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白银流入中国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来的重要问题之一。布莱尔和罗伯逊编的《菲律宾诸岛志》（1905）、莫尔斯的《东印度公司中国贸易编年志》（1926～1929）等资料性著作中包含大量有关白银流入的记载。到了20世纪30年代，小竹文夫、百濑弘、梁方仲等学者使用这些资料开始研究白银流入中国的具体经过。二战以前，有关白银流入的研究，虽然相当实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没有试图用经济学套式来说明白银流入的原因和效果。50年代彭信威和全汉升的研究，用各自不同的理论套式来探讨白银流入问题。彭信威在他的巨著《中国货币史》中，对白银流入和中国物价的关系作了如下解释：“我并不是说，物价的上涨和白银数量的增加有机械的联系。那时世界白银的价值已经降低，但在中国，对白银的生产力还没有提高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所以白银还是维持着原有的购买力，一定要等到中国人能充分利用低价的白银，那时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才会同它的价值相符。”在这里，彭信威用的“生产力”“价值”等词语大概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前提的，但他主张的内容颇近于丹尼斯·弗林等学者最近著作中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即因为美洲白银的“生产成本（cost of production）”很低，所以美洲白银流入到白银购买力仍然较大的中国时，能够产生颇高利润；但当中国对白银的“存储需求（inventory demand）”通过长期的白银流入而一致于“存储供给（inventory supply）”时，对中国的白银输出不再产生利益而趋于减少。全汉升在《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以及其后陆续发表的相关论文（多数为与王业键共著）中，主要以货币数量说（特别是费雪方程式）来解释清代的物价动向，即货币的流通量和物价之间呈正比关系。但他们还注意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以及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等多方面因素。
虽然彭信威和全汉升使用的套式不同，但是他们似乎都认为，通过白银流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逐步走向平均化，尽管中国和其他地区之间有时间滞差。彭信威认为，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逐渐趋于一致。全汉升把18世纪中国的物价腾贵看做来得稍迟的物价革命，即“因为中国和美洲的距离较远……因此，中国的物价并不像欧洲那样早在十六七世纪便已开始上涨，而迟至十八世纪才发生急剧的变动”。这两位学者的研究试图在全球视野中，用经济学套式来考察明清白银流入史。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有关明清时代白银流入的研究，受到欧美经济学、历史学新潮流的影响，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在这里所谓的“新潮流”并不是指明确的某一学派，而是泛指一种研究动向，其中包括经济学上的“依附理论”、法国历史学界提炼出来的“变动局面”概念，以及综合两者的沃勒斯坦的“近代世界体系”论等。
威廉·阿特韦尔在1977年发表了《关于白银、外贸与晚明经济的小研究》，虽然篇幅不长，却是一篇代表20世纪70年代新研究动向的论文。他认为，16世纪后半期以后的中国经济，通过白银流入，与东亚各地乃至世界经济息息相关，但这个相关性同时意味着中国经济对海外白银的依靠性：“在17世纪初期的东亚，货币金属的流通并非总是顺畅的，中国的商人和生产者所体验到的是其后在18世纪困扰了印度人，甚至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也并不少见的状况。在交易高峰期所得到的丰厚利润的诱惑下，他们太过于依靠扩大的货币经济，尤其是为了增加货币金属的存储量，而依赖于极不稳定的出口市场。当出口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缩小时，输入中国的银就减少，作为其后果的流动性和信用危机，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悲惨的。”阿特韦尔在1986年论文里提到的所谓东亚“17世纪危机”是这些危机的一例。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和白银供给的不稳定在东亚也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川初期的日本和明末的中国共同遭受了这场危机的冲击，但两者的命运不同。日本度过了危机，而在中国，这一危机成了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如果像阿特韦尔主张的那样，明清货币经济依靠于出口市场的话，明清经济的盛衰肯定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国家的贸易政策与世界经济的动向。不少学者从这些观点来讨论清代几次“危机”的原因。比如，岸本美绪考察了17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康熙萧条”，林满红分析了19世纪前半期的“银钱比价危机”。两者与阿特韦尔相同，都强调当时中国国内经济对海外白银的依靠性。本文将这些看法略称为“依靠论”。白银论战的焦点正在于这一“依靠论”的当否——明清国内经济的顺利进行到底依靠海外白银的流入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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