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总结中国的主流发展模式为“四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15]这种契合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趋势的发展模式逐渐成为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过度追求地方工业化和资源资本化的发展主义话语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不少消极后果，如农业化学化、小农发展困难、消费主义侵蚀、生态环境破坏、三留守群体问题等。[16]
国家从2000年左右加大对有关“三农”的政策的支持力度。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的衰退趋势。然而，随着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国家支持多为大户或大企业所用，小农实际受惠力度有限。[17]大多数政策性金融资源倾向于支持大型农业企业。支持农民合作社的资源很容易被商人或农村地方精英所控制，并不能惠及最需要帮助的小农户，以至于不少合作社是“假”的[18]。
为了应对发展主义话语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农村发展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精英俘获等问题，社会经济实践在中国农村逐渐兴起。其主要形式包括农民合作社及各类互助团体和公平贸易组织等。社会经济的实践者们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政府或市场主导的农村发展道路，以帮助更多的小农户在家乡即能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水平。
新乡村建设（New Rural Reconstruction）运动是采用社会经济模式进行发展的典型例子。同民国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一脉相承，当代的新乡村建设运动旨在复兴城市化、工业化以及资本化的背景下日益衰败的农村。为了区别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一些学者将当代乡村建设称作“新乡村建设”（简称“新乡建”）。
Hale将中国的“新乡建”实践概括为：“从经济和文化上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复兴和创造可以自给自足并且能够不受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影响的农村社区”。[19]吕新雨则以“新乡土主义”将自下而上、小型的、在地化的生产方式理解为新乡建运动中的重要内容。[20]潘家恩、杜洁认为新乡建运动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包括了“如现代社会对农村的影响、城乡关系、知识分子与民众、农村改革（教育/医疗）”等议题，“并在新时代中增加了生态可持续这样的内容与角度”[21]。温铁军等实践者和推动者则归纳了三个新乡建的原则：以人民生计为本，合作联合为纲，多元文化为根。[22]
中国的新乡建实践自2000年左右开始，目前其影响力拓展到全国各地。已有的文献中，新乡建通常指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学者发起的，包括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小毛驴农场和国仁绿色联盟等机构的体系以及接受新乡建意识形态的各地农民合作社。根据潘家恩、杜洁的研究，新乡建运动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了一百多所高校的学生参与，影响了十万年轻学生。仅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截至2007年就已经培训过近八百位农民带头人，帮助建立了几十个农民合作组织。[23]新乡建的典型案例，诸如开封“教授卖米”、北京“小毛驴农园”等也被媒体广泛报道。[24](www.xing528.com)
除此之外，类似的社会经济实践至少还有另外两个源流：一是倡导城乡互助和公平贸易的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工作，二是伴随着中产阶级兴起而发展的有机消费运动。前者的典型代表是香港理工大学在内地支持或影响的各类农村发展项目，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城市消费者群体通过联系城乡社区而寻找健康农产品的各种活动。上述三个社会经济实践的源流通过各种平台进行资源互通和理念共享。这三个源流的社会经济实践主要有两种推动力量。一种来自农村社区之外，包括大学和非政府组织。另一种则来自农村社区内部，由当地农民发起。事实上，虽然新乡建运动最初由学者推动，但新乡建网络中的大多数案例由农民最先发起。
结合国内相关研究以及国外关于替代性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论述，笔者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实践至少有四个特点：首先，从下至上的动力模式——往往由非政府机构牵头，而不是政府或者大型企业；其次，关注小生产者或普通劳动者的生计改善；第三，利用当地的、小型的、合作性质的经济体进行发展，强调经济利益分配的公平性；第四，除经济发展外，亦强调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可持续性。表1.1列出了中国农村的部分社会经济实践的信息。
表1.1 中国农村的部分社会经济实践列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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