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波动与白银涌入

格兰观点中值得商榷的第一个问题是物价的时期性变化。他认为中国的物价低落在1656年开始。的确在清初江南，有关“谷贱”的记述在1656年前后首次出现。但“谷贱”的开始时期因地区而不同。表1表示各省有关谷物价格低落的初见事例。

表1　各省有关谷物价格低落的记述之初见事例

由此看来，“谷贱”现象扩大于全国的是17世纪60年代中叶，甚至在广东，谷价降低现象到1670年才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1656年前后的米价低落也是短期现象，而长期低落在康熙二年（1663）以后才明显起来。据上海人叶梦珠的《阅世编》记载，上海的米价在顺治十四年（1657）减至每石六钱至八钱的水平，但顺治十六年又增加，一直到康熙元年呈现每石一两三钱到二两的高水平。“自此以后，米价又渐减，然未有如八年己酉之贱者……新米每石纹银六钱，后至五钱有奇，后至五钱”。当然，郑成功管辖的地域并不听从这个命令，但江南船的海外贸易一定会受到海禁令的影响。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在1658年1月的报告中，记载如下：

过去一季（即1656～1657年）共有47条中国帆船在不同地区泊至长崎，其中28条来自安海，11条来自柬埔寨，3条自暹罗，2条自广南，2条自北大年，1条自东京。我们发现，这些船只均属于大商国姓爷及其同伙，因为我们没有听说有船来自南京（即江南）或其他地区。

江南米价的短期低落时期和到达长崎的江南船只的减少时期可以说是颇为一致。

格兰观点中第二个问题是日本白银对中国的流入量。格兰认为，当时从日本输出的白银都流入到中国。格兰依据的是罗伯特·英尼斯的博士论文中日本白银输出统计。这个统计以长崎官僚编写的资料（《通航一览》所收）为基础，但我们应该注意，这些数字除了中国本土出航的中国船装出的白银以外，还包括荷兰船和东南亚等出航的中国船装运的白银数量。17世纪50年代以后，荷兰竞争不过郑氏势力，不得不从中国贸易撤出，荷兰装出的日本白银的绝大部分转向流入到印度。日本白银的输出数量中，荷兰船装出的部分占不可忽视的比率（参见图3）。另外，航至长崎的中国船只中，外地启航的船只在1663年以后超过中国本土启航的船只（参见图4）。外地船装载的货物以鹿皮、苏木、胡椒等南洋物产为主，因此这些船只装运的白银似乎多半被运到这些物产的产地。流入东南亚、台湾等的日本白银中可能有些部分被偷运至中国本土，但我们没有办法推算其数量。因此，我们要推算当时日本白银对中国本土流入量，把荷兰船和外地船的装运量排除在外的推算方法比较妥当。假设根据每只中国船（包括本土船和外地船）的白银装运量相同而推算的话，流入中国本土的白银量的变化如图5，可知以1661年为顶峰而白银流入量急速减少，1666年以后达到谷底。(www.xing528.com)

图3　日本白银的出口量（单位：贯＝100两）

图4　来自长崎的中国船只数

图5　日本白银的中国本土流入量的推计（单位：千两）

资料来源：通航一览（第四册）.国书刊行会，1912～1913：323～335
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に关する数量的考察.史学杂志.1953，62（11）：12～13.

第三个问题是美洲白银的流入量。据马尼拉的公式统计，中国东南沿海启航的船只数在18世纪60年代非常少，但格兰认为，走私贸易的数量不可忽视。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走私贸易的存在，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统治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证言。从1663年到1668年担任马尼拉总督的萨尔塞多（Diego de Salcedo）在刚刚到任时写的书信中指出“菲律宾诸岛和周边所有地区之间的贸易陷于瘫痪状态”。据一位多米尼科派传教士的报告，“在5年萨尔塞多（Diego de Salcedo）在任期间，马尼拉人士一直感到不满，因为由于国姓爷的儿子Sipuán（郑经）和鞑靼（清朝）之间的战争，最重要的中国贸易急速减少，而从中国来航的船只寥寥无几”。这些证言似乎表示17世纪60年代中国的吕宋贸易不仅在公式统计上而且在实际上也呈现衰退倾向。

总结以上三个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说，中国国内的物价变动和海外白银的流入动向相当一致，格兰的批评欠缺实证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