民财富的基本立场，他自然是积极主张增加生产性劳动者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重。

亚当·斯密的这一认识，在他所处的时代显然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一认识比较模糊，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非生产性”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的“服务业”相似。无论是生产性的服务。还是纯消费性的服务，现在都被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就是说都被看做“生产在中世纪，人们已经开始用木头制作为数不多的几种必要的机器。用于冶炼的燃料是木炭，直到18世纪下半叶，木炭仍是常用的工业燃料。可木头极易磨损。铁是一种好得多的材料，可在整个欧洲，只有英格兰出产铁矿。于是，英格兰兴起了冶炼业。熔化铁需要高温猛火。最初，人们用木材做燃料。可随着英格兰的森林被砍伐殆尽，人们开始使用“石炭”（史前森林的化石，即煤）。你知道，煤必须从很深的地下挖出来，运送到冶炼炉。并且，矿坑必须保持干燥，防止渗水，这是当时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因为18世纪中期的油画《注模车间》，表现的是英国约克郡的一家冶炼炉，工人们用铁水灌注模具的情景。

性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变化与社会的进步有关。随着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的渐次到来，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自然物质的匮乏的紧箍咒，慢慢被打碎了。对“非生产性劳动过多，会损害人类生存”的忧虑，大部分可以被解除了。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区分的意义，在这样一个时代，至少是大为降低了。

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自传》中的话说：“经济的一般性结论，不是根据自然必然性，而是根据自然必然性与现存社会制度的结合。”经济的结论，大多可被视为暂时的，随着社会进步将会发生很大变化。此外，亚当·斯密的这一区分，应该是受“重农主义者”启发得来的。这一观念，传到马克思那里，终于掀起了社会变革的狂澜。

除了劳动分工和货币的发明以外，亚当·斯密认为，没有什么现象比资本更重要，更能成为国民财富的源泉了。

资本积累越多，所能雇佣的生产

性劳动数量就越大，分工的范围也就可以越广、越深入。因此，增加一国的资本，即扩展其工业，就是增进社会的福利。“社会劳动只能随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同时社会资本也只有随社会收这是德国门采尔作于1875年的

油画《轧铁工场》。画面上，烟雾弥漫、机轮滚滚，喧嚣中锻铁发出明亮的光，工人们在超负荷地工作着。画家通过右下方在用餐、沉思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了劳动的紧张气氛。

入中能逐渐节约下来的部分的增加而增加。”资本是经济生活的真正源泉。

资本增加，土地可以肥沃，工业可以增进；资本减少，土地会因无力改良而贫瘠，工商业更会凋敝。显然，资本被放到了一个过分重要的位置。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明明指出，社会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靠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另一方面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在这里，劳动竟然被看做完全从属于资本了！对它更好的理解应该在于：资本可以用来雇佣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可以通过分工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资本在潜在的亚当·斯密增长模型中的作用。用亚当·斯密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

亚当·斯密曾经极力歌颂节俭，批判懒惰和奢侈。这背后的道理显而易见，只有节俭可以增加储蓄，从而带来资本存量的提高。换言之，“节俭，可以富国”。而社会和政府的奢侈妄为，却可以把它弄得穷困。“资本的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他甚至认为，每一个浪费者似乎都是公众的敌人，每一个节俭者似乎都是公众的恩人。

任何一个人，尽管需要面对现在享乐的欲望，但改善自身状况的欲望，还是会带来人的节俭行为。借助于资本雇佣劳动，静态经济的简单循环，很快就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螺旋上升的运动。当然，这说不上是多么高深的理论。和亚当·斯密有过交往的富兰克林，也是这样教育他的子女的。或许这只是常识，不过在很长时间，就是这种理论在支配着人们对储蓄问题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还被一以贯之地带入了亚当·斯密对政府收支的看法当中。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资本的积累并不是社会任何预见的结果，而完全是成千上万人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创造的。这些人的行动，是受到改善自身处境的欲望的驱使，从而使自己积蓄部分收入，并用以增加生产。亚当·斯密认为，促使人们储蓄的原动力，是改善自身处境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天生的，而且是非常强大的。许多政府所执行的最愚蠢的措施，甚至也不能抵消它有益的作用。这样，亚当·斯密实际上又再一次把社会发展的动力，放在了人性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也是不确定的，是受到“看不见的手”牵引的。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亚当·斯密在他的资本理论中，根据使用方式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作出了区分。他对这两种资本类型的区分是以两个原则为依据的：第一，资本带来利润时，要不要经过交换和流通，要不要更换主人；第二，把资本保管在自己手中以取得利润，还是把资本支付出去而获得利润。也就是说，凡是不需要交换、流通，保管在自己手中即可取得利润的，都是固定资本；而凡是需要经过交换、流通，或需要把资本交付出去才能取得利润的，就是流动资本。

