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经济下的国际金融局势分析

1.金融危机下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其变革

毋庸置疑，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席卷全球，构成全球金融危机，并使得国际金融局势甚至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次贷危机，或许是更为严格意义上的华尔街危机，象征着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激烈冲击。这样的金融危机，虽然不像战争或恐怖活动那样杀人、伤人，但是基于金融危机基础之上的经济衰退却给予全球重大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力是分散性的，或许更长久，至少还没有看到明显复苏的迹象。[13]在这样的情形下，当危机蔓延，并涉及更多国家、更多领域的时候，危机本身就超越了自身，引起更多的反应。

对金融危机肇事者，对华尔街的指责似乎是必然的。从国际各方争议的结果来看，华尔街的金融市场或运行模式可能在一段时间被中止，或至少以某种形式来切断“华尔街”与实体经济的联系。而更为纵深的层面是，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政府及学术界对于这次危机及其带来的挑战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其中，在学术上最为突出的所得应该是，对于投资银行及其与华尔街衍生品之间的市场联系、运行机制等，应在世界范围重新认识，并且，事实上，这些被广为认识的所得，也以一些富有敏感性和争议性的话题或事实公布于众，如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的会晤、G20国集团峰会等。这些无疑同时赋予了世界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如何理解自由资本主义，如何看待中美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任何一个政府应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如何防范实体经济衰退，等等。

一个最为显著并普遍接受的事实是，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全球波及和深入，国际金融局势开始发生变革。

特别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开始回顾上一个国际金融局势的构建及其历程，或许那应该是在1931年至1945年之间，以英国结束金融优势地位，美国取而代之为标志。而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否会使得美国交出主导权，而哪一个国家能够接手？这些虽然一度陌生的话题，如今却成为最为热点的问题。应该说，从一般意义上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或许是困难的，但是至少当国际金融局势出现一些变革的时候，就应该深入研究。并且国际上发生的若干事实表明，金融危机虽然给各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来说，或许也是机遇。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讲，亚洲是最为依赖于出口和制造业的区域。金融危机下，失业和社会动荡的双重威胁首先显现，制定出新的战略以扶持这个或许还有着若干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区域是那么的至关重要。东盟、泰国、日本都希望开始讨论亚洲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对于欧洲而言，或许还深陷于金融危机之中。英国央行、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明确表示将和美联储加强合作，巩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在目前国际金融局势下，欧洲最好的定位和做法，或许就是，在市场相对平静的状态下，趁机寻找可以使用的一些预防性措施。

IMF也有自己的观点，虽然它更多情况下只是传达美国的声音。但2009年的G20国集团峰会，或许是金融危机全球肆虐进程中，一个更为有效的、关于措施性的会议，这也应该是对现代国际金融新局势的一次重要总结和全球范围的体现。为世界所关注的事实是，面对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全球化时代，虚拟经济广为存在，要想实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金融体系得以完满运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自己的职责。而其中，更具深远意义的，或许应该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

显然，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要求，是世界各国在新的时代中普遍表现出来的、极为自然形成的共识。在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建设层面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新兴国家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面临理性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做出类似的决策。这也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金融和经济体系的长期利益和发展需要。(www.xing528.com)

如此，金融危机的全球爆发，再次让全球重新认识，如何在不回避国际责任的同时，来参与和构建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且是可持续、稳定的、健康发展的金融体系。

2.金融危机下的国际金融理论变革

金融危机伊始，若干经济学家和政府界人士就从各个角度进行认真分析。面对金融危机下形成的一系列事实和后果，马丁·沃尔夫[14]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在西方的盛行催生了所谓的经济自由化时代的到来。在这个自由化时代，金融业规模和盈利能力看似无限地并巨幅地增长，但是，金融创新的后果也开始迸发，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加剧，举债、资产泡沫席卷全球。

或许说，这一关于经济自由化时代的论定可能是金融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提示。国际金融学家几乎一致认为，目前的这个时代，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同时也是政府面对虚拟经济下资产价格形成大泡沫却又无力监管的时代。在经济泡沫的诱惑下，即便是精明的经济学家，也失去理智，相反还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纵容和表现出更为贪婪的面目。[15]

产品的过度发展、市场的不良动力、投资者的贪婪本性、监管者的松懈态度以及政府的失察和缺位，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所有这一切，在以往的金融及其风险研究中竟然被忽视。一个有效服务了30多年的国际金融及其市场理论也没有发现这些，这让金融理论彻底动摇。

为此，巴西总统卢拉著书[16]表达对经济教条的鄙视：“对我来说，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真实体。”如此话语，或许就是目前国际金融理论体系困境的最好描述。或者说，因为理论与实际脱离太远了，以至于在承认金融危机确实表现出种种失败之后，若干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人士还不能清醒地认识研究中的“失误”。在不得不认识到自由市场的边际和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之后，阿曼帝亚·森（2009）在«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资本主义»中认为：“市场的却很难演绎出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任何市场经济具备充分性或接受资本主导必要性，亚当·斯密没有如此发现，现代经济学家也没有，因为，纯市场机制或许真的不能独立实现出色的运作。”

金融危机导致了自由资本主义理论的争议。诸多学者和金融专家投入到极为微观和细致的研究中来。在塞缪尔·布力坦（2008）看来，凯恩斯主张的那种较为理想的经济模式[17]，或许是政府监管下的市场经济，因此，由于当前的金融危机，凯恩斯经济主义开始复活。马凯硕（2008）特别强调人们对有序社会的渴求，也对高储蓄率追求。这说明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不愿意效仿美国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因为，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不喜欢金融衍生品。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建议，应该彻底改变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联邦具备实际操作意义，完成使命需要权利和义务。

这些理论和观点的提出，几乎可以完全说明，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造成极大影响。而被默认的事实是，金融理论界已经认识到，政府应该负担金融体制问题的主要责任；采取应对措施必不可少；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改革，各国政府有自己对应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