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密度时空变化与差异

1.三大区域间差异

经过测算，可得到我国各省域自1952年以来的经济密度数据，并将各省域按照东中西部划分为三大区域，再分别测算这三大区域各自的经济密度数据。由于篇幅限制，故在此只选取部分代表年份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

图1　东中西部经济密度变化趋势

表1　东中西部代表年份经济密度（单位：万元/平方千米）

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密度时间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从中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密度均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在稳步上升，各地区经济集聚程度逐渐提升，经济效率越来越高，竞争能力也越来越强；1952—1978年间，三大区域均呈现出缓慢增长趋势，经济密度相差不大；1978年以后，三大区域经济密度增长速度加快，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拉开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增长明显，中部增长速度次之，西部增长速度依旧比较缓慢；1992年以后，经济密度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呈现出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东部远远大于中部，西部经济密度最低。由此，假说一得以证明。

表1列举了东中西部代表年份经济密度，从中可以看出，1952年三大区域的经济密度都很低，几乎接近2万元/平方千米，这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缺乏经济效率。为了发展经济，我国先后对农业生产进行了四次调整，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经济政策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我国经济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1978年，东部经济密度是西部地区的15.38倍，是中部地区的2.68倍，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差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逐步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区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到了1992年以后，三大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扩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此后的“西部大开发”及“中部崛起”政策，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三大区域的经济差距开始逐渐减小。从2018年的经济密度测算结果来看，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几乎是西部地区的17.5倍，是中部地区的3.5倍。尽管从数据来看，三大区域经济密度均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仍表现出很强的不协调现象。由此，假说二得到证明。

2.三大区域的区域内差异

（1）经济密度维度

东中西部各省域代表年份经济密度如表2所示，从中可见，东部地区各省域的经济密度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目前各省域的经济密度均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每单位土地上都能够创造很高价值的财富，真正发挥了土地的利用效率，达到了“寸土寸金”的地步。相比较之下，河北、辽宁以及海南三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反而不如中部地区的部分省份。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上海远超其他省域，一直居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地位。但同时也存在经济发展的短板地区，东部地区内部存在比较严重的经济发展差距；中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密度虽然也呈现出增长趋势，1992年以后尤为明显，但同时各个省份之间也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河南、安徽、湖南、湖北的经济密度相对较高，而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西等省份的经济密度相对较低，经济密度大部分位于2000万元/平方千米左右，相对比较集中。中部各省份的经济密度都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但是各省份之间的差距依旧存在，经济不协调现象不容忽视。西部地区各个省域的经济密度存在较大的差异，重庆的经济密度远远超越其他省份，已基本达到中西部水平，四川、贵州、广西、陕西四个省份相对较高，云南、宁夏、内蒙古、甘肃相对较低，西藏、青海、新疆的经济密度一直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其中西藏的经济密度仅有12.03万元/平方千米，青海的经济密度只有39.74万元/平方千米，这非常值得引起重视。尽管西部地区各个省域的经济密度都在逐渐增加，但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密度整体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经济发展非常落后，经济效率低下，在西部地区内部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这样的经济发展现状是非常严峻的。

表2　东中西部各省域代表年份经济密度

续表

（2）相对差异维度

将经济密度测算结果进行相对差异分析，经测算可以得到三大区域的变差系数。由于计算周期相对较长，限于篇幅，在此仅展示变差系数测算结果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变差系数大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变差系数最小。这说明了中部地区各个省份的经济密度相对较集中，离散程度不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集中，这与之前的分析相吻合。而东部地区尽管各省域都存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各省域之间的差距比较明显，离散程度很高，部分省域存在非常高的经济密度（如北京、上海），部分省份的经济密度较低（如海南）。西部地区省域经济密度水平较低，整体上来看离散程度介于东部与中部之间。从三大区域变差系数的时间变化趋势来看，东部地区的区域发展差异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近年来基本维持在1.5附近；西部地区在1978年以前呈现出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但基本维持在1.2至1.3附近；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但在2000年以后基本维持在0.5附近。变差系数进一步说明我国三大区域内部存在经济差距，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需要得到重视。

图2　东中西部区域变差系数变化趋势

进一步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对全国范围的经济密度进行相对差异分析，从而分析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密度的离散程度变化趋势。全国变差系数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从中可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经济密度差距离散程度先减少后上升，最后保持在2左右维持稳定。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逐渐恢复，各地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密度离散程度逐渐减少，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逐渐减小；1978年以后，由于三大区域间政策扶持力度差异、地理位置差异及资源禀赋条件差异等，东部地区率先崛起，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中西部。此后，我国出台各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扶持，发挥东部地区的优势带动作用，进一步促进了中西部经济发展，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密度离散程度逐渐趋于稳定，近几年有下降趋势。(www.xing528.com)

图3　全国变差系数变化趋势

（3）相对发展率维度

为了更加仔细地分析三大区域各省域相对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分析各省域的发展能力，在此计算不同区域的相对发展率。本章将1952—2018年划分成四个阶段，根据我国发展阶段来看，将其分解为1952—1978年、1979—1992年、1993—2008年和2008—2018年四个阶段是比较有研究意义的，对这四个阶段三大区域的相对发展率进行比较可以得出相应结论。

表3　东中西地区各个省域的相对发展率

续表

东中西部地区各省域相对发展率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中，上海的相对发展速度一直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尤其是1952—1978年，此后三个阶段略有波动，但整体处于较高的水平，远远超过其他各省域。北京、天津、江苏紧随其后，河北、辽宁、浙江、福建等省份相对发展速度较低。其中北京、天津、上海、福建、海南相对发展趋势略有波动，河北、辽宁相对发展速度不断下降，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相对发展速度表现出缓慢的上升趋势。尽管东部地区各个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不同省域的相对发展速度不同，且随着时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中部地区各个省份的相对发展速度基本相差不大，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的相对发展速度较快，山西、吉林、江西、黑龙江的相对发展速度较慢。其中，山西、吉林、黑龙江的相对发展速度在波动中缓慢下降，其他各省份的相对发展率呈现出缓慢增长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部省份各自的发展速度出现差异变化，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逐渐成为先驱，带动了整体中部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部分省份的发展跟不上脚步，拖累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西部地区不同省域之间相对发展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重庆的相对发展水平呈现出较好的水平，四川、贵州、陕西、广西相对发展水平较高，其他省份相对发展水平较差，青海、西藏、新疆的相对发展水平处于很低的水平。从各省域相对发展速度的时空演化来看，重庆、陕西、宁夏、贵州的相对发展速度在不断提升，四川、云南、西藏、新疆比较稳定，甘肃、青海、广西的相对发展速度呈现出下降趋势，内蒙古的发展速度波动较大。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四川、重庆、陕西、贵州、广西等省域带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份跟不上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脚步。

通过对各个区域内不同省域经济密度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各个区域内部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假说三得到证明。

3.空间相关性

图4　莫兰指数趋势

图5　1992年莫兰散点图

按照公式计算可以得出我国各省域经济密度的全局莫兰指数，限于篇幅，这里仅展示其趋势变化，如图4所示。其中，p值远远小于0.01，具有分析价值。并且全局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基本呈现出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经济密度在整个空间上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也验证了假说四的成立。

进一步使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观测地区及其周边区域间的相近水平，图5及图6展示了1992年和2017年的局部莫兰水平。从中可见，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一直属于“高—高”类型，这些省域的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很强，是经济密度的集聚中心。“低—低”类型的省份较多，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这些省份交通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对周围省份的影响较小，亟须提高经济效率。

图6　2017年莫兰散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