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效应研究

在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中，对外投资的推进对投资母国的产业结构有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影响投资母国的产业竞争力和贸易竞争力，进而影响投资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格局。

相关研究中指出，中长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产业结构变化有影响，是成熟工业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得以实现的一个内生因素。其中有较强代表性的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边际产业理论”。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在“边际产业理论”中指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延长其产业竞争优势的持续时间，即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实现时间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生产要素的部分替换，并在多个经营地点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组合，使这些产业优势继续存在。”^[5]因此，某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推进的国际化生产经营实际上推动了母国的边际产业顺序将成熟或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东道国，通过这个进程，东道国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占比提高，从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一般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如下三种渠道促进投资母国的产业结构优化。

首先，当某国传统产业在国内失去竞争优势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海外建立有控制权的生产基地，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劳动力建立其海外的生产体系，实现价值链的“市场端”，嵌入当地市场，对于母国产业而言，这个转移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化过剩生产能力。这个进程对相关产业在国内产业结构下的转型也有积极效应，传统产业的海外投资是推进产业生产价值链新的组织方式的一个手段，可以成功避免跨越传统产业退出壁垒而带来的经济冲击。这个转型对于国内产业的要素市场而言将释放出沉淀的生产要素，使得新兴产业能获得较为充足的发展资源，从而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其次，对外直接投资时伴随的技术贸易对于母国产业进步有积极影响。近十年来，后进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投资越来越体现出技术导向的特点，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项目往往以并购模式或购买许可证等方式获得东道国被投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技术被引入投资母国之后通过技术学习与吸收实现转化，此过程将产生“学习效应”和“集成创新效应”，在特定条件下转化成为竞争优势，并逐步扩展为母国相关行业的后发优势。无疑，这个优势形成所需的技术学习在实践中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技术转移，由此产生的技术外溢融合了母国特定行业的自主技术投入，将深刻影响母国的产业结构。经验研究表明，如果某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构成呈现高度依赖特定国家的特点，即长期以投向某一个或一类国家的投资为投资重点，该国的产业结构会日趋接近投资东道国。

再次，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会给投资母国带来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实现机制的本质是知识分享机制，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投资项目经营过程中，企业设立、人员招募与市场推广过程中都包含了各种隐性知识交流与分享活动，投资方企业由此接近东道国的研究与开发资源，形成由东道国向母国的技术扩散。反向溢出效应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外部性的表现，包含知识和技术的经营活动与人力资源流动趋于成熟的过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进而成为公共知识。由于公共知识的边际成本为零，投资国企业会运用这部分公共知识来补充自己的核心技术。茹玉骢（2004）认为，反向技术溢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技术外溢关于技术单向流动的假定，不再局限于分析母国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生产率、收入或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肯定技术的双向流动特性，从而指出东道国也可能向母国企业产生反向技术外溢（林青、陈湛匀，2008）。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当地经营如果在东道国面临比母国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企业将具有更强的主动性改善经营策略，以适应环境，在内在发展创新的策略指导下，与行业上游供应商有更紧密的合作，将自身的创新与技术要求传递到东道国行业的上游供应商，实现产业创新链的内在联动，从而促使相关产业和配套服务效率的提高，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效应与其投资的产业在产业链内的相关性程度有关系，当企业投资项目的产业的关联性产业规模越大、范围越广、联系越紧密，则其投资行为对母国的产业结构的效应越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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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2]罗伟，葛顺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及其决定因素——基于水平型投资的研究》，《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4期。

[3]H—O理论以要素分布为客观基础，强调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要素禀赋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产函数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要素合作型FDI是该理论的扩展，其基本原则是转移可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的结合，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

[4]Flatters，F.，Commodity Price Equalization：A Note on Factor Mobility and Trad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Vol.62：472—476.

[5]转引自李优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利益论》，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