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初期湖北纺织工业的异常发展

湖北纺织工业在1930年代遭遇了严重的危机，但是，由于1936年农业丰收带来了农村购买力的提高，在法币政策、全球经济好转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纺织行业于是年亦开始走出危机。1937年，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沿海纺织工业的复兴进程，但湖北纺织企业反而利用战争的时间差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畸形繁荣时期。从1936年到1938年，湖北纺织企业的恢复与畸形繁荣，为其之后内迁西部增强了实力。

从1936年开始，除了裕华、申四这两家挺过了危机的企业获得较大盈利以外，湖北纺织工业的好转突出表现为几家停工、改组企业的复工。这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震寰纱厂，该厂出租给了常州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大成四厂。常州大成厂创立于1930年，因企业家刘国钧经营得当，大成在危机中依然获得了发展。1936年，大成厂在比较偶然的机缘下与震寰厂发生了关系，据刘国钧自述：“本年春间，经股东会议决，仍在常州地方添办纺织第三厂，基地早经购齐，建筑正在计划。6月间，商公司总理刘国钧入川调查市况，道经汉口，鉴于武昌停闭纱厂多至20万枚锭子，于国家税收、地方生产、农村经济、对外贸易、工人生计损失甚重，深堪痛惜。适武昌震寰纺织公司因迭蒙官厅谕令设法复工，而以市面不佳、金融枯窘力不从心，迄未实现。至是闻知国钧在汉，即挽友相商合作办法。”大成后与震寰订立契约，集合资本国币100万元，大成占60%，震寰占40%，由大成代震寰修理机器，至全部开车时再行接收^[2]。1936年7月，两家企业约定“厂商以所有坐落武昌上新河纺织厂一所，将其全部房屋、基地、机器、生财及商标完全出租于租商使用”，“租期约定6年，自开车之日起租，开车日期双方订立，互换通知为证”，“租金每月法币4000元按国历计算”^[3]。

大成厂接手震寰后，于当年秋天恢复生产，并获得盈利。除了宏观环境有利外，其原因被认为是刘国钧“对大成四厂之经营管理以及生产操作完全采用常州大成一厂之管理制度与操作技术。开办之初，曾派一批汉口籍工人至常州培训，常州亦调派一部分熟手工人至汉口参加生产”^[4]。由于中国棉纺织工业的雁阵格局，东部地区工人的技术优于湖北工人是很正常的，震寰的经营者对此亦颇认同，称：“武汉纺织工人技能幼稚，无可讳言。”^[5]因此，震寰与大成在合作计划中规定，大成“与震寰订立契约后，即在武昌方面先行招收生手女工50名，资送常州方面训练，并于8月21日由商公司（即大成厂）第一厂拨调男工40余人来鄂代理震寰修理机器”，此外，对于武汉本土工人的训练，还将“由常加派一部分熟练女工及来此整理机器之男工分任教导之职，一方面督促其技能增进，一方面亦拟举办福利事业庶皆造成完好之纺织技术人才”^[6]。可以说，大成帮助震寰改进其技术，是震寰得以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到1938年因战争关系大成四厂提前结束时，大成公司共分得200万银元的盈余。

此外，1936年，湖北的一批企业家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准备筹组股份有限公司，接办停工日久的第一纱厂。当时，湖北省政府“以第一纱厂停工日久，民生国税两有影响，命为组织银团投资复工，以事救济”。该复工计划以新筹设之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投资主体，拟集资国币100万元，分配为10000股，接办第一纱厂。在企业家付南轩、苏汰余、周伯皋、贺衡夫等人的支持下，至1936年12月，“所有股本国币100万元均由付南轩等各发起人自行认足，不另招募，并由各发起人已将应缴股银如数一次缴由汉口交通银行、汉口大孚银行收足”^[7]。第一纱厂的重组与复工亦表明湖北纺织工业恢复了元气。(www.xing528.com)

好景不长，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的侵略使得中国棉纺织工业刚有好转又陷入一个新的危机之中。然而，在日寇铁蹄迫近华中腹地以前，湖北棉纺织业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战时繁荣。1937年11月，瞿冠英在申新四厂第36次工务会议上发言时称：“全国之民生衣被及全国之军服，均赖武汉，则武汉纱厂，所负使命之重大，当推为全国之冠。”^[8]一个月后，李国伟也在发言中称：“我纺织重要区域，多被损坏，损失极重，今所留者，仅内地沿江沿铁路数家，我汉市本月以来，甚为安宁，一切情形，均未受战事影响，则吾辈处于此种环境之下，当更加努力，对于社会之需要，军服之供给，以及各种应有之担负，均应各尽己责，尽量努力为要。”^[9]

从申新四厂企业家的发言记录可知，战争初期，随着沿海地区的沦陷，江南、华北等地的棉纺织工业深受重创，中西部地区的棉纺织业却因战火尚未波及而能够正常生产。这样一来，湖北棉纺织企业不仅“使命”重大，而且获得了一个可以迅速赚取大量利润的契机。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武汉沦陷前，湖北棉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短暂而畸形的战时繁荣，各纱厂纷纷盈利。在1938年1月震寰纱厂（大成四厂）刘笃生写给刘国钧的信中称：“年来武汉纱厂营业发达，获利较厚，无可讳言。”^[10]裕华纱厂在西迁前的几个月中“因武汉纱布市价坚挺，营业成绩，亦颇可观”^[11]。申新四厂1937年获得了高达185万余元的盈利，1938年也继续获得巨额利润，并偿还了所欠银行债务^[12]。沙市纱厂亦利用“上游棉花不能东运，下游纱布不能西运”的有利形势在鄂西及云、贵、川、康市场上取得优势，获利颇丰^[13]。1938年8月25日，沙市纱厂的经营者在董事会议上称：“本年营业颇称顺利，自元月份至7月底，除去一切开支及杜董事长提议捐赈灾民额定10万元，本期内已付8.7万元之外，计盈余184.276万元。”^[14]由此可见，湖北大型棉纺织企业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繁荣是相当普遍的。

然而，这样一种畸形的繁荣终究不能持久。随着日军逼近湖北，以及武汉的沦陷，湖北棉纺织企业纷纷西迁，来不及迁走的企业亦受到战火摧残，自清末张之洞开启的湖北现代棉纺织工业发展进程不得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