亚当·斯密认为，固定资本主要包括四项，即用于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可以从中获取利润的建筑物，如商店、客栈、农舍、谷仓等；农田的基本建设费和改良费用，如开垦、排水、施肥等；人们通过学习得到的技能，这些技能，就像财产一样固定在他的身上。

流动资本主要包括四项，即货币、农产品及其他准备出手的食品、原料或半加工的材料，以及已经生产但尚未卖出的产品流动到真正的消费者那里。货币是第一位的，假如没有它，其余三项就无法周转；所谓“生产但尚未卖出的产品”，相当于现在通常所说的“库存”。

在各个不同的行业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所占的比重各有不同。

比如在商业经营中，几乎所有资本都是流动资本；在制造业中，纺织工业要比制鞋业、裁缝业所需的固定资本更多；在钢铁工业，因为需要设置熔炉，需要的固定资本就更大。

与现代资本理论的研

究相比，亚当·斯密对这两

种资本的认识是基础性的，

甚至存在某些明显的失误，

比如把货币作为流动资本来

处理。而且，这种划分对于

个别企业，或者对产业的分

析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在

考虑总体经济时，它就是没

有意义的，或者说至少是不

涉及“ 本质” 问题的。亚

当·斯密也没有把这种划分

延伸到本书其他部分的分析

中。实际上，关于资本的精

确概念，一直要到一百多年以后，才由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开始提出。

相比之下，亚当·斯密对于“人力资本”概念一词的贡献，是根本性的。他把人们学习到的有用技能，明确作为一种资本来看待。虽然他把它归在固定资本名下，但显然这就是一种有用的社会资本。1979年，西奥多·舒尔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他对“人力资本”

的研究。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的用途可以分为四种：一是用于取得社会每年必需的原生产物的投资，从事这种投资的主要是农业家、渔业家和矿业家；二是用于改制原生物以适应社会各种需求的投资，从事这种投资的主要是制造业者（工业家）；三是批发商人为运输原生产物以及制造品而进行的投资；四是零售商人为把这些产品最终完成和消费者交易的投资。他认为这几种投资用途密切联系，在经济运行中缺一不可。

亚当·斯密作完资本用途的四种划分后，马上就把大量的篇幅用到论述“三种事业”即农业、工业和贸易的问题上来。他说：“私人利润的打人类历史中最有趣的章节之一，就是有关于人们如何想尽办法让别人或别的东西替他工作，自己则悠闲享受着闲暇的乐趣，坐在草地上晒太阳、去大岩石上画画，或者耐心地将小狼小虎训练成温顺讨巧的宠物。这幅石版画展现的是1851年世界博览会展出的英国机器。博览会是在一幢被命名为“水晶宫”的用金属和玻璃建造的大厅堂内进行的。“水晶宫”坐落在伦敦的海德公园，在19世纪它本身就是一个建筑和工业的奇迹。

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可以说，这是对资本运行的微观基础最好的阐释。因为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投资，对投资者来说，追求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利润回报。亚当·斯密在作资本用途的分析时，也的确抓住了这一点。有趣的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与他心目中认同的各种资本用途的“自然趋势”，存在某种冲突。在亚当·斯密看来，资本投放在这三种不同的事业上，对社会财富增加的效果并不一样。

