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新思想的重要传播途径

演讲，即讲演或演说，是一种通过公开发表有声言论以传播知识、思想的活动，是语言和动作配合表达的一种宣传技术[273]。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讲学论道，创造了我国演讲活动兴盛的历史，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多哲人虽述而不作，但他们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及演讲却说服了同时代的许多人，进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各大思想流派。后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进入了长达两千年的“重文章轻讲说”的社会[274]。直至近代，在争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改良社会的呼声中，演讲活动受到了推崇，“如果你对于某种学术、理论、事业，有新颖的思想、主张、计划、办法，欲宣传得广多群众的了解，注意、同情、协力，结果胜利和成果；唯讲演收效最大[275]”，故演讲是近代社会启蒙民众的重要工具，它适应了近代国人缺乏教育及通信工具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书面言论无法抵达广大非知识阶层的弊端，扩大了新思想的普及范围，正所谓“报章之布仅及上流，演说则无智愚贤不肖，皆能感动[276]”。

通过演讲以传播知识、普及社会教育的观念在清末萌发，而演讲活动的实践则在民国之后作为启蒙新思想的重要方式得到大力推行，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此一期朝野上下高唱救国，感国内文盲过多，非恃讲演无以唤起民众”，当时各地的民众教育馆、青年协会、学校等组织机构纷纷设立讲演部，并定期举行演讲，“几乎无日不行之”[277]。这些演讲所涉及的主题有“鼓励爱国”“灌输常识”“致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劝导卫生”“临时事变”⑤等方方面面，总而言之，都“不离开大众的生活[278]”，这也就意味着不离开大众生活的基本元素——服装。近代兴起的国货时装展演活动就常常以演讲为开场，围绕“中国旧式服装之不合，及应改革之理由”“改良服装，提倡国货”[279]和“国货与国民生死问题”“国货与女子的关系以及和世界经济的关系”[280]等专题进行讲演，宣扬了以民生为中心来改良服装的观念。

近代服装演讲的涉及面较广，但主要还是以针对社会变革与服装变革的新观念、新思想为主。如蔡元培、胡适、邰爽秋等人的新思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纸质媒介来传播的，但是演讲也是其传播的重要途径。蔡元培在浙江上虞等地、胡适在安徽安庆等地、张竞生在北京“女高师”的演讲都十分精彩，十分有名，影响深远。

且看胡适先生1922年在安徽安庆关于“女子问题”的演讲。胡适说：“世界上人类分男女两部，习惯上对于男子很发展，对于女子却剥夺她的自由，不准她发展，这就是社会的‘半身不遂’的病”[281]。意思是女子在封建中国，在总体上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一方面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而人为导致她们的文化素质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又以“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将她们限制于“家”的范围之内，还要“足不出户”。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人文主义精神则没有把女子排除在外，所以胡适认为必须要有女子这半边天“和男子共同担任社会的担子”，这样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①，否则就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胡适又说：“我们以前从不将女子当做人：我们都以为她是父亲的女儿，以为她是丈夫的老婆，以为她是儿子的母亲；所以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话……诸位在历史上也会见过传记称女子是人的么？①”意思是女子在封建中国仅是夫权的附庸，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既然不是人，当然就没有人权——没有教育权，没有工作权（除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之外），没有交际权，连生命权都要打折扣——每当妇女分娩难产时，常常可以选择“保大”或“保小”，这就意味着女人这个活生生的生命是可以被放弃的！而德先生所主张的“天赋人权”则包括所有人，当然也包括女人。如此主张下的近代中国女子挣脱了封建主义的枷锁，她们不再依附于谁，不再依附于某种势力与思想；她们上学，她们上班，她们成为新社会的新女性。既然是新女性，那么胡适认为“缠足，穿耳朵，束胸”都是“刑具”，都是“从前男子拿玩物看待女子”的产物，都必须废除，从而获得“形体的解放”①。所以先生恳切又充满希望地说道：“我来安庆时候，所见的女子大半是缠足；这可以用干涉讲演种种方法禁止她们，我希望下次再来安庆时候，见不着一个缠足女子①”！

且看邰爽秋先生在1938年抗战之初针对服装改良问题的演讲。他提出服装经济实用、救济国计民生的观念，且以身作则穿着土布服装四处奔走，在演讲中提出了抗战民众的服装应“合于战时的需要”和“适于经济条件”的总原则，并否定了当时我国“通行的标准便服”——长袍，以及“夏天除少数摩登女子穿短袖衣服外，差不多没有不穿”的“长袖和长裤脚”[282]等不实用的服装形制。为使演讲更具说服力且使传达的思想更清晰易懂，邰爽秋作了多个假设：假设全国五千万人平均每年每人做一件长衣，而当时长衣的成本约比短衣多出两块钱，那么做一件长衣就会比做一件短衣多浪费一万万块钱。用同样的假设方法，邰先生得出长袖和长裤脚等不实用的服装形制所造成的巨额浪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听到“从前线打仗事说，穿长衣怎可冲锋杀敌，再从后方接济来说，穿长衣做事也不方便。至于在逃难或避飞机的时候穿长衣跑路也是跑不快”“衣帽鞋袜四方面，中国人每年浪费总数二万七千三百万，若买飞机，假定每架三十万，就可买九百一十架”[283]等演讲词时思想上的巨大波动。

除这些名人名言以外，当时还有不少演讲都很有见地，值得我们“复读”。(www.xing528.com)

