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学派：弗里德曼背后的理论派别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的经济状态，这严重地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该学派既在理论上提不出对“滞胀”现象的合理解释，又在政策上提不出能使西方政府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政策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其他流派纷纷对主流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他们认为，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就是这种新的经济不稳定的根源。这种观点在货币主义学派那里得到了集中体现。

货币主义或货币学派发源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该校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公认的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弗里德曼便打着对抗“凯恩斯主义”的旗号，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重新强调货币政策的首要作用。与此同时，他还竭力反对凯恩斯提出的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决定实施的固定汇率制，主张通过市场的自由活动以实现自由汇率或浮动汇率。然而当时，弗里德曼提出的观点并未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日益严重，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便逐渐得到政府当局的青睐。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货币主义更是盛极一时。

在货币主义阵营中，除了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外，英国的艾伦·沃尔特斯(Allan Walters)、戴维·莱德勒(David Laidler)、迈克尔·帕金(Micharl Parkin)等，也是有影响的货币主义者。

货币主义有两个基本理论:新货币数量论和自然率假说。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一)新货币数量论

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数量是解释价格水平涨落的基本因素。不过这种观点在历史上早已有之。英国经济学家休谟是这个命题的早期解说者。20世纪初期，英美经济学家也提出“货币数量论”，其中以美国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的“交易方程式”和英国庇古(A.C.Pigou)的“剑桥方程式”最为著名。

下面在了解新货币数量论之前，首先介绍一下传统的货币数量论。

1.传统货币数量论

(1)交易方程式

费希尔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交易方程式:

MV=Py

式中，M——流通中的货币数量

P——价格总水平或价格指数

y——一国的实际国民收入

V——货币收入的流通速度，等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除以货币总量

V和y一般被视为常量。V是由公众的支付习惯、通信的发达程度等制度上的因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在短期内V不会有很大的变化;y主要取决于资源和技术，而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不可能发生变化。这样，物价水平决定于货币数量，即价格P就会随着货币数量M正比例地变动。正因为费希尔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货币作为交易媒介(流通手段)的作用，所以此方程式又叫作交易方程式。

(2)剑桥方程式

庇古根据他的老师马歇尔的学说，在1917年发表的《货币的价值》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剑桥方程式:

M=k·Y=k·P·y

式中，P——价格总水平或价格指数

Y——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即以货币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

y——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k——货币需求总量占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的倒数

k的大小可能受到个人财富、利率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在短期内这些因素不会有大的改变，所以，可以把k看作常数。这里的M与交易方程式中的M在意义上有所不同，它强调货币作为储藏手段的职能，代表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这样，k被看作常数，而y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时也是一个常数，价格水平P的高低就取决于货币数量M的大小，即价格水平同货币数量成正比例变化。

(3)两个方程式的比较

由上可知，交易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企图说明同样的内容:货币数量和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着正比例的因果关系，即价格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多少。

同时，二者也有不同之处:交易方程式强调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作用;而剑桥方程式则强调货币作为储藏手段的职能，即把货币作为财产的保存形式，侧重于货币的持有方面，因此，剑桥方程式暗含着利息率对货币需求量的影响。

(4)凯恩斯的货币需求方程式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继交易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之后，凯恩斯以灵活偏好和货币的投机需求为基础，发展了庇古的思想，提出了新的货币需求方程式(见本书第四章的有关论述):

在费希尔的交易方程式中，利息率对货币需求的作用被完全忽视，而在庇古的剑桥方程式中暗含着利息率的作用，但利息率一般只对货币需求发生影响。凯恩斯的货币需求方程式则由于明确指出投机动机而突出了利息率的作用。

2.新货币数量论

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的货币数量论只注意到利息率和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忽略了财富的持有量也是决定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另外，凯恩斯还把财富的构成看得过于简单，似乎只有货币和证券两种资产可供人们选择，这显然不符合现实。

于是1956年，弗里德曼在文章《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中提出了新货币数量论。新货币数量论是弗里德曼在吸收和修正古典学派货币需求理论和凯恩斯灵活偏好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弗里德曼提出的个人财富持有者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式中:M——个人财富持有者手中保存的名义货币(www.xing528.com)

P——一般价格水平

rb——市场债券利息率

re——预期的股票收益率

——预期的物质资产的收益率，即价格的预期变动率(t表示时间)，下面为说明方便，令

w——非人力财富和人力财富之间的比例

Y——名义收入

u——其他影响货币需求的变量

弗里德曼强调，如果用于表示价格和货币收入的单位发生了变化，那么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应同比例地进行变化。也就是说，如果用美元来表示上式中的P与Y时，M的大小为某一数量，那么，当人们改用美分来表示P与Y时，M的大小必然为该数量的100倍。即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需求方程式应被看作是P与Y的一次齐次式，即:

f(λP，rb，re，rp，w，λY，u)=λf(P，rb，re，rp，w，Y，u)

特别地，如果令，则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需求方程式就可以转变为:

式中，为实际国民收入，为财富持有者手中的实际货币量，所以这一方程式代表了对实际货币的需求。这是新货币数量论常见的表达式。

考察该货币需求函数表达式，可以看出，货币需求量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总财富的多少。弗里德曼认为，总财富是决定货币需求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总财富包括收入或“消费性服务”的一切源泉，其中之一是个人的生产(或挣钱)能力，这也是弗里德曼起初在消费函数理论中提出的持久性收入的概念。由于总财富很难估算，所以用收入来代替。这样，用y表示的持久性收入，就作为社会总财富的指标而进入货币需求方程式。

