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作为一个“国家联合体”[2]，有着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政治结构，体现为代表共同体利益的欧盟委员会（通常被称作委员会）和由成员国代表组成的、代表成员国利益的部长理事会[3]（Council of Ministers，通常被称作理事会）之间的制度平衡。这一治理结构是由1957年的《罗马条约》所确定，意在调和一对相互矛盾的行动原则：“维护自主权”和“与共同体相容”。共同体的制度平衡是这样保持的：重要的政治决策只有在这两个机构共同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委员会的任务是：“保障共同市场有序运转并不断发展。”制度平衡的意义在于使得各方利益都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做出令各方均感到满意的政治决策并巩固长期的合作关系。二者构成了一种“双轮脚踏车”式的治理结构，这意味着只有当二者方向一致时，决策才能够做出；只有当二者同速运动时，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在当时，立法创制权被赋予欧盟委员会，而立法决定权则赋予了部长理事会。这就意味着，只有委员会首先提出议案，部长理事会才能做出决定。这种安排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成员国在日后的某些一致决定导致一体化的倒退。[4]因此，要了解欧盟的政策制定，既需要理解欧盟的相关制度，也需要对这种制度下运行的社会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有着清醒的认识。[5]
其实，欧盟所采用的这种制度结构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共同体利益与成员国利益的平衡，倒不如说是现实的无奈选择。这是因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不得不面对各民族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方面的差异，不仅如此，“自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来到现在，共同体内部竞争不断增加的态势几乎从未停止过”。[6]
就经济发展模式而言，法国著名学者阿尔贝尔概括的两大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又称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同。他认为，新美国资本主义是1980年里根总统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而莱茵模式资本主义遍布于莱茵河谷的所有国家，从奥地利到荷兰，包括今日属于欧元区的大陆欧洲所有的国家，只是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莱茵模式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企业自由与竞争之上的经济，但是，市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目标却带有社会性质，即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这种繁荣。从这个角度看，莱茵模式中最先进的机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这种共决制在德国是强制实施的。[7]在新美国模式中，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投机家压倒了工业企业家，轻而易举的短期收益破坏了长期投资的集体财富。[8]伦敦城也是如此，短期思维和可怕的奖金制度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9]赚钱至上的观念在那里流行。[10]金融市场的贡献约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而德国金融业仅仅占到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4%。[11]而即便是在欧洲，资本主义模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见表4-1）。
表4-1 资本主义模式的典型特征
（续表）(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美]薇安·A.施密特.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M].张敏，薛彦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26.
由于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必然是曲折的。正如陈乐民先生所指出的：从历史上看，欧洲统一是一个历史观念……欧洲的“同一性”同各国的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保护主义总是相关联而又相悖的。前者时刻会遇到后者的阻滞和干扰。就像民族主义不能否定“欧洲一体”的理想一样，“欧洲一体”的理想也不能否定民族主义。[12]不仅如此：《罗马条约》本身还包含着一个直到今天也没有克服的矛盾，这就是条约的“超主权”性质和民族主权之间的矛盾。条约的制定者大多是联邦主义者，他们的注意力在联合这一方面，而当要把条文变成现实时，对民族主权的重视就不可避免地浮上来。[13]
可以说，欧洲一体化的进展之所以缓慢是因为，真正的积极一体化与敏感的主权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了。[14]比如，根据《巴黎条约》第八条，高级机构（超国家机构）的职责是保证实现本条约所提出的各项目标，而根据《罗马条约》第145条，为保证实现本条约所规定的目标并按照本条约所规定的条件，部长理事会应保证各成员国一般经济政策的协调，并行使决定的权力。因此，总的来说，保证实现条约目标的权力，已从执行机构转移到了部长理事会，其结果是各个国家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左右政策的制定过程。[15]
《巴黎条约》签署后的十年是欧洲一体化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不过，自《罗马条约》签署后，随着戴高乐的政治复出，欧洲一体化遭遇了严重危机，突出体现在戴高乐于1963年和1967年两次否决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请求以及随后的“空椅子危机”。由于英国传统的“欧洲均势”政策、在海外殖民地的巨大利益以及其议会在国内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英国在一开始就对《舒曼计划》持抵制态度。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曾对阿登纳说，“英国不打算、也很难加入任何一个对我们发号施令的、凌驾于我们议会之上的超国家机构。”[16]而另据戴高乐回忆，1958年他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会谈时，后者“突然激动地”向他宣布：“共同市场，就是大陆封锁政策！英国绝不接受它。我请您放弃它。否则我们将进入一场战争，毫无疑问，这场战争以经济战开始，但是接着有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的危险。”[17]在抵制未果后，英国还发起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EFTA）以对抗欧共体六国。显然，英国此举引发了法国的极度不满，戴高乐甚至声称，如果允许英国加入欧共体，那么英国将会成为美国在欧洲大陆的“特洛伊木马”。在“戴高乐的欧洲”时期，英国不得不为这一错误的选择而忍受惩罚。尽管法国在共同农业政策上获利最多，但是在戴高乐看来，欧共体毕竟对法国主权构成了威胁。他说，共同体的“活动除了有重大的经济作用外，还带有特定的政治意图，有阻止法国自己当家做主的倾向。因此，在共同体建立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多次出面干涉，击退对我们的事业施加的威胁”。这一威胁指的是《罗马条约》中的在关税同盟的最后阶段应在部长理事会的表决中引入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机制。由于在1965年7月的共同农业政策谈判中难以达成一致，法国宣布退出该谈判，同时，法国政府也解除了对法国驻布鲁塞尔代表的任命，这样一来，法国代表团就不能参加共同体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了。成员国间的冲突表明：“政治的意义首先在于要捍卫它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即便共处同一联合体，“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世界中，政治首先就是捍卫国家利益”。[1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