亚当·斯密提出来的用于检验这种差别的标准有两项：第一，每个部门所使用的资本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第二，使用该资本每年增加到国民收入中去的交换价值的数量。亚当·斯密分析的结果是，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到贸易部门，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和所得到的交换价值，依次逐渐减少，随着这种减少，它们对国家财富的贡献也在减少。亚当·斯密认为，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

资本划分的基础性学术意义

亚当·斯密将资本的用途划分为四种，他对每一种用途都有自己的看法。与资本理论的研究相比，亚当·斯密对资本用途的认识是最基础性的，仅仅是从产业的存在与否来讲资本的投入及其作用，远没有接触到市场的中枢神经即资本市场的运行问题。但由于亚当·斯密的研究是最基础性的，其划分的用途是最基本的划分，所以，亚当·斯密的分析对于现代资本理论研究仍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对于研究来说，一个学者的认识价值并不在于正确与否，而在于能否起到学科推进作用，能否对后人的研究给予启示。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认识始终正确。因而，在经历了二百多年之后，我们更应以平和的学术心态看待亚当·斯密对资本用途主要观

点。

在《国富论》一书中，

亚当·斯密专门论述了资本的

各种用途。他的这方面研究，

既是其有关资本认识的核心思

想反映，也是18世纪学资本理

论的代表性见解。在时光已流

逝二百多年之后，在正昂首阔

步走向市场经济之际，重温并

再度认识亚当·斯密的资本用

途划分理论，对于推进资本理

论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具有基础性学术意义。

第一，亚当·斯密资本划

分所体现的学术风范。

我们需重视亚当·斯密关

于资本用途划分，体现了他本

人学术风范的两方面思想。

其一，亚当·斯密认为：

“一切资本，虽都用以维持生

产性劳动，但等量资本所能推

动的生产性劳动量，随用途的

不同而极不相同，从而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亦极不相同。”在一般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中，等量资本是可获取等量利润的，而亚当·斯密却认为等量的价值增加可能使用的资本是不等量的，资本因用途不同而不是因其他方面的不同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推动生产性劳动作用，等量资本的投入可能不会产生等量的价值增加。亚当·斯密的这一旦固定式蒸汽机取得成功后，发明家们马上将注意力转向利用机械装置推动车、船的问题上。瓦特本人曾推出过“蒸汽机车”的研制计划，不过没等他来得及完善这一设想，1804年，一辆由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的火车便载着20吨货物在威尔士矿区的佩尼达兰奔驰起来。在这张1897年的英国摄影作品《火车出轨》中，再现了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火车肇事的灾难场景。极为发达的铁路改变了人们的地域观念，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一思想应该说更为深刻，因为这不是局限于资本收益看问题，而是通过资本的使用看到了基础性产业与非基础产业之间的不同，即看到了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投资效果的根本性不同。具体说，就是资本在农业、工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这四种用途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其二，亚当·斯密认为：“这四种投资方法，有相互密切关系，少了一种，其他的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为全社会的福利计，亦是缺一不可。”这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而不是作为商人，亚当·斯密更注重的不是资本的用途，而是各种资本用途之间的联系。如果说，亚当·斯密对资本用途强调其效果的不同，那么在资本用途之间的联系上，亚当·斯密则更强调的是各种用途的必要性即不可缺少性。这同样是与其同代人相比相当深刻的认识。亚当·斯密考察的范围是国民经济，他是站在国民经济的立场上分析研究资本的用途和资本的作用，他不仅强调了劳动的分工与协作，而且也强调了资本的用途分类及各种用途之间的统一。

就此而言，这往往是现代经济学研究所忽略的一种思想，即资本的宏观整体性更重于资本的微观竞争性。

第二，亚当·斯密资本划分是对前人认识的超越。

亚当·斯密关于资本用途划分的理论，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很深刻的，因为他不单纯是划分了资本的四种用途，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各种用途之中的基础性投资与非基础性投资的不同，资本各种用途之间的相互密切联系，每一种用途都具有必要性。

