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产力紧密相关的生产关系研究

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中不涉及生产力，也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不必要对生产力进行任何考察，更不意味着可以脱离生产力从事纯生产关系的研究。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鲜明特色是：紧密地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

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社会生产，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本来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指出这两方面是处在有机的联系之中，它们互相推动、互相制约，是一种对立的统一关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生产力乃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并成为生产关系变化的动因，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它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就有什么样的劳动方式，也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因此，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运行机制的研究，不能脱离对生产的物质基础的研究，而应该把生产关系归结为劳动方式，最终归结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79]。

基于上述原理，对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要从物质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去加以说明。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你不应该把农业和技术同政治经济学分开，……正如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工具同他们的生产分不开一样，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动力织机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分不开的。正如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蒙昧人的工具也制约着他们的社会。……一说到生产资料，就等于说到社会，而且就是说到由这些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社会。”^[80]

基于上述原理，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关系由低级形式向更高级形式的发展变化，即生产关系的发展采取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五种形式有规律地向前演进，以及同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变化，这些均要联系生产力来加以说明。

马克思在阐明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别时就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与生产工具的状况联系起来考察的。马克思说：“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体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至少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8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广义的）基于上述原理，联系生产力的状况，论证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规律。这就是：大体说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与石器的使用相适应的是原始公社制的生产关系，与铁器（在东方是青铜器）的使用相适应的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与手工磨相适应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现代机器大生产这一物质基础相适应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紧密联系生产力的状况来阐明整个人类历史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且还要由此阐明某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规律。

众所周知，就某一社会形态来说，生产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发生、发展与向更高级的新社会的生产关系过渡的过程。因而，某一社会形态的特殊类型生产关系也有一个由初生期不成熟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形式，最终转化为衰亡的形式（就私有制社会来说）的发展过程。因而，对某一社会形态来说，根据生产关系成熟程度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将它区分为不发达的阶段和发达的阶段。如原始公社制有母系制与父系制的区分，奴隶制经济有东方的不发达的奴隶制与希腊、罗马的发达的奴隶制的区分，封建制经济有以劳役地租为主要形式的庄园制经济与以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为主要形式的地主经济的区分，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以工场手工业形式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和以机器大工业为形式的发达的资本主义。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又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两大发展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又要区分为企业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变化，要经历一个由带有过渡性的萌芽形式、幼年期形式、成熟形式到过度成熟与腐朽形式的一系列阶梯。对于上述某一特定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与演变的内在联系与规律的阐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当然，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是以支配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即其总的趋势，而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与细节。列宁在论爱德·大卫《社会主义的农业》一书时指出，“他十分详细地探讨了几百个技术性的细节，把问题的政治经济本质反而淹没了”^[82]，并指出，“大卫对问题的社会主义经济意义连懂也不懂”^[83]。但是必须看到，生产关系的规律总是要通过它的具体形式的发展变化来体现，因而，只有从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发展变化中，找出它的一系列的阶梯与关节，由此阐明生产关系经历量变、局部质变到根本质变的全部运动，这样才能说对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做出了深入而科学的阐明。如果人们只是停留在诸如生产关系要发生、发展和灭亡这一类的极其一般的、极其概括的表述上，那么，就还远远没有完成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任务。

对上述各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必须经历的一系列阶段的阐明，必须联系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的状况。如原始公社制生产关系发展成熟程度的不同阶段与生产工具由旧石器演变为新石器是密切相联系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成熟程度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与青铜器的演进至铁器密切相联系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发展成熟的不同阶段，则是与粗放的三圃农业演进至精耕细作的农户农业密切相联系的；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程度不同的发展阶段，则是与生产工具和现代劳动方式的状况，与劳动社会化的程度密切相连的。可见，要科学地阐明某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深入揭示某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发展演变所必须经历的阶梯与步骤，是不能求诸生产关系本身，而是必须紧密地联系生产力的状况，必须立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的分析。

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的方法，正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并不想构造一个单一地研究生产关系的纯之又纯的理论经济学，《资本论》这一巨著中，就包含着有关生产力的规律的精要的阐述。大体说来，《资本论》中的有关生产力的规律表现为以下这些方面：（1）有关劳动过程的要素的分析。《资本论》论述了任何物质生产都是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统一与结合；论述了生产的物的因素的组成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一内在矛盾所推动的劳动手段发展变化的规律。（2）有关生产力的人的要素的分析。论证劳动者这一要素的发挥作用的形式——劳动，如何由个体的、孤立的劳动转化为社会化的、社会结合的劳动，以及如何由结合劳动的初级的、不发达的形式发展为成熟的、高级的形式。例如，由简单协作这一结合劳动的低级形式转化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由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业的结合劳动形式，转化为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结合劳动形式。（3）有关现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中的决定要素——科学技术的分析，论述了科学技术由原本的知识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机器、技术设备——由此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机制与规律。（4）有关劳动方式的分析，如手工业生产方式转化为工场生产方式，再进一步转化为机器大生产方式的规律。马克思上述的有关生产力的规律的概括与阐述，其目的不是为了研究生产力本身，而完全是着眼于揭示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变动的规律。(www.xing528.com)

