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发展史：从夏代到现代

我国的农业生产大约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表明，距今4600年前，中原地区的农业已经脱离原始生荒耕作制，进入锄耕阶段。夏代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产量迅速提高。商代农作物的品种增多，中原地区开始了水稻种植。西周时期，青铜农具得到普遍使用，进行大规模垦殖和耕耘。春秋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耕牛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战国时期，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西汉时期，汉武帝任用赵过，他发明了一种新型犁即耦犁，便于深耕和翻土、培土一次进行。农官汜胜之把当时农业生产的先进技术和经营加以总结，著成《农书》，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唐朝时，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和提高，水利事业也日趋发达。经过长期生产的实践，出现了一种短而轻便的曲辕犁，便于操作，是我国封建社会耕犁基本定型的标志。北宋时，农具的质量和品种都较前代有了提高，出现了秧马等新农具，水车等引水工具也很普遍。北方粮食作物主要是粟和麦，出现了不少优良品种。长江中游可以实现稻、麦两熟。福建和广南路则发展了双季稻。明朝期间，江南有了两季稻，广东、海南岛出现了三季稻。玉米、向日葵、花生等作物从美洲传入，白薯从菲律宾传入。明朝中后期的棉花、烟草、蚕桑及油料作物等种植也很普遍，主要产区松江植棉百万亩以上，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清朝时，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主要品种有棉花、蚕丝、桑麻、甘蔗、果品、烟草等，并形成地区生产的分工，使全国农村地区经济联系加强。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大门，欧美列强对中国农村的茶叶、蚕丝需求量大，促使这些农作物种植面积成倍增长，中国农村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促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分解，农产品商品化进程明显加快。

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地主、官僚兼并土地，占有大部分农田，农田经营以租田和雇佣制为主，农民以佃农和半自耕农居多，他们租种地主土地，须缴纳地租，地租大体为亩产的一半。这种生产关系长期束缚农村生产力，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我国历代农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却是很缓慢的。民国以后，虽然提出“耕者有其田”，但没有实现，封建生产关系也未改变。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外战争不断，特别是八年抗战和此后三年内战，使我国的经济遭受严重摧残，农业发展基本停滞。到1949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只有217．8亿元，平均每人只有60元。

建国以后，我国很早进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废除，“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变成了现实，长期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获得了历史性的大解放。到1957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536．7亿元，比1949年增加97．5%。

1958年“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农民“吃大锅饭”的共产主义。这种超越农村落后生产力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农业大幅度减产，大片农村出现了饥荒。党中央面对此严重情况作了一些改变，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仍不能解决问题。市场上农产品供应严重紧缺，不得不扩大凭票证供应。在此后的三年调整期间，党中央和国务院都十分重视农业问题，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国家计委提出国民经济计划按农、轻、重次序安排，把农业放在首位。

1980年，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集体企业，建立农业服务体系。这种生产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大幅度增产，市场农副产品也逐步改善，到90年代初期就取消票证，敞开供应。

新世纪以来，国家更加重视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农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和多予少取搞活的方针。国家除了免征历经几千年的农业税以外，还加大财政支持农业的力度，对农民种粮、购买种子和农机具都实行补贴，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国粮食连续十年大丰收，目前粮食总产量已达1．2万亿斤，比1950年的2640亿斤增加3．54倍。我国每公顷的谷物产量，超过美国和日本，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占世界20%人口的吃饭问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我国目前农业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增加值为545美元，只及日本的1／70，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061美元，这是因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太少。中国每个劳动力经营的土地只有4．4亩，而美国每个劳动力经营的土地达1．5万亩，是中国的3400倍。中国的谷物单位面积产量超美国，而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是中国的100倍。由此可见，实行农业规模化生产，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城乡发展一体化，主要是农业规模化生产和城镇化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实行规模化生产，这样才能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农业规模化必然有大量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这就需要加快城镇化建设。因此，加快城乡一体化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www.xing528.com)

发展家庭农场，是农业规模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国人多地少，不可能发展像美国那样的大农场，而宜适度规模经营。从目前各地家庭农场来看，一般为100—200亩，高的也有500亩的。这些家庭农场实行规模化生产，劳动生产率都有很大提高。据上海统计局对松江401户家庭农场的调查，平均经营规模为108亩，最少的为84亩，最多的为200亩，经营效益都很好，粮食单产517．8公斤／亩，比全市水平高20%，劳动增加值在5万元左右，比过去要提高10倍以上。2012年每户平均投入15．29万元（包括土地流转费7．68万元），经营总收入24．76万元（包括财政补贴6．11万元），收支相抵，净收入为9．47万元，达到城市中等以上家庭收入水平。如果全国农村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就可以达到城乡共同富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我国目前脱离农业生产外出打工的农民已达2亿人以上，预计到2020年，还将有1亿农民加入打工行列，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全国3亿农民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将有10亿亩土地需要流转给农业大户，这有利于发展家庭农场。目前我国共有家庭农场87．7万户，按照现有家庭农场规模测算，将增加到1000万户。

但是，建立1000万个家庭农场的任务是很艰巨的。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是不完善的，2012年底，我国城镇化虽已达到52．6%，但户籍人口只有35%，大量农民工户口仍在农村。农民工在城市虽属常住人口，但不能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在农村还有留守老人和儿童，仍有后顾之忧。每年春节前，都有大量农民工返乡，节后又大量返回城市。这种情况，对城乡经济都有影响。由于农民工有后顾之忧，就不可能把农村承包的土地长期流转出去，以致家庭农场流转进来的各家小块土地很难连成一片，影响机械化耕作。因此，城镇化需要逐步完善，逐步解决农民工的户口问题，把农民转为市民，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上学的待遇。这样，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解除了后顾之忧，就可以把农村宅基地和承包的土地长期流转出去，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

在农村发展家庭农场，虽有很大空间，但要加快发展并不容易。今后的家庭农场将是规模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农场。开办这样的农场，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作为经营主体，而目前中国农村的此类人才并不很多。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引导和选择这样的人才，并鼓励农村大学生参加家庭农场建设，经过几年实践成为家庭农场经营主体。此外，还要加强农业服务体系，组建为家庭农场服务的机耕、播种、排灌、收割等合作组织或农机具服务公司，以利于家庭农场的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以食为天”，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是关系广大人民的生活问题。在人民生活消费支出中，吃的商品支出（恩格尔系数）以往一直在50%以上，人民生活提高以后逐步降低，现在仍占到35%左右；穿的商品也主要依靠农业提供棉、麻、丝、毛等纺织原料；用的商品也有不少是农业提供的竹、木、皮革、油脂等原料。我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必须立足国内解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我国粮食连续十年丰收，实现主粮（大米、小麦、玉米）基本自给。但因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还不稳定，有的年份出现部分农产品紧缺，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情况，今后保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任务更加艰巨：①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消费量将继续增加，随着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和城镇化率的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将不断提高；粮食的工业用途不断拓宽和饲料用量的大量增加，都将加深粮食供求矛盾。②我国耕地紧缺，按确保18亿亩的耕地面积计算，全国平均每人不足1．5亩，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3．75亩的40%。加之水资源不足，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自然灾害呈多发态势，农业稳定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③世界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很不稳定，经常有不少地区缺粮。据美国农业部估算，全球居民中仍有8．5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粮食供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必然要影响我国的国内市场。

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确保粮食安全。会议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会议对确保粮食安全，提出了切实措施。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农村会议提出的保证安全的措施，确保粮食增产，稳定市场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