亚当·斯密的这一理论代表

了18世纪经济学研究的高度，这既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的资本理论研究，也不同于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学认识水平。亚当·斯密对资二战以后，英国政府，曾组织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等英联邦国家输出了15万名3至14岁的儿童。这些儿童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因家庭破裂、父母一方死亡等原因无力被抚养或遗弃，而被福利院等机构收容。图为二战后第一批英国儿童移民乘船抵达澳大利亚。

本用途的划分及其深刻认识，反映了18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超越了当时原有的资本理论思想，更具有经济学研究贴近社会真实的全面性。亚当·斯密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认识的超越上。

第三，马克思的抽象划分与亚当·斯密的具体划分。

亚当·斯密对资本各种用途的论述是按其投入的产业具体划分的。

这一点与19世纪马克思对资本用途作出的抽象划分是不同的。研究马克思抽象划分与亚当·斯密具体划分的不同，也是有助于研究亚当·斯密资本理论的贡献和19世纪经济学是对资本认识的发展历史的。不过，需要明确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不是资本用途的划分，而是资本性质的划分。分析亚当·斯密与马克思对资本用途的划分，可以加深对亚当·斯密资本理论的认识和了解。

马克思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具体地分析农业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划分意义。他的研究以工业资本为主，以商业、银行资本为辅，兼顾农业资本问题，但其关于资本在社会运行中的用途的认识，则是以高度概括性的分析为特征的。

马克思抽象地将社会的再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大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大部类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在这一抽象划分上，不能不说马克思的认识比亚当·斯密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亚当·斯密始终强调的各种资本用途的相互密切的关系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划分的再生产模式中得到了更清楚的证明。

亚当·斯密的资本四种用途的划分确实缺少两大部类划分的概括性，也缺少对各类资本用途联系的解释力。但是，从长期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两大部类的抽象与亚当·斯密四种用途划分的范围并不一致。

马克思的抽象范围似乎只概括了亚当·斯密的前两种用途，即只包括农业、矿业、渔业和工业制造业，并不包括批发商业、零售商业，等等。

从这一点来讲，如果单纯讨论资本用途，那么可以说亚当·斯密的划分范围是完整的，至少在他那个时代是较为完整的。因此，与亚当·斯密相比，马克思的抽象划分同样缺少针对某些领域的概括。马克思对生产的理解虽然是高度抽象的，是明确指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却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是与亚当·斯密四种用途的划分有区别的地方。

从现实来讲，不论是关于资本的研究，还是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研究，都不可或缺非物质生产领域，即都应将我们所说的类似 “第三产业”的概括进去。所以，马克思的抽象划分与亚当·斯密具体划分的不同在这方面可引起理论界的进一步思考。

马克思的抽象认识较之亚当·斯密的具体划分更为深入的表现是，马克思对产业资本作了抽象的三种形态的划分。在研究资本循环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亚当·斯密在论述资本的各种用途及其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作用时，并未探讨资本的循环过程，也未能认识到资本循环中的各种形态的存在。但就生产资本的认识来讲，亚当·斯密是在前强调唯有生产性劳动才能使资本起到创造财富或增加物的价值的作用，马克思是在后强调唯有生产资本存在的阶段才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关于这一资本的界定也是有分歧的。马克思通过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更进一步缩小产业资本的本质活动范围，指出只有处于生产阶段的资本才是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不可能有生产性的资本作用。这对于亚当·斯密的认识实质是一种批判，因为亚当·斯密对于资本用途的划分始终表明流通领域也是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亚当·斯密通过对各种资本用途相互密切联系的分析说明各种资本，包括商业资本都可起到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独立存在的资本。

可以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完全的学术性，不论是马克思，还是亚当·斯密，都应服从客观的逻辑。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学仍需继续探讨这方面的理论问题，马克思的抽象划分研究和亚当·斯密的具体划分论述都将是不可忽视的思想素材。

资本投放在农业上最有利于社会

人们一般都有这样的认识，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土地，能亲眼看到和支配资本，他的财产会比商人的少受意外事故的影响。因此，在利润相等或大致相等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将资本投在土地改良和耕种上，而不是制造业或对外贸易。商人不仅要忍受其资本受到狂风巨浪的摆布，而且受到更难确定的愚蠢和不公正因素的支配。相反，地主的资本固定在土地上，其安全程度达到了人类事务的性质所允许的极限。此外，乡村美景和田园风光总是会给人带来心灵的宁静，这种魅力吸引着每一个人，这或许是因为耕种土地是人类的最初使命，所以在人类生存的每一阶段，似乎都保留了对这种原始职业的偏爱。

