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流域环境影响的时空差异分析

从已有文献的发现成果来看，不同地区间的环境不平等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不同国家之间即跨国层面或全球层面的环境不平等（Paul Mohai et al.，2009）；其次是一国内部不同地区即国内层面的环境不平等（洪大用，2001）。具体表现为对污染物排放承担的环境责任或者环境风险不平等，以及环境污染转移造成的环境不平等。

在跨国层面上，一些学者关注于研究废品交易（waste trade）导致的跨国环境风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人员着重于分析废品交易背后潜在的社会和经济驱动因素。另外，研究污染产业转移造成的环境不平等文献也有很多，其中以Copeland和Taylor（1994）“污染避难假说”最为著名。他们的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环境管制标准和相对严苛的管理制度，致使高污染排放企业的生产成本逐渐增长，而经济欠发达或落后国家的环境管制标准则相对较低，管制体系也比较松散。除了废品交易导致的跨国环境风险，还有学者发现不同国家内部的环境污染在一定地形或气候条件下会通过长距离的地理传输对其他国家形成污染影响，从而造成环境损失，这便是环境污染跨界引起的环境不平等问题。Bennett（2000）对美国西南部水质跨界分配协议的整合进行了研究，特别提到了科罗拉多流域的跨国界水污染问题引起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多次纠纷。

需要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关于环境风险或环境责任不平等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温室气体——CO2排放不平等的问题上。学者们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或洛伦兹曲线等不平等分析方法对各国的CO2排放差异进行了度量和分析。采用基尼系数研究CO2排放不平等的文献以Heil和Wodon于1997和2000年发表的成果为代表。在前期的研究中，他们将世界各国依照收入水平分为四组，并对各组别国家1960至1990年的人均排放不平等进行了测度和分解，结果表明人均CO2排放的不平等主要来自于组间而非组内不平等。除此之外，他们对于不同减排路径的选择可能造成的排放差异影响也做了一定探讨。

Hedenus和Azar（2005）测量了1961至1999年不同国家人均排放的不平等，但利用的是阿特金森指数以及最大1/5与最小1/5之间的绝对和相对差距。之后，Padilla和Serrano（2006）运用泰尔指数和“伪基尼系数”比较和解释了全球碳排放差异的变化，并运用各国家组间以及组内因素进行分解，最终得出两个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的结论。同年，Duro与Padilla（2006）基于1971至1999年的国家数据，采用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还有泰尔指数衡量了国家之间以及国家组群间的CO2排放不平等。此外，学者Kahrl和Roland-Holst（2007）以及Groot（2010）利用洛伦兹曲线来研究碳不平等问题，只是后者的研究更加深入，不仅分别对离散与连续情况下的碳洛伦兹曲线及性质进行了理论推导，还绘制了碳排放的广义洛伦兹曲线。

与跨国地区环境不平等类似，一些学者注意到一国内部不同区域间污染跨界造成的环境不平等问题。Naeser和Bennett（1998）研究了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堪萨斯州间的水污染跨界问题，对诉讼案中上游科罗拉多州对下游的堪萨斯州造成的损失额进行了评估。此后，Bennett（2000）系统分析研究了科罗拉多河流域、阿肯色河流域、奥格兰德河流域、共和党河流域和佩科斯河流域的水污染跨界问题，并认为虽然相关各州对美国西部的21条跨州界的河流签订了管理协议，但大部分的协议并未考虑水质影响，而只是讨论了水量分配，这一漏洞造成了多起流域内的水污染跨界问题，因此应将水质影响作为一个重要考察对象放入协议中。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关注国内的污染跨界问题，赵来军和李怀祖（2003）结合中国流域的实际情况，构建了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顺序决策模型，解释了严重的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

同时，针对地区间存在的不同环境污染现实状况，一些学者还从生态环境与贫困间的相互影响角度研究了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环境退化导致的地区环境贫困或者生态贫困问题，可以认为地区环境贫困是环境不平等带来的一种较为严重的表现形式。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92）指出，生态环境退化与贫困的恶性循环是导致落后地区经济社会难于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皮尔斯和沃福德（1996）则认为“没有比任何一个地区承受着这种贫困—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的痛苦更悲惨的了”。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和研究人员对环境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现有研究认为中国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地区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李周和孙若梅，1994），但此相关性会因工农业和种植业的比重不同以及工业或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不同（赵跃龙和刘燕华，1996）。从地区上看，西部地区环境贫困问题最为突出（赵济，1995；王金南等，2006），而产业结构退化则加剧了环境与贫困间的矛盾关系（安树民和张世秋，2005），能够帮助环境贫困者脱离环境以及经济双重贫困的主要途径是生态移民（于存海，2004）。而在生态脆弱地区的农村则存在慢性贫困，农村居民受到生存环境、行为模式和外部冲击的共同影响，这就造成了生态扶贫难度的上升（陈建生，2008）。

当然，需注意的是，对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间的环境不平等问题，学者们仍主要集中于探讨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平等，这里主要回顾针对中国国内CO2排放的环境不平等研究。从研究角度来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碳排放不平等的测量。Clarke-Sather等（2011）利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对地区CO2排放的不平等进行了度量，发现其变化趋势与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类似，而地区内部的排放不平等是导致各省CO2排放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二是对中国国内CO2排放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现有文献基本上围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使用效率等因素来展开讨论。李国志和李宗植（2010）从技术、经济和人口角度对中国CO2的地区差异化排放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以及能源消耗差异是造成中国碳排放不平等的主要因素。(www.xing528.com)

针对中国国内的其他环境污染物如废水、废气等的排放不平等的研究文献则相对较少。赵海霞等（2009）对江苏三大区域的工业废水、工业废气排放导致的环境不平等程度进行了测度，并认为地区的环境不平等会随着经济地域差距的增大而扩大。而钟茂初和闫文娟（2012）通过对废水排放研究发现，地区间的环境不平等主要由居民人均收入以及废水治理投资之间的地区发展差距引起，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赵海霞（2009）的研究结论。而闫文娟等（2012）的研究则认为，政府规制是实现中国国内不同地域间环境公平的主要因素。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目的是对现有环境不平等研究有全面系统的认知，为本项目借鉴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基础。

学术界对群体间环境不平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导致群体环境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衡量群体的环境风险时，学者们常用人口普查区域或邮政编码地区进行群体研究对象的区域划分，而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来度量空间地理单元和环境污染风险间的距离，再进一步用数据研究群体面对环境风险时的风险暴露程度。这些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多种族和多移民的发达国家，种族、国籍和收入水平是导致群体间环境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因素，此外，城市扩张以及工业化等非人控市场因素的相互影响也可能导致不平等的产生。

就研究对象而言，群体环境不平等的现有研究基本上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为研究样本，欠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还十分缺乏。那么，已有群体环境不平等文献中的影响因素是否同样适用于解释欠发达国家的群体不平等现象，或者由于政策体制的不同，还有其他的因素可能催生欠发达国家的群体环境不平等的出现。

在地区环境不平等的测度上，大多数文献都以CO2的排放为研究对象，借用了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等指标工具来进行不平等的度量，并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造成地区间CO2排放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碳减排对于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对于已上升到国家战略资源的水来说，由水资源分配引发的环境问题研究极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