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节中，本书介绍了1989—2005年之间公安县土地价值低下的现实情况，而土地价值的下降包括了土地实际价值和村民心理预期的下降。朱天龙和吕君认为，土地价值在保留了单纯的经济价值的基础上，还包括了土地所拥有的景观功能、生态功能以及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等。[10]这意味着土地价值实际上包含了多重属性，并不是只包含土地当时所表现出的经济价值。对于单独的农户而言，除了单纯的经济价值之外，土地价值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保障功能等方面。就调查来看，2006年之后当地土地价值的恢复与此前阶段类似，更多地直接反映在经济价值上，但包括社会保障功能在内的其他价值的提升则激活了村民对于土地价值的未来预期。
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实施惠农补贴之后，农民土地价值的恢复主要体现在生产成本的降低上。1989—2005年之间，农民每年有近一半的农业生产收入被用于缴纳税费、提留和其他相关费用，而此阶段则减至十分之一左右。据村民介绍，此阶段当地的粮食价格并没有大幅度地攀升，与此前保持相同水平。同时，村民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物力成本和人力成本甚至出现了小幅的升高，但这并没有造成生产成本的大幅波动。由此可见，农民税务负担的减轻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并直观地反映为土地价值的恢复。
“那个时候，主要是农业税不收了，提留交少了，其他的成本没有什么降低。那几年种地种子、化肥什么的还提高了，不过提高也不是很多。我记得涨幅最大的是水稻种子吧，一公斤涨了有几块。种地也辛苦啊，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土地上。当时一亩地的产出也就1500～2000元吧。当然，你要是种植经济作物的话就不一样了，那个产出是比较高的。但是，大多数农民不种那个。一来是当时信息比较闭塞，不清楚种什么好，什么风险低。二来是没有相关的技术。种植经济作物的也有，但是并不算多。”[11]
惠农政策对于土地成本的降低具有关键作用，但其功效还不止于此。在调查中发现，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提留及其他相关费用的减免还在某种程度上理顺了乡镇、村庄、村民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不再需要村干部去征税，村干部也就不能从税收中获得利益，这就打破了乡村的利益共同体，于是村级组织不再履行征税的任务而减少了行政职能，从而就可以更好地管理村务，成为真正的自治组织。[12]还有观点认为，税负改革之后的财政困难使得乡村两级基层组织变成了“悬浮型”政权组织。[13]同时，乡镇自身权力职能的弱化则促使乡镇与村庄之间只能靠私人感情来维系。[14]由此可见，税负改革之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解体实际上解绑了乡镇、村庄、村民之间的“紧密”关系。如前所述，在此前的阶段不缴纳农业税、提留及其他相关费用的村民甚至连“低保”都无法领取，其他相关的社会福利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村民反映，此前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催缴税收的“手段”多样，一些极端的案例中甚至出现了镇干部和村干部强制要求没有缴税的村民暂停生产的现象。取消农业税之后上述现象则完全消失，社会福利的享受也与农业税的收取彻底脱钩，这使得村民的自主权进一步被释放。因此，外部干预生产行为的减少显然对增加土地的价值具有显著的意义。(www.xing528.com)
如前所述，土地价值恢复的核心还表现在村民对于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重视上。在此阶段，虽然新农合和新农保已经开始实施，但是早期村民能够从中享受到的保障却相对较少。因此，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对于村民依旧非常重要。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及提留等相关费用的减免以及农业补贴时代的来，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随着土地价值的恢复被进一步提升。对于年纪较大且没有其他收入的村民而言，土地收益便是他们能否安享晚年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部分在城市中无法获得稳定工作，流离于城市身份之外的村民，也将土地看作是他们最后的退路。如此一来，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土地在村民心中的价值呈现正相关的趋势便更加明显，这一趋势也随着农业税减免等政策的实施而不断扩大对村民的影响。
总体而言，2006—2013年之间土地价值低下的情况被政策所扭转，使得土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村民的利益需求。而价值的恢复又包含了土地在当时的经济价值以及土地对于村民未来生活保障所带来的心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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