在寻找资本用途时，在利润相等或大致相等的情况下，制造业自然又优先于对外贸易。就像地主的资本比制造商的资本更安全一样，制造商的资本也比外贸商的资本更安全，因为它随时都在他的监视和支配之下。一国在其天然产品和加工产品存在剩余部分时，必须送到国外去换取本国需要的其他物品，然而这种将剩余产品送至国外所需的资本究竟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却是无关紧要的。

亚当·斯密特别强调农业资本和农业家的作用，认为：“和投在制造业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农业上的资本，不仅推动较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按照它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动量来说，它对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对国内居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所增加的价值，都大得多。”因此，他与当时欧洲许多学者一样，认为在农业上投资最富有利润。从此处，我们可以闻到浓重的重农学派的味道。

《国富论》总是透露出一种对工商业者的讽刺和批判，却洋溢着对农业生活的赞美和向往之情。如果仅从这类表述上看，甚至很难把他看做新兴工业主义的先驱者。他以其坚韧的性格，墨守农业，不放过每一个机会表示自己对农业的偏好。只是在论述利润税的时候，亚当·斯密才表现出了对资本家阶层少见的一丝好感。亚当·斯密认为，企业家的纯利润是非常微薄的，而且那是投资风险和困难应得的报酬。利润不是合适的课税对象。如果把亚当·斯密对投资人或者企业家的看法，与《国富论》其他章节对这一阶层的看法相互比较，简直没人会相信，它们出自一人之口。

在亚当·斯密看来，地主和农业劳动者的利益总是和国家的总利益相一致，而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绝不会和公众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一贯都是想欺骗大众，甚至压迫大众，而且只要他们聚会，就总是在密谋，无时不是在觊觎公众的利益。亚当·斯密的同代人，大多不是这种语调。这也许和亚当·斯密作为一个伦理哲学家有关，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

亚当·斯密不仅认为资本投放在农业上最有利于社会，而且他认为，农业的艰苦性远甚于其他行业，而且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经验（除了艺术和自由职业）。农民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技能，需要去灵活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态。因此，他们也总是比城市里终生只是从事简单的一两项操作的人，有着更为灵活的头脑，受到更少的“异化”。他甚至认为：英国的乡绅和农业家们之所以忘掉了他们地位所固有的宽宏大量，而去要求在供应国人谷物和肉类上的独占权利，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错误地想模仿商人和制造业者的行为。

也许更好的解释是，这里的利润是亚当·斯密理想中的“自由经济”，通过完全的自由竞争得到利润；而在第一篇和全书的很多章节中提到的商人，更多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唯利是图，而且总是想通过各种独占手段觊觎社会公众利益的商人。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对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有着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评论。作为一个历史久远的农业大国，我们有必要在此摘其主要者讨论。

亚当·斯密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他强调，“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

我们确实特别重视农业，并且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欧洲确实特别重视制造业，特别是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制造业，结果欧洲发展了，中国落后了。就中国今天的情况来看，那些主要是农业产业的地区依然落后，而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却经济发达。问题的原因在于制造业附加值高，而且必须进入流通领域，甚至是国际贸易领域，是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产业；而斯密当时所讲的中国农业，即传统农业，却附加值低，而且进入流通的分量极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产业。

这些分析告诉我们，为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在产业选择上应当遵循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产业化，注重所选产业的附加值弹性，并且尽量深化和提升所选产业的产业链和附加值。由此出发，我们应当改造传统农业，使之尽可能地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化。

亚当·斯密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国土那么广大，居民那么多，气候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亚当·斯密的这些评论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国内市场，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了国内市场的开发仅仅依靠对外贸易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在任何时候同样不能忽视国外贸易，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有一段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法律构架的评价，他说：“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的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率，据说是12％，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负担这样的利息。”这一评价即使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切中要害的。

