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的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与缺陷。
第一，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的缺陷。历史惰性使得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准则在对于抽象思维与现象描述的关系上，往往选择“双重标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既研究抽象思维又研究现象描述，既接受实证哲学又不排斥唯物辩证法，既承认科学也承认技术；但在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上，只研究现象描述而不研究抽象思维，只接受实证哲学而不接受历史唯物观，只承认技术而不承认科学。简单说来，他们只承认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不承认现象背后事物间的本质联系。
这方面尤其体现在经济学的规范化与学术化上。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之一是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与技术，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但是又出现了过度工具化和数学化问题，现在是矫枉过正的时候。数学工具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本身并没有问题，且新的经济学理论如能被数学模型解释和检验则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被学界所认同。数学模型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与方法，常常把一个简单的社会经济现象搞得过于复杂，掩埋了真相与本质；甚至用西洋化的方式、逻辑和语言进行“洋八股”式的现象描述，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学界目前流行的怪象。因此，在提倡“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化”这一最高境界之同时，不仅需要甄别数理光环下隐身的单纯描述性现象解释，还需要不再拒绝当前还无法用数学模型验证的根植于本土现实世界的具有高度创新性的思想萌芽。
第二，研究对象与路径的缺陷。不是将研究对象定位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实践，从实际出发开展研究，而是强调“本本”（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本本），首先从“本本”出发。这种对象选择和路径定位是与经济学的本质要求相抵触的，因此很难形成什么有价值的成果。进一步看，在全球化中获得利益的国家往往赞同自由化，而在全球化中受损的国家往往抵制自由化。这实则是一场利益之争。跌宕起伏的经济学潮流实为不同时期的国别经济学理论所左右，反映了主导国家的利益。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同样要体现中国经验、中国利益。
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国际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研究环境，而这必然限制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解释力。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有关的研究通常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而且也还没有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要研究领域，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研究方法更没有很好地被用于研究发展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亟待发展，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共有148个，占全世界人口的82%，但是它们的经济现实却无情地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必然会拓宽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视野，推动经济学研究迈上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以中国经济为素材，融入发展现象和发展战略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学发展的主流。
第三，研究目标的缺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是喜欢从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入手，“贪大求全”地开展经济理论研究。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还不充分、还不具备开展系统研究的条件下，要搞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不现实的。这样做不是使理论研究工作陷入空想，就是使研究结论脱离实际。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从实际出发，从目前已经具备的条件与可能出发，通过深入的社会经济调查，发现和抓住问题；由此展开个案分析和专题研究，并通过这些个案的分析和专题研究，找出各种现象间的内在的和普遍的联系；再从中抽象出带规律性的结论，最后才能用这些结论来指导实践（包括理论实践和经济实践）。
要解决这三大问题，不能企望“毕其功于一役”。可以不妨从我国当前发展理论研究所出现的典型性新动态中寻找个案分析和专题研究，并以此为突破口。第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多目标、多方面的科学发展观，取代了以物为中心的增长观。最初，社会发展被等同于经济增长或资源优化配置，发展主体的非人化倾向强烈。现在，强调发展主体的人性化，把人的发展和改善作为社会是否发展或现代化的衡量标准。第二，发展从对进步的关注，扩大到对发展引起的问题和代价的重视。最初，人们不单是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而且也把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同义语。现在，人们看到，发展实践所伴随着的还有巨大的灾难，发展带来的问题与我们提供的机会一样大，发展既带来进步，也带来代价和问题。第三，从单一的地域性发展模式到作为世界性现象的发展观的转变。最初，发展被设想为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区域性过程。现在，人们看到，社会发展形成于一种特定的世界体系之中，发展应当作为世界性现象去理解。(www.xing528.com)
世界著名中国史学权威费正清，在临终前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一部新的历史》（1994）。其序辞发人深省，“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终于开始现代革命。人们很快就会明白：没有任何外部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有许多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却不会有哪一个适合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寻找救赎之路。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独特的过去，也必将拥有自己独特的未来。然而，令无数人深感不安的是，当我们就中国之命运得到上述结论之时，人们突然意识到：整个人类（我们一直自以为高明的人类）却正在跌入危机深渊。20世纪里，人类自作自受的各种灾难、死亡、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攻击和破坏，业已超越以往一切世纪之总和。或许，中国此时加入外部宏大世界的毁灭竞赛，正好加速人类自身的彻底崩溃。……文艺复兴时，欧洲资产阶级学者首先关注的是自己历史上‘古代’辉煌时期的希腊文明、罗马法律，从中发掘其原生文明基因中的瑰宝，进而促使欧洲的崛起。中国人缘何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舍本逐末’？”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中国经济学毕竟是致用之学，它与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倘若不植根于中国实际，终归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发掘中国原典文明基因之瑰宝，立足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增强自信自觉，进而使之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当下所面临的极其迫切的历史任务。
（原载于《海派经济学》，2013年第13期；周文，谭芝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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