首先请看在国货运动大会上的演讲。演讲者先十分尖锐地提出问题：“诸位父老兄弟姊妹！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闹到这样的贫弱？为什么洋货在我国内行销这样的容易？为什么到处只看见洋货而看不见国货？为什么社会上失业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而流为不少的乞丐盗匪？”而后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这都是我们受了不平等条约束缚，就是我们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的原故！”[284]接着指出这种经济压迫所造成损失的直接数据为：“此每年十二万万元的大损失”。那么如何改变现状、挽回利权呢？唯有“不用洋货——要用国货——制造国货——仿造洋货——改良土货——这五个国货运动的原则”[285]。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严密而简洁地推导出使用国货的必要性与原则性。末了向全国人民发起倡议，即“提倡国货十要义：一、提倡国货，是我国国民经济独立的基础。二、提倡国货，是对外人经济侵略的武器。三、用国产服饰，能表现爱国的精神。四、用国产食品，塞利权外溢的漏卮。五、用国货制品，为关税政策的辅助。六、乘国有舟车，保国家水陆的主权。七、本身使用国货，为国民绝对的义务。八、劝人使用国货，为国民应尽的天职。九、大家宣传使用国货，为全国国民公有的责任。十、官厅学校使用国货，为全国国民提倡的先声”[286]。

其次请看河北大名县进步女知识分子郭隆真的演讲。据《河北省志》记载，五四运动之后，郭隆真带领学生到县城的十字路口去宣传放足的道理，她趁乡间搭台唱戏的机会登台宣讲。她说：“中国有一半是女人，女人缠了脚，就是受到了束缚。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人，少了一个脚，还剩一只脚，怎么还能富起来？”台下的听众兴奋地思索着她讲的新鲜道理[287]。这个道理就是，女子与男子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缺一不可。而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这个女子或男子必须是健康的与健全的。缠足女子的生产力与战斗力显然被大打折扣，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这个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为了让老百姓听得懂，郭隆真把国家比成了一个人，把缠足比成了只剩一只脚的人，这样缠足的危害就显得很直观了。当然“接地气”是这种街头演讲必备的条件之一，同时也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十分善于根据受众的情况来调整演讲的格调。

再次且看一个以《怎样穿衣服》为题的演讲。在服装质料方面，提出毛织物和棉织物“宜于做冷天的衣服”，而麻织物和丝织物“宜于做热天的衣服”的总原则，并将相应的织物材料样本当场分发给听众观看，有力地宣扬了科学的而非礼教的服装观念；在服装颜色方面，提出“应以季节为准，譬如夏天要用白色或淡色的衣料，因其能反射日光，使身体凉爽；冬天要用黑色或深色的”，传播了具体、科学的色彩知识，宣扬了异于传统“五色”的色彩观念；在服装式样方面，提出“袍子不可过长，不然，不独是做事和走路不便，而且衣长拖地容易污垢，亦不美观。所以，现代到处提倡短服，也是这个道理”，倡导了实用、简便、与时俱进的穿着观念[288]。河北省立实验城市民众教育馆所组织的宣传活动，也就“衣服的卫生”“人与兽的比较与衣服之功用”“去衣服油尘法”等问题进行了浅显易懂却不乏新知识、新思想的演讲[289]。这些演讲深受欢迎，因为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更易接受的就是这些有关服装本身的改良及服装相关常识的演讲。

另外且看另一个“谈女子解放”的专题演讲。演讲者针对当时女权运动所出现的“跑偏”现象说道：“说男子所做的事，女子都应当去做；如南高暑期学校有几个女学生剪了头发，穿男子的衣服，嘴里衔着香烟，她们以为男子可如此，女子也可如此；她们并不知道这是男子们堕落地方，女子应当提拔男子起来，不应当模仿男子的堕落呵[290]”！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男女平权不错，但是男女平权更重要的是内涵而不是外表。近代中国女子获得与男子一样的人权，她们有独立的工作、独立的生活与独立的主张，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权。由于男女在第二性征方面的差异，男女的外形本来就存在客观的差异，基于这种差异而形成的男装与女装固然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中的不人道、不合理、不科学的部分要废弃，比如女子的缠足与束胸；但这种差异中美与善的部分何必非要触动呢？所以演讲者认为女学生们“穿男子的衣服，嘴里衔着香烟”的做法，是仅仅把男女平权落实在了外表上，这是肤浅的；何况这种做法还是模仿的“男子们堕落地方”，这又是错误的，所以是“不应当的”。这样的演讲为当时的女权运动提了个醒，为女权主义者的着装形象提了个醒，这种处于社会变革之初、处于女权运动兴起之初的混沌、复杂状态下的“纠偏”思想是清醒的、明智的，是很有必要的。

为提高民众的兴趣、扩大演讲的影响，近代国人还推出了各地巡回演讲，在演讲前后穿插旧剧清唱，以及将讲演内容以话剧、相声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演讲形式[291]。严格意义上说，这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脱离了我们所定义的演讲，但近代中国新思想的“推销员”们为“唤起民众”“灌输新知识，增进新思想”[292]的初衷及其内容始终不变，且这种形式的多样化是为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正是在包括期刊、展演与演讲等多种传播形式的共同作用下，近代服装新思想方得以如潮水一般大范围冲洗了古代思想上覆盖的封建尘土，得以推陈出新，创造出近代中国服装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