怎样正确理解亚当·斯密的资本理论首先，亚当·斯密说：“在各种资本用途中，农业投资最有利于社会。”亚当·斯密特别强调这一点并始终坚持这一点。其实，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已经是革命兴起之后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力量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但是，亚当·斯密还是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农业投资在整个社会资本运作中的基础性。亚当·斯密认为：“按照事物的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使用。”

在现代资本已证券化的状态下，亚当·斯密的这个认识仍是有重要意义的，即社会到任何时候也不能不重视农业，农业的重要决定农业投资重要，只有保障农业投资才能保障农业起到应有的基础作用。如果因为资本都虚拟化了，而忽视农业投资，那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从现在讲， 并

不能对亚当· 斯密

在农业投资上的观

点质疑。

其次，亚当·斯

密说：“比较重要的

是， 制造者的资本

应留在国内。” 亚

当· 斯密同样极其

重视工业资本， 这

是亚当·斯密不同于

同时代的重农学派的

地方。正是由于有这

样的见地，才使得亚

当·斯密能成就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成为那一特定时代的大师。

亚当·斯密认为：“因为有这种资本留在国内，本国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必较大，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也必较大。但不在本国境内的制造者资本也对本国极有效用。”这就是说，在亚当·斯密时代，他很明确支撑当时社会的，必须有一定量的工业资本，少了这种资本，国家就不能强盛。在现代，虽然资本已经全球化运动了，跨国公司几乎统治着大半个世界市场，但是亚当·斯密强调工业资本应留在国内的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毕竟在人类整体利益之下还划分各个国家的利益。这里，亚当·斯密说的留在国内的工业资本是对本国有利，亚当·斯密说的不留在国内的资本也是对本国有利的。现在欧美跨国公司的资本不留在国内的，正像亚当·斯密所说，也是有利于本国的。

再次，亚当·斯密说：“投在出口贸易上的资本，在三者中，效果最小。”亚当·斯密的这一认识是针对当时情况讲的，但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讲，这应是一种永远不可改变的信条。

18世纪中期，英国商品越来越多地销往海外，手工工场的生产技术供应不足。为了提高产量，人们想方设法改进生产技术。在棉纺织部门，人们先是发明了一种叫飞梭的织布工具，大大加快了织布的速度，也刺激了对棉纱的需求。图为18世纪60年代，织布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的手摇纺纱机。“珍妮机”一次可以纺出许多根棉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

出口贸易不能成为一个大国的主要经济活动，不论何时，大国的消费主要都需由本国的生产来保障，本国的生产物应主要供应本国消费。所以，即使是今天来看，亚当·斯密的这一认识也是很准确的。亚当·斯密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是很明确的，他认为：“经济学的大目标，即是增进本国的富强，所以，为本国计，与其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毋宁奖励国内贸易，与其奖励运送贸易，毋宁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为本国计，不应强制亦不应诱使大部分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到消费品国外贸易或运送贸易方面去。”而亚当·斯密讲的这种自然趋势，实际指的就是大国经济基本应自给自足，不论大量出口，还是大量进口，都是不合算的。

最后，亚当·斯密说：“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亚当·斯密的这一条，可以说精辟地概括了市场经济运行的精髓，也是对资本运行的微观基础最好的阐释。因为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投资，对投资者来说，追求的目标都一样，只有收益高，才能吸引投资者。至于具体的产品是农产品、工业品，还是技术、服务、贸易，这对投资者并不重要。

投资只要求价值增值，亚当·斯密是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来做资本用途分析的，所以，他既要划分资本用途，又要解释市场的机制。但是，作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并不完全认同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因为这一机制与他所论述的各种资本用途的自然趋势可能是存在某种冲突的。因此，从亚当·斯密的整体学说来讲，他并不主张完全的市场自由，他从实际出发同样要求社会对自发的市场机制有一定的干预，包括社会对私人投资用途的一定干预，以保证国民经济运行合理，国家富强昌盛。