在《资本论》第1卷第4篇第11章至13章就是结合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具体形态，结合从属于资本的劳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研究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生和发展。在这几章中，体现了马克思通过对生产物质技术形式的考察来进一步分析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如下三个步骤：

第一，对生产的物质条件与物质技术性质的研究。首先，通过对生产力的物质要素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劳动手段由简单的手工工具到发达的手工工具再到机器的转化。《资本论》第13章，利用了自然科学的大量研究成果，阐明了什么是机器，论述了机器内部运动的机制，如动力机生产出动力，经过传送机，最终推动工具机的运动。马克思分析了机器的内在结构和矛盾，论述了产业革命后新产生的工具机与中世纪动力之间的矛盾。指出正是由于工具机的发展与有限制的水力的矛盾，推动了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84]。其次，论述了与上述生产工具的发展相适应的是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化。

第二，对劳动的技术性的社会结合形式——劳动组织——的研究。《资本论》论述了工场手工业的以简单协作作为特征的企业劳动组织到以分工为特征的劳动组织，再到工厂制度下分工更加发达的企业劳动组织的变化。

第三，对生产的社会结合形式的研究。这就是在阐明各种劳动方式的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考察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些劳动方式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分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奴役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及其带来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

基于以上的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同以某种方式某种角度来进行一些对生产力的考察与研究是一致的。

可能有的同志会说，上面那种说法岂不是证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起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我们的答复是：不是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从某种角度和以某种方式研究生产力，通过联系生产力的运动规律，以达到阐明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的目的，它同把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为这门学科所要揭示其规律的客体是根本不同的。

我在1961年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要把研究范围和对象范围加以区分。对象范围是一门学科要通过研究以揭示出其客观规律的一个特定的领域。无论是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是以研究某一个特定领域中的特殊矛盾、特殊规律为其任务。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某一对象的领域正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85]。把客观事物的一个特定领域作为研究对象，作为这门学科要发现其规律的客体，这就叫对象范围。但是由于客观事物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某一特定领域的事物的运动与其他领域的事物的运动，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对这一特定的对象范围的事物的规律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其对象范围以外的更为广大的领域，这些为研究独特的对象范围而涉及的更广阔的客观事物领域就叫研究范围。

“作为研究对象，乃是这门科学要揭明其规律的特殊领域，而在研究范围中所要包括某些对象范围以外的现象和事物，它们只是用来完满地阐明对象范围的规律性所必要涉及的从属性领域，对于后一领域事物的规律性的阐明，不是这门科学的任务。如哲学史、美学史、文学史等科学，固然也要考察政治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但是却不是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对象，不是以揭明后者的规律性为任务。由此可见，只有弄清楚研究范围和对象范围的区别，我们才能在各门科学研究所要涉及的颇为广泛的领域中明确主次，分清对象，弄清各门科学所要探索和揭明的是什么领域的事物的规律性，从而明确各门科学的特有的任务。”^[86]如气象学以寒暑风雨等自然气候变化现象为对象，它的任务是揭示各种气候变化的规律，为此，它的研究范围不仅要包括太阳、地球、月球等宇宙现象，而且要涉及地理与地质现象，涉及山区、平原、沿海的地表与地质结构，涉及地质学的研究范围，但不能说气象学以地质为对象。又如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的地质结构及其形式，但它的研究范围还要涉及宇宙、天体方面的现象，但就不能说地质学是以天体现象为研究对象。同样，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是以揭示社会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为其任务，但它的研究范围就不限于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系，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变动的决定因素，因而为了阐明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也要联系生产力的状况，从而要在一定程度涉及生产力的研究；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和制约着生产关系的运动的还有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所以，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还要研究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还有人的精神作用（包括思想、道德观念、觉悟水平与文化水平的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伦理道德与文化教育生活的经济作用的研究。但是，以上这些领域在性质上只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不是对象范围。如果把研究涉及的一切关系和一切领域不加区别地统统作为它的对象，那就找不到哪一门科学有它的独特的对象，而任何一门科学都将成为多对象的综合科学或边缘科学，从而取消科学的类别划分，而政治经济学也将变成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还研究上层建筑的混合物，从而取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固有的特色。

总之，马克思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十分明确把生产关系作为对象而反对把生产力纳入对象之中，从而将政治经济学混同于工艺学的错误方法；另一方面又紧密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反对脱离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抛开劳动方式来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对象范围与研究范围加以区别又在研究中加以联系的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