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农民工融入产城融合建设

进入21世纪以后，农民工流动就业的高潮再一次兴起。与20世纪后期的民工潮相比，他们的穿着打扮与精神风貌与城市更加融合，在城市就业的范围与贡献更加扩展，他们的收入在整体农民收入中的比例更加举足轻重。许多农民外出打工的开始，就意味着他的家庭脱离贫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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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有两个事件加快了农民进城务工的“脚步”。

这一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一个刚刚到广州工作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被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

根据中国当时的收容遣送制度，警察可以把一个没有本地户口也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的公民关进收容遣送站。这一事件见诸报道后引起众怒，被称为“孙志刚事件”。

两个月后，在媒体、公众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实施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

这起事件的最大受益人群，应该说是农民工群体。因为，农民工曾经是收容遣送制度最大的被“管理”群体，而自此之后，造就这一事件的关键词——“盲流”的法律基础没有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再是“盲流”了，农民工进城务工越来越被人们比较自然地接受，而嫌弃和轻视农民工的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

同样是在2003年，重庆市的一个普通农妇以她不普通的大实话，推动了农民工利益的保护。这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工作途中，来到位于库区腹地的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看望乡亲。打完猪草回家的熊德明鼓足勇气向总理反映，她的丈夫李建民有2300多元的工钱已被拖欠了一年，影响孩子交学费。在温总理的关心下，熊德明一家当晚就拿到了工钱，拖欠农民工工钱的问题也由此引起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

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成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带头人，并因此荣获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她的“实话”开启了中国最大的农民工讨薪运动：重庆市开展“百日欠薪大检查”活动；北京市政府宣布，今后凡是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将被赶出北京建筑市场；江苏、广东、湖北等省也相继出台政策维护农民工权益。由此，过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恶劣现象改善了，并让社会更为关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条件。

历史必须铭记这一年——2003年，国家果断废止了城市收容遣送条例，着手消除对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进城务工经商的束缚，大规模开展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行动，大力整治农民工劳动就业环境。这些行动，促进全社会开始正视和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温暖了亿万农民工和他们家人的心，使他们看到了工作和生活可以越来越幸福的希望。

另外，从2004年起，不少省市就开始取消农业税，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的束缚进一步解除，也促进了新世纪初的“民工潮”。

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首个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做好农民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该《意见》要求，所有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劳动合同试用期的规定，不得滥用试用期侵犯农民工权益。劳动保障部门要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和监督。要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户籍问题。

2011年，文化部等三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首次对农民工文化建设进行全面部署，是政府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一步。这份《意见》明确，中国将要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农民工文化服务将切实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提出了“发挥公益性文化单位的骨干作用”“推进重大农民工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等具体措施。

2012年1月，民政部发布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充分肯定：“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意见》要求，构建以社区为载体的农民工服务管理平台，落实政策扎实做好农民工社区就业服务工作，切实保障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的权利，健全覆盖农民工的社区服务和管理体系，大力发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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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资料，1978—1998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从不足200万人增加到6500万人。到2003年，实际外出就业数量已达9900万人，比上年增加500万人。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首次超过1亿人，达到1.1823亿人，比上一年增加近2000万人。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又形成了连续数年的快速增长，到2010年达到约2.42亿人。2012年，中国约有2.6亿农民工，外出农民工约1.64亿人，其中约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乡镇企业仍然是吸纳农民工的重要阵地。到乡镇企业鼎盛时期的2007年，乡镇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6.5%；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13%；实缴国家税金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如今，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乡镇企业”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但是，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民营经济，仍然是当前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006年以后，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以600万—800万人的数量增长。其中进入大中城市的，主要在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就业，包括开出租车、承包或开办餐馆、做小生意。而涌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温州、闽南等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则主要进入了加工贸易型制造业，约占当地农民工总数的60%—70%。

农民工的巨大浪潮在城市就业体制改革难有突破之时，促成了一个“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它使资源配置转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中国沿海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促进了诸如玩具、服装、鞋类、皮革制品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和产品大规模出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功不可没。在城市环卫、家政、保安、餐饮服务以及其他苦、累、脏、险的岗位就业的，也大都是农民工。农民工不仅已成为第一线产业工人的主体，实际上整个城市的生活离开了农民工将难以运转。

中国农民工的转移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廉价农民工劳动力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强劲的动力源之一。深圳市2005年总人口1200多万，户籍居民只有171万人，外来人口达1029万，其中80%是农民工。深圳64%的税收靠制造业，而在制造业就业的员工，85%是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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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高速发展的中国成为全球经济舞台的“领跑者”角色，其中与农民和农民工群体的成功“演出”是分不开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中国制造”，而“中国制造”是以广大农民工为主体的亿万中国产业工人的成就。在继2009年入选美国《时代》年度人物后，2010年，中国产业工人再次作为一个群体，登上美国著名财经杂志《财智》当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被称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在国内，随着农民工社会地位和利益保障程度的提高，优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度和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之中。陕西岐山县的农民巨晓林，从一位普通农民工做起，成长为中铁电气化局有杰出贡献的高级技师，荣获“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广东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成品车间副主任胡小燕成为首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青岛港大港公司装卸二队副队长皮进军，创造了66项绝活，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杰出进城务工青年；农民工发明家赵正义，36年锲而不舍立足岗位成才，荣获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中国科技泰斗王大珩誉为“当代鲁班”……

巨晓林在铁路施工现场。（中铁电气化局供图）

庞大的农民工潮对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面貌、改变农民的命运同样意义非凡。一部分希望改变生存状态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最终涌动成潮。农民工跨区流动是劳动力按市场需求的自发调节和平衡，总的看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当然，民工进城，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变，在他们给城镇带去活力的同时，也给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带来一系列有待解决的课题。

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是漫长的，这个过程不仅要让进城农民真正变成市民，还包括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民工潮”为解构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持续的压力和推力，促使政策一步一步松动，推动城市政府转变管理方式。城乡一体化的趋势已然出现，而这个过程的完成，将是中国社会实现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