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尽管亚当·斯密对重农主义也有批评，但《国富论》的很多细小毛孔却都流淌着重农主义的血液。有趣的是，亚当·斯密的这种看法却让生活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萨伊发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反对重农主义的论据。

萨伊是在欧洲大陆系统传播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想的第一人，他在经济学的多个方面都作出了继往开来的突破性贡献，也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产业经济学教授。他见贤思齐，激发志气，汲取先贤思想精华于立身行事之鉴，实在是善莫大焉！

事实上，亚当·斯密从未真正摆脱重农主义的观点。他承认，由于自然合作的结果，土地具有独特的生产性。他认为“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须代价，它的生产物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它的价值”。甚至认为“牲畜也是生产劳动者”。而医生、饭馆、律师和艺术家等，都被看做不具有生产性的。

和18世纪法国哲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孔狄亚克一样，萨伊认为，人类从来不创造物质，而只能仅仅满足于改变物质的形态。生产只是创造效用，增加商品所具有的满足人们需要和欲望的能力。一切工作，不论是工业方面的、商业方面的还是农业方面的，只要能获得这种结果，它就是生产性的。这一论点虽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种重要威胁，却先是给了重农学派致命的最后一击，让重农学派声誉扫地。这样，不是亚当·斯密本人，而萨伊最终驳倒了可能由于与对手关系密切而未能驳倒的东西。

尽管对农业偏爱有加， 但亚

当·斯密也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农业投资所获利润并不比其他事业优越。“我们常常看见一些白手起家的人，他们以小小的资本，甚至没有资本，只要经营数十年制造业或商业，便成为一个富翁。然而一世纪来，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在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

师（1766—1834年），一般被称呼为托马斯·马尔萨斯，虽然他喜欢自称为罗伯特·马尔萨斯。他是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思想很大程度是对他的父亲及其朋友们（如卢梭）的乐观思想的反动。他的一些文章也是对孔赛伯爵的回应。

在1 7 9 8 年发表的《人口学原理》中，马尔萨斯作出一个著名的预言：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他的学术思想悲观但影响深远。

欧洲简直没有一个。”

其实，如果沿着这一现象进一步探寻，只要稍稍与《国富论》中关于“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的思想结合，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就得出，在农业上，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而在制造业，则存在边际收益递增的思想。

在这里，我们不妨顺便插点题外的评述。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们大都信奉“自然秩序”，并以发现支配经济的自然规律为己任。但实际上，经济学很难说存在什么真正的不变的规律。随着人类社会状况的改变，支配人类经济生活的规律大多也在发生变化。人类能够找到的最多也就是一些“逻辑铁律”罢了，而且这些“逻辑铁律”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规模经济、规模不经济，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收益递增，等等。

在农业时代到来之后，农产品的价值相对于社会其他产品（主要是畜牧产品）存在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农产品的价值相对于社会其他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实际上又出现了一个上升的过程，即因为农产品的边际收益递减而工业产品的边际收益递增。上述结论则是一个必然结论。

有了这一思想，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给经济学带来的“悲观主义”的情绪不仅可以被大大冲淡，甚至几乎可以完全被避免了。这里我们当然不能苛责亚当·斯密，他需要考虑的问题和观察到的现象，实在是太多也太过庞杂了，以至于他对自己在各处抽象出来的理论之间的矛盾，都无法有完全清楚的认识。

怎样理解亚当·斯密的货币思想

《国富论》第二编“论财富的性质、蓄积和用途”主要目的是讨论资本的作用，但这一部分还包含了亚当·斯密的货币思想和利息理论。其原因也很简单，这就是出于误会。亚当·斯密把货币作为流动资本的一部分来看待的，从总体上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或者亚当·斯密这里的货币更应该被看做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

在经济思想史上，货币理论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领域，人们对亚当·斯密的货币思想的认识通常并不准确。但在亚当·斯密眼中，货币远远不是“一层面纱”那么简单，他说：“货币是流动的大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流通国内的金币银币，可与通衢大道相比。通衢大道，能使稻麦流转运到国内各市场，但它本身却不产稻麦。慎重的银行活动，以纸币代替金银，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像驾空为轨，使昔日的大多数通衢大道，化为良好的牧场和稻田，从而，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多么无比形象生动的论述啊！难能可贵。它不仅精彩，而且准确！

