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与制度经济分析

我们先从最宏观的层次即国际层次分析贸易政策，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一般采用政治现实主义的范式，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大为不同。

古典经济学中有三个基本的假定前提：个体是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单位；个体是理性的；个体通过市场竞争及商品交换来实现自身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市场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从而取得均衡，政府的干涉参与是多余、不必要的。政府干预只会扭曲市场，造成效率及社会福利的损失，从而政府的职能便是退出市场，作为监管者维护市场体制及自由竞争的秩序即可。

当经济往来扩展到国际领域，自由主义者同样认为市场可以完成所需的均衡调整，只要有协定保证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利益协调顺利进行就好。19世纪上半叶英国废除《谷物法》推行自由贸易，增进了所有国家的利益，证实了自由理论对世界市场的适用性；各国顺利进行经济交往，在资本主义领头国家的倡导下建立基本的经济制度，各国遵守协定保证国际竞争公平进行，这是实现世界经济进步，增进各国福利的有效途径。

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市场结构逐渐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这逐渐改变了市场中参与者的行为及遵循的准则，国际上各国交往中实行现实主义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在冲击下皆实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从而引发了各国的贸易对抗与报复，它们对自由贸易的实施产生了疑问，它们行动所遵循的准则也开始立足于可切实获得的政治经济利益。

贸易政策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认为：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但是贸易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在国际交往领域中，政治是经济的背景和基础，理性的国家政府追求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势力及权利。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参与者，立足于国家整体利益，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政府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做出选择。贸易政策服务于整体战略，制订目的在于增强国家政治经济各方面实力。

传统政治学家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要远远早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将贸易政策研究划进自己的对象范围。由于政治科学主要研究政府或国家的活动、行为，所以传统的政治学家研究国家贸易政策时，一般将国家认为是一个整体，而后期相关领域发展后，经济学则一般以微观的个人或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将假设的参与者理性作为基础，在集体理性模型范式下，推导政策制定的方式。

“国家中心论”（state centered framework）^[4]是传统政治学的典型研究方法。它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霸权理论”（hegemonic power theory），它认为一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决定其对外经济政治倾向。这一理论以英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贸易政策演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工业革命时期各国相对实力、国际地位变化，并考察这一过程当中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变。

当世界上出现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远超其他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的时候，霸权国家一般会倡议并领导建立相对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从这一体制中获得较多利益的强国通过制裁、报复等强制手段，来执行国际规章制度，维护作为世界公共物品的自由贸易制度。霸主国通过这一安排取得巨大经济利益，其获得的利益使得它们能够容忍弱小国家的搭便车行为，也比较乐于单边开放本国市场。但当这个强国相对衰落，逐渐失去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时，它们就会在国内选民、利益集团压力及国外竞争下逐渐放弃相对理想化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持国内政治稳定，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5][6]，其国内政策逐渐转向保守。该理论中，理性的政府将本国保持与其他国家相对实力上的优势作为目标，从而相应地调节对外贸易政策。

通过该理论，C．P．金德尔伯格（C．P．Kindleberger）认为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及两次世界大战，部分原因是霸权国家角色的交接未能获得成功，尚未完全长成的美国无法替代衰落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权威和话语权，世界经济体系失去了秩序的维持者，各国在过去殖民地以及世界原料、产品市场争夺中累积起的矛盾超过了社会的界限，从而引发了动荡。

二战后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利用战争期间累积的财富及对各国的债权主导地位构筑了自由贸易体制，并负责维持它的运行。其强盛繁荣时期多采取自由开放的态度，一旦美国经济衰退或它在世界体系中霸权地位下降或受到其他强国战略挤压，它国内的经济政策便会从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www.xing528.com)

“霸权理论”之外，“国家利益论”是政治学贸易政策的另一分支，它认为国家整体利益是国家的领导者首先看重的，他们需要将贸易政策作为工具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整体利益，这在有些时候可能需要牺牲贸易的一些单一利益。这一理论虽然也是从宏观着眼，但注重了政府决策者制定政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分析。

随后“前行为主义”的政治分析立足于一国历史、法律以及机构的形成和结构，形成了“制度、理念和机构的研究”，成为政治学对贸易政策制定研究的另一个分支。这一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政治体制，而不同的体制有不同的制度结构。一国贸易政策制定者、参与者，他们的权力分配不同，政策决策程序及实施也各有不同。政治研究方法论在宏观层次上体现为权力分配、系统结构和功能研究。

制度、理念和机构理论承认个体的思想、观点和理念对政策制定实施的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者，无论是政党和行政机构，还是政治家和机构人员，都有已经成型的教条、原则、信念甚至偏见。

这一分支采用“角色理论”以及“小群体理论”的研究方法，对一个国家贸易政策制定中参与者的思想、理念及倾向性进行研究。它认为政治决策者个人特征在政策制定及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微观基础上经典经济理论中关于典型经济人的假设如唯利是图、一切决策出于理性、面目模糊等是不适用于此类研究的。

随后许多经济学家深受制度、机构及理念这一分支的影响，做出了出色的研究。拉里尔·P．韦涅（Real P．Lavergne）^[7]、鲍得温^[8]等对美国的贸易立法执法机制、贸易决策机构、贸易政策涉及相关官员以及贸易政策制定实施过程的分析深入而详细。

一般说来从宏观角度出发的贸易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国家利益是各国交往的基础，经济学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解释各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贸易政策要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国际贸易是国与国之交往的一种渠道和形式，是各国交往整体的一部分，各个国家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它们各自贸易政策的选择。政府在选择贸易政策时主要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它们由于政治、经济目标冲突，或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存在矛盾，常摇摆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常有倾向于实施贸易保护的冲动，当政治及社会等方面的考虑权重加大，贸易政策制定的最后结果往往违背在经济市场采用效率最大化的原则。

当这一理论应用于贸易政策中，埃里克·霍耶伊内尔（Eric Heueiner）等建立了国际谈判模型，用来解释战后各国关税不断下降的事实。一个国家单方面实施关税减让会引起国内较强的反对，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时，国内因他国关税减让而获得利益的产业部门和利益集团会支持自由贸易，国内政治势力容易获得均衡，从而使关税减让政策能够实行。而政府间达成协议之后，也有助于世界市场上避免贸易战的发生，经济上更紧密的联系也有助于促进政治上的合作。

总体来说，以上政治学对贸易政策制定的分析缺乏微观基础，无法详细分析政策的演化。由于大多数研究将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主体，忽略了贸易政策对国内经济个体利益影响的分析，也忽略了国内部门及团体的反馈对政策调整的作用。布鲁诺·S．弗雷（Bruno S．Frey）^[9]的评述对宏观的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提出了批判。

当公共选择在理论界普遍被接受之后，这种宏观的、从政治学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受到了更多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它缺少行为理论基础，从而难以用实际检验其假说；分析方法通常是描述的、定性的，多为案例分析，缺少定量研究等。这些缺点使其被人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宏观的理论分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方向的理解与把握是非常有益的。特定形式的机构、政治过程与机制确实制约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