第二，非人力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弗里德曼认为，总财富可以分为非人力财富和人力财富两部分。非人力财富是指有形的财富，包括货币持有量、股票、债券、不动产、资本品、耐用消费品等。人力财富又称无形财富，是指人的挣钱能力。这两种财富的形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不过受到制度上的限制，这种转换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人力财富转换为非人力财富比较困难。例如在出现就业困难时，工人的人力财富就不容易转换为货币收入，而在未转换为收入之前，工人就需要货币来维持生活。因此，非人力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大小对货币需求量就产生影响。当非人力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比例越小，则对货币的需求也越大，反之亦然。因此，w就成为影响实际货币需求的一个变量。

第三，各种非人力财富的预期报酬率。弗里德曼认为，人们选择保存资产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有价证券外，还可以选择资本品、不动产、耐用消费品等有形资产。那么，在各种资产中，货币与其他有形资产之间按何种比例分割，取决于各种有形资产的预期报酬率。通常，它们的预期报酬率越高，人们愿意持有的货币就越少。因为这时人们用其他有形资产的形式来代替货币的形式保存财富，对自己更为有利。因此，债券的预期报酬率(rb)、股票的预期报酬率(re)和物质资产的预期报酬率便成为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

第四，其他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例如个人偏好等，用变量u表示。

如果令，则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方程式将变化为:

式中，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利用货币流通速度的定义，则上式可写为:

Y=Py=V(rb，re，rp，w，y，u)·M

式中，为货币流通速度。

将上面的方程式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相比较，可以看出，如果将上式中的函数V看作传统货币数量论中的V或，则新货币数量论与传统货币数量论在形式上完全一样。

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强调，新货币数量论和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区别在于，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流通速度V或是由制度决定的一个常数，而新货币数量论则认为流通速度V不是某些不变的数值，而是决定它的其他几个数目有限的变量的稳定函数。即虽然V经常变动，但其变动并不是任意的，而是由其他一些变量决定的。货币主义既维持传统货币数量论关于V在长期中是不变的数量这一观点，又认为V在短期可以做出轻微的波动。

如果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方程式和凯恩斯的货币需求方程式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凯恩斯的货币需求方程式在结构上是形成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方程式的基本框架来源，只是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方程式中包含了更多的资产种类，而不像凯恩斯的方程式，只包含了货币和证券两类资产。

(二)自然率假说

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是弗里德曼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会第80届年会的会长演说(题为《货币政策的作用》)中提出的。所谓自然失业率便是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人数占全体劳动力总数的比率。按照自然率假说，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当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条件下达到均衡时，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需求和供给的随机变化、获得有关工作空位和可利用的劳动力的情报的费用、劳动力的流动费用等因素的作用，导致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已就业，有的认为现行的工资低而不愿意就业(自愿失业)，有的则进行自愿的工作变动而不能就业(摩擦失业)，而此时的失业率就是自然失业率。

弗里德曼认为，旨在使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的货币政策措施，只在短期内有效，且必须以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为代价，而在长期中，这种政策不会成功。为了说明弗里德曼的观点，我们引入第七章中论述的菲利普斯曲线。

图14-1　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如图14-1所示，图中的菲利普斯曲线PP与横轴相交的VF点即为自然失业率(假定其为6%)。假设在VF点，通货膨胀率为零。如果此时国家增加货币的发行量，那么由于失业率已经处于自然率的水平，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工人的货币工资也会上涨。

在短期内，人们仍然预期通货膨胀率和过去相同为零。即厂商和劳动者只看到自己的产品或劳务价格的上涨幅度大于预期。于是，厂商愿意增加产量，劳动者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这时，失业率就会减少，从图14-1来看，失业率便沿着PP曲线向左方移动。假设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率为2%，那么失业率将停留在PP曲线上的A点的水平。此时的失业率为4%，显然低于自然失业率。由此可见，在短期内，货币政策虽然造成通货膨胀，但可以成功地把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之下。

在长期中，经济社会却不能停留在A点。因为在长期中，厂商和劳动者发现，相对于整个经济而言，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并没有上涨，因为通货膨胀使一切价格上涨了2%。这样，厂商会使生产恢复到原有的水平，而劳动者也将提供原有数量的劳动。这样，经济社会便从A点移动到B点。

在B点，失业率回到一个与较高的物价上涨率和较高的工资上涨率相对应的自然率水平。即在自然失业率VF(失业率为6%)存在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已变成2%。这意味着菲利普斯曲线已经移动到P1P1曲线的位置。

在B点，如果想要继续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4%，即低于VF的水平，那么，货币政策必须导致4%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如果在B点再度实施类似原有的货币政策，则经济社会又将沿着P1P1曲线向左移动到C点，正如上面的论述，C点仅仅是短期现象，而在长期中，经济社会会从C点移动到D点。而在D点，失业率仍然为原有的自然失业率，可是通货膨胀率已经变为4%。由此可见，继续采用相同的货币政策，只会引起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但失业率并不能降到自然失业率VF以下。

根据这一分析，弗里德曼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只有在短期内才存在，在长期中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短期内，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以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把失业率人为地维持在自然率以下，但在长期中，这种政策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