你可以从中寻出“货币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答案。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寻出“货币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这一理论的踪迹，而且可以看出，沿着亚当·斯密自己的思路，货币对“扩大市场”能够起到的重大作用。

此外，亚当·斯密还明确地判断出，随着纯粹的信用货币（纸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社会相应需要承担的金融风险，会进一步加大；纸币通行，管理不慎，无法制止的灾祸必将来临。他为我们生动而详细地描述了银行的业务，特别是当时最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发展史。它还借此说明了纸币数量的供应和需求问题。

凡适用于金属货币的规律，同样也适用于特种货币，即纸币。纸币的供应量可以自发地适应需求量。如果银行发行纸币多于流通所许可的数量，物价就会上涨。大家就会向国外购买货物。而纸币将会回笼到银行，以交换金银，金银是唯一的国际货币。银行显然对发行过多的纸币不感兴趣，因为这会让他们更频繁地应对兑现的要求，储存更多金银现币。

亚当·斯密还提出，人们没有必要担心银行数量庞大，以及由此引起的竞争行为。他认为，银行林立，竞争增强，只会使得它们各自营业更加慎重，让自己发行的纸币限在较小的范围流通，以降低风险。此外，即使有的银行因竞争失败而破产，对于公众的影响也会是有限的。同时，竞争还会迫使银行为避免被排挤。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亚当·斯密是一个坚定的市场信仰者，但他更是一个现实的“经验主义者”。并不是每一个银行总是能够了解或照顾它自身的利益，它们有时也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政府会禁止某些类型银行的银行钞票、取缔其发行，有人认为，这是对天然的自由的侵犯，亚当·斯密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这种法律介入确实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不过，他却对政府的这种行为，持坚定的支持立场。他说：“从某观货币是指任何一种可以

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

期支付标准和完全流动的财富

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商品，都可

被看做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

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

品，就是货币；货币是商品交

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货

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

点看，这限制诚然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但会危害全社会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却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专制的政府：法律强迫人民建筑隔墙，以预防火灾蔓延，其侵犯天然的自由，无异于我们这里主张以法律限制银行活动。”

亚当·斯密还专门讨论了利息问题。在他看来，利息的含义很容易解释的，即货币之所以总是能够按照高于票面的价值满足需求，就是由于人们预期借款人可以获得利润。亚当·斯密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却越来越为利润的解释苦恼。因为和价值理论纠缠在一起，这一理论终于在19世纪的经济学家那里分道扬镳。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和“剥削”的观点，而其他没有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后继者，则都转向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对利息的纯理论问题，亚当·斯密作出了某些贡献，也比同时期大部分的重农主义者的看法更正确。但和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相比，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却并不突出。

在大部分的重农主义者眼中，利息问题是需要政府进行干涉的一个例外。他们大多认为，投放在农业中的资本，真的增加财富、支付利息是正当的。可是在商业部门，利息显然就是巧取豪夺，就应该像谴责对工商阶利息，从其形态上看，是货币所有者因为发出货币资金而从借款者手中获得的报酬；从另一方面看，它是借贷者使用货币资金必须支付的代价。利息实质上是利润的一部分，是利润的特殊转化形式。换言之，利息是资金所有者由于借出资金而取得的报酬，它来自生产者使用该笔资金发挥营运职能而形成的利润的一部分，是指货币资金在向实体经济部门注入并回流时所带来的增值额。

级征税一样受到谴责。只有杜尔阁坦率地承认，收取利息是正当的，资本家既可以投资在土地方面，也可以投资在其他各种事业上面。

资本是一切企业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倘若任何一个借贷者所允付的利息低于资本家自己使用它所得到的利息，资本所有者就不会把资本提供给任何人。这个论点，在亚当·斯密的论述中，几乎是按照完全相同的面目出现的。同时，对于孔狄亚克在《论商业和政府中》中提出的更为现代的利息理论的基础，亚当·斯密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利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