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驱动与计划制定的发展策略

尽管从总体上看，上面对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不发达国家中发展政策的特征做出了恰当的概括，但在无一定之规的第三世界里还是可以观察到巨大的差异。有些国家较另一些国家更多地依赖构建主义的发展战略和生产手段国有制。同时，也有证据显示，与较具干预主义和构建主义性质的国家相比，较多依赖市场的国家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更少的通货膨胀和更平等的收入分配（World Bank，Word Development Reports，1979 and 1996；Gwartney and Lawson，1997）。在观察一对对制度组合不同、但可粗略对比的国家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有许多因素影响着实际增长率，并且在统计手段上存在着许多缺陷，但下列差异仍只有在联系制度上的系统差异时才能得到解释：

印度在1948年获得独立后实施了相当详细的贸易控制和中央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里，其干预型经济发展因工业方面的国家所有制试验而加强。与其相反，巴基斯坦遵循了较少干预主义的战略，并切实地开放了市场和价格。印度在60年代里的实际增长率为每年3%，略高于人口增长率，而巴基斯坦则实现了年均5%～6%的增长。在那一时期里，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为年均5．5%，而巴基斯坦在较自由市场下的通货膨胀率仅为年均2%左右。

东非，肯尼亚采用了一套较具市场指向的制度，而邻近的坦桑尼亚采用了无所不在的经济干预主义，并伴有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贸易控制。20世纪70年代里，肯尼亚的人均经济增长为年均2．4%，为坦桑尼亚年均1．1%的两倍多。

在西非，加纳贯彻了社会主义——干预主义观念，压制市场和私有企业，而邻近的象牙海岸则较多地依靠了市场和私有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里，加纳人为其生活水平年均下降2．6%而一筹莫展，但象牙海岸的国民则在人均收入上实现了每年1．5%的增长。

在亚洲，过去的英国殖民地斯里兰卡在20世纪60年代里转向了中央管制价格、投资控制和大量社会主义性的资本积累，而与其禀赋类似的马来亚半岛（后来的马来西亚）则奉行了一项开放贸易和投资并依赖市场的政策。马来西亚阻止了共产主义的兴起，但这完全要归功于法治，它提供了获得经济机会的渠道，其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平均约为4．5%（1960—1975），并伴有最低的通货膨胀（Kasper，1974）。相反，斯里兰卡的经济于预变得越来越详尽，并允许越来越按种族实行差别待遇。结果，其人均收入实标上只增长2%左右（1960—1975）并且后来还下降了。种族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一场持久的血腥内战。并且，尽管有命令型价格控制，通货膨胀仍稳步加速。

这份国家比较的清单还能延伸而不影响其一般结论，即依赖保障私人产权、私人自主和开放的制度与较快的经济增长是并存的。也许有人会问，这些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到底是由于造成更快经济增长的市场剖度，还是仅仅由于快速增长的国家能够提供经济自由。这里所论证的经济理论毫不怀疑，因果关系的方向主要是从制度组合到经济表现。

必须承认，上述比较首先依赖了间接证据，是在推断制度框架上的差异在市场导向中造成的增长后果。关于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的影响仍缺乏直接证据，即使有也很不系统。然而，像德·索托（1990）分析秘鲁非正式经济那样的研究，还是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制度变革对发展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同样，最近，已有一些跨国证据被提供了出来，它们显示，制度安排是如何促进或阻碍了经济发展（Borner et al．，1994；Brunetti et al．，1997）。

制度意识也渗透了出自国际组织的政策建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已强烈地受到了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影响，即货币稳定化、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Edward，1995，第58～70页；World Bank，1993，various）。人们指出，控制预算和货币供给、金融发展、解除对国内贸易的管制、私有化和转向精干的政府这些方面，在制度改革的全过程中是始终需要的。然而，最常见的情况却是，人们仍设想，系统的制度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源于贯彻具体的政策建议。而这些建议本身则立足于新古典式的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国际组织仅仅刚开始逐步地想到，必须首先解决制度变革方面的问题（例如，请参阅Klitgaard，1995）。

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可以用东亚国家中的两个事实来证明。其一，为了越来越多地依靠个人创造性和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增长的东亚国家都重新塑造了各项制度；其二，1997—1998年间的东亚制度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这些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家中有许多国家的制度质量逐渐恶化，而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们却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精简他们的制度并使其更具普适性和更少歧视性。

选自［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和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51～559页。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www.xing528.com)

[2]《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0页。

[3]同上，第461页。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8]约翰·洛克斯·康芒斯（John R．Commons，1862—1945），美国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其代表作《制度经济学》中阐述了“交易”的产权性质等诸多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也为产权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主要代表作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制度经济学：它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1934）等。

[9]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当法西斯主义兴起时，他离开了出生的匈牙利，成为英国公民。在其学术生涯中，曾先后在牛津大学的本宁顿学院和伦敦大学教书。著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大转型》和《达荷美和奴隶贸易》（与A．罗特施泰因合作）等。

[10]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1902—1998），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成员、芝加哥大学教授及经济系系主任（1946—1961）。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从而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有：《人力资本的投资》（1960）、《改造传统农业》（1964）等。

[11]柯武刚（Wolfgang Kasper），德国经济学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制度经济学；史漫飞（Manfred E．Streit），德国经济学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体制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制度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