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互通：促进信息主体的成长

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即权力。谁掌握了信息的发布权力，谁就具有支配地位。在亨廷顿看来：“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传统社会，农民更多的是被动性的政治参与者，其政治行为相当程度上是基于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的有限性。他们不知外部世界的丰富性，更不知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外部世界。他们的生产方式、居住方式和信息传递方式决定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长期以来，国家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支配着乡村社会。农民与政府沟通困难，更难以将自己的声音传递给国家。只是到了迫不得已，农民才以自己剧烈的行动表达自己的意志，而这种表达与社会动荡紧相伴随。

到了近代，信息环境才开始发生变化。但在相当长时间，信息的发布主要还是为少数人所控制。特别是1949年之后，信息媒体主要由政府执掌，政府成为信息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传递者，农民则只是单一的信息接受者。这种信息的传递有助于国家自上而下的纵向整合。但农民既然只是信息的接受者，他们的声音便很难自下而上地得以自我表达。

进入21世纪以后，互联网兴起并延伸到农村，使得广大农村由“电视社会”进入“网络社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认为，手机已成为农村人口的“新农具”，即农民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物件。包括手机在内的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工具，其重要特点是互联互通，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在传统的“广播社会”和“电视社会”里，农民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在“网络社会”里，农民开始成为信息主体，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在于网络为“民间表达和公众参与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特别是使弱势群体也有可能参与决策”。信息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激发了农民的自主性，他们有了基于自己利益的选择。斯科特用“隐藏的文本”来概括农民这一行为。尽管有国家“公开的文本”，但农民用符合自己利益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由此改变着“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政治困境。(www.xing528.com)

“网络社会”有助于国家通过互联网发布政令，影响民众。同时，网络信息发布主体的多元化造成信息繁杂，又制约着国家通过互联网整合农村社会。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形成，国家加强了对网络的管理，以此引导网络舆论。但是，互联互通的网络毕竟从根本上改变着信息环境，为农民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条件。国家如何在网络社会里促进农民的政治表达和参与并以此有效整合乡村，成为前所未有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