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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探析

时间:2023-06-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国内外学者对于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也作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Priemus指出资源型城市经济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大环境的投资治理[61]。针对我国特有的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现状,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相应的对策机制方面的研究。龙如银、周德群和高建民指出通过建立完善与资源相关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利用聚集效应和协同机制,从而实现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79]-[80]。

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探析

国内外学者对于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也作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

国外的相关研究。Bradbury(1979)认为政府要加强引导资本和劳动力向资源密集型城市的流入,并推动资本的积极扩张和建立相应的基础设施[58]。Marsh(1987)认为美国的煤炭资源密集型城市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物质财富丰富、精神财富缺乏的工业化早期阶段,第二阶段是人们精神财富丰富而物质相对缺乏的资源开发衰退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是一段几十年稳定发展期[59]。Gill(1990)认为必须以城市规划的手段来加强资源型城市的社区互动,后来这一理念也被加拿大用来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思想[60]。Priemus(1999)指出资源型城市经济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大环境投资治理[61]。Melanie等(2009)在研究澳大利亚经济转型升级时发现,加大政策的扶持和提高教育、卫生、住房、就业保障才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62]。Fagerberg(2009)和Saether(2011)认为,创新是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63]-[64]。(www.xing528.com)

国内的相关研究。针对我国特有的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现状,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相应的对策机制方面的研究。沈镭(1998,1999)从矿区生命周期、经济转型、城市职能政企分开等角度提出了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些观点[2],[65]。张以诚(1999)论述了一系列矿业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资源衰竭、产业单一、基础设施不完善、生态环境恶化和就业压力较大等主要问题,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经济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五条措施和六条对策建议[66]。赵天石(2004)、沙景华(2006)、康乐(2006)、李咏梅(2006)、朱明峰(2005)、张军涛(2001)等从生态重建、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实现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建议[67]-[72]。李茹宝(2007)、田秀兰(2008)提出通过改变金融学视角中的税收外汇外贸政策来提高资源密集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73]-[74]。鲍寿柏(2000)、刘爽(2006)、张冬冬(2007)、段彩芹(2011)等从经济转型方面提出了部分对策和建议[75]-[78]。龙如银、周德群(2003)和高建民(2011)指出通过建立完善与资源相关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利用聚集效应和协同机制,从而实现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79]-[80]。杜辉(2013)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保障的策略转换这个视角出发,以政策性保障路径带来的沉淀成本为切入点,采用比较分析和建构的方法,指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策略应改变传统的以政策为导向的传统路径,代之以法律为主导的法制化路径。在厘清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利益结构、资本结构的基础上,以资源开发与补偿、资源产业衰退与援助、新旧产业接续、民生与经济发展、投入与模式转型、发展和生态环境等关键性矛盾为核心建构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条例[81]。付桂军(2013)根据资源诅咒破解理论,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出资源密集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建成后采用内蒙古和山西这两个典型的以煤炭资源集聚的城市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比较后认为当发展水平大于0.5就破解了资源诅咒[82]。郭丕斌(2013)指出,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单从经济层面难以实现煤炭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而应通过政府鼓励供需创新政策,支持企业进行能源技术的创新,通过改善能源供需结构引导煤炭资源型经济转型[83]。王海燕(2014)提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城市建设的措施,指出要实现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和谐统一,需要做好受损弃置地的生态修复[84]。武非平(2014)初步构建了节能减排、城市环境、绿化水平三项二级指标,万元GDP能耗(逆指标)、万元GDP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逆指标)、燃气普及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污水处理率、二级以上良好天气率、森林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九项三级指标组成的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并在全国范围选取了26个省会城市,研究得出森林覆盖率、万元GDP能耗和万元GDP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这三项指标是生态环境领域的短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一是强化污染物排放控制措施,构建合理的产业体系;二是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确保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三是完善生态环境体制机制建设;四是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构筑城市生态屏障[85]。陈江波(2014)指出,我国资源型城市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之路,就必须坚持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建立“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发展模式,加大对环境技术创新的资助,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全面谋求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大政府对生态环境管理的力度,推广生态创新技术,加强与先进国家的合作。我国资源型城市生态转型必须建立在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框架下,由政府主导,统筹设计,实施“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大环境技术研发与推广,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全方位探索资源型城市生态转型有效路径,即加大政府生态经济管理力度,创新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研发与推广生态经济发展技术,加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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