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斯大林理论与苏联实践探析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对于人与自然的问题上也有着自身的见解。首先他在哲学观上，继承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对于唯心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针对黑格尔的观点进行过批判，“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6]。这是继承了马恩关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但同时和自己所处的环境共同发展起来的观点。列宁对于生态与环境的单独思想论述并不多，但是他对于环境问题也有着自身的看法，尤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于环境的破坏，列宁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他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中引用恩格斯的话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大城市糟糕环境状况的厌恶和批评：“在大城市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人们都在自己的粪便臭味中喘息，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7]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工人生存环境恶化，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工人生活日益困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赐物，这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8]

对于资源循环利用，列宁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曾经指出：“十分明显，人造肥料代替天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部分地）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下述事实：把天然肥料白白抛掉，同时又污染市郊和工厂区的河流和空气，这是很不合理的。”^[9]

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恒常要素，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他同时批判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西方学者提出的地理环境理论存在着明显缺陷，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认为，地理环境无疑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影响，“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根本原因。”^[10]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并非是社会重大变革和发展中的根本因素，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斯大林的观点在当时的时代是拥有其合理性的也是进步的，但是斯大林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地理环境割裂，造成了生产关系的孤立化和地理环境的外部化，过度强调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这也为后来苏联生态问题埋下了伏笔。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一直以来，包括马恩列斯在内的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们认为造成环境危机和生态破坏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类至今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是为了取得劳动最近的、也是最直接的有益效果”^[11]，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这种“取得劳动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发挥到了极致。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则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个问题。诚然，在苏联建设初期，列宁通过国家力量对于环境利益进行了保护。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他就签署了100多项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文件。同时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兴起了环保运动。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之后，苏联开始大规模的建设，而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虽然时常有提及，但始终没有进入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最终产生了严重的后果。(www.xing528.com)

首先，资源浪费严重。苏联是在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的资源消耗。其次，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贝加尔湖、波罗的海、咸海、里海、亚速海等内海湖泊出现水面萎缩和污染，顿巴斯煤区严重污染，科拉半岛和中亚地区土地严重沙化，大片森林被毁。”^[12]巴尔喀什湖日渐萎缩，逐渐成为“死海”：中亚出现了黑风暴；各个大城市空气质量很差。“80年代末前苏联领土上受污染最严重的水域许多污染物的浓度严重超标，超出10个极限容许浓度。7%城市的一氧化氮和8%城市的二氧化氮的平均浓度超过标准。”^[13]被称为苏联母亲河的伏尔加河、所有煤炭钢铁等重要工业区、土壤等都有严重的污染：西伯利亚的开发造成了原油泄漏、天然气泄漏以及原始森林的消失等生态问题；放射性废物污染贻害无穷，特别是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造成巨大的环境问题。最后，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资源的消耗直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据资料显示，从狭义上的经济成本来看，到1980年，由于空气和水的污染造成苏联年均总损失达200亿卢布，而到1990年，这一数字达至U450亿卢布。有的资料显示，1980年的总损失大约为500亿—600亿卢布，而1990年达到1 200亿卢布。另外，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87年苏联仅污染造成的医疗卫生花费就高达1 900亿卢布，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1%。^[14]

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增加了对资源的依赖，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发生的“公地悲剧”使得资源利用率低下，浪费惊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苏联国内生态环境的恶化、全球生态危机的凸显以及西方生态主义运动的兴起，苏联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生态问题。特别是80年代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第二个阶段，苏联也出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有影响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卡皮查、弗洛罗夫、罗西、格拉西莫夫等人的生态哲学文章。苏联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揭示生态问题的本质，批判西方各种错误的环境思想，探讨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了发展。他们把马克思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作为研究全球生态问题的指南，强调人和自然相互作用过程的具体历史性，揭示生态问题的社会本质，坚持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协调人和自然关系的最终目的。但是这种新思潮并没有遏制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