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政治经济学分析

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无论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国家治理和社会健全等方面都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固有的矛盾却在发展中越来越尖锐化和复杂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经济长期停滞、金融危机频发、全球治理危机和社会抗争复苏等一系列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矛盾，影响至今。对内，西方国家在解决自身问题上救治乏力。对外，在处理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上更缺乏应对方案和影响力，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

正是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不断暴露出的问题和矛盾，使得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断加码。相反，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认知，形成了批判和反批判的强烈反差。作为两种基本体制，资本主义仍旧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对手（俞可平，2015），两者较量依旧激烈。20世纪80-90年代，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中，出现经济大衰退，有的甚至解体。资本主义的阵营空前强大，占据绝对优势。但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世界体系呈现“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兴起”的新局势，资本主义的落寞与社会主义的自信形成强烈的反差，实力悬殊的格局开始扭转。而中国在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提升、资本主义左翼学者的活跃等诸多现象说明，曾被标榜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已在过度积累中走向衰亡。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危机的病因，既能增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自信，也能让我们在不断加剧的意识形态冲突中，站稳立场，坚定信念。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各有侧重。总体上，可将这些观点分为两派，即局部性危机派和系统性危机派。主张局部危机的学者将讨论重点放在经济领域。主张系统危机的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并不仅仅限于某个地区、领域或是行业（童晋，2016），已从生产相对过剩的商业危机、货币支付手段不足的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各方面交织并发的全面的、深刻的、结构性的危机（赵丽华和赵旭亮，2013）。客观地说，局部危机主张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其间隐含这样一个逻辑，资本主义本身并没有问题，只要消除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金融化等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对机构进行救助或强化对金融系统的管控，危机就可避免。与局部性危机主张者不同，系统性危机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反复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尽管危机源可能不同，却都表明了它是体制性、系统性和根本性的（王今朝，2016），而系统性危机只能通过系统的重建来实现（大卫·科茨，2010）。(www.xing528.com)

毋庸置疑，系统危机论对资本主义病的诊断更加深刻，但在回答“资本主义需要何种程度的重建”这一问题上，又不够明确。而在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中，我们更难找到答案。长期以来，为了替少数资产者讲话，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刻意屏蔽了政治和经济的联系，避开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对流通过程和交换关系的决定作用，也巧妙地回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探讨。这种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选择，服从资本逐利的目的，为资产阶级的剥削涂上了保护层，但科学研究的本质被根本改变了。本研究正是基于此种大背景，力求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析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它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基本原理，而不在于它在历史条件下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1]在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调中揭开资本主义危机的面纱，既可以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类问题，也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增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