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疑：东汉起源说的探讨

很多学者都认为小花楼提花织机出现在东汉，他们认为东汉王逸《机赋》中有对花楼提花织机的描写，其全文参考笔者在《服饰导刊》2014年第3期中的《东汉王逸〈机赋〉中的织机考辨》一文的考证[1]。文中“方圆绮错，微妙穷奇。虫禽品兽，物有其宜。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窜身匿蹄。高楼双峙，下临清池，游鱼衔饵，瀺灂其陂。鹿卢并起，纤缴俱垂。”他们认为，赋中所说“高楼双峙，下临清池”中的“楼”指上层建筑，机上建楼，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型织机，否则不会建楼，而且还是“高”楼。这个“楼”应是上可坐人，进行提花操作的机楼[2]。“下临清池”被认为是提花工坐在机楼上，俯瞰经面的描写。“游鱼衔饵，瀺灂其陂”中的“游鱼”被认为是花楼提花织机的衢脚，衢脚连着衢脚线，纤线犹如“游鱼衔饵”，而提花工手中的提花纤线，根据与衢脚线相连，在提花时一次次被提起，用“瀺灂其陂”来形容。“鹿卢并起，纤缴俱垂”中“鹿卢”被认为是花楼上极重要的部件“花机”[3]，等等。另外，有些以校注王祯《农书》的专著、辑著中记载“王逸赋曰织机”和插图“织机”（图为小花楼织机）推出王逸《机赋》所载织机为小花楼提花织机的观点[4]，正因为校注本中出现王祯有语在先，当今大多数学者认为王逸《机赋》中所描写的织机是小花楼提花织机[2，3，5-8]。

上面学者对《机赋》的解读，有以下两点疑问。

1.对主要证据的疑问

（1）对于“高楼双峙”之“双”还是有些疑惑，小花楼提花织机的花楼只有一个，为什么是双峙呢？这说不通。有的学者这样解释：高楼，《豳风广义》曰“提花高楼”。“机楼扇子立颊”从机身后部向上双双耸立，高五尺许。在它的横梁（“遏脑”）中心向上再竖“冲天立柱”，上架“龙脊杆子”。从织工坐处看，确似“高楼双峙”[9]。初看这段解释似乎说得通，但细推究和考证还是有些问题：①解释中看似只引用了《豳风广义》，事实上它主要引用的是《梓人遗制》中的罗机子。笔者查阅《豳风广义》，发现“《豳风广义》曰‘提花高楼’”仅在《豳风广义·织纴图》中插图花楼部分之处有文字“提花高楼”，而在文中并没有出现[10]。“机楼扇子立颊”以及其后“遏脑”“冲天立柱”“龙脊杆子”并不是《豳风广义》中的机件名，而是《梓人遗制·罗织机》中的机件名，并且解释中“机楼扇子立颊”有误，应该是“机楼子立颊”。另外，《梓人遗制·罗织机》中“机楼子”并不是指小花楼提花织机中的花楼，而仅指提花装置所在[11]，如此断章取义地将两段古文献中的句子拼凑起来作为解释的依据，还是值得商榷的。②《梓人遗制·罗织机》原图中的各个机件都不能解释“高楼双峙”之“高”“双”。可见，以《梓人遗制·罗织机》来注解王逸《机赋》似乎行不通。

（2）对“游鱼衔饵，瀺灂其陂”有不同的想法。何谓“游鱼衔饵”？它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游鱼”，即水平面游动的鱼，而非垂直水平面游动的鱼，况且还没有这种突然垂直水平面游动的鱼。如果按王逸《机赋》所指小花楼提花织机学者的观点，“游鱼衔饵，瀺灂其陂”是指衢线和衢脚的升降运动，这哪是什么游鱼，简直是钩鱼。二是“衔饵”，应该是指饵在鱼的身体内。梭子是鱼、纡子为饵，这较分别为衢脚、衢线更说得通。因此，“游鱼衔饵，瀺灂其陂”应指梭子穿梭于织口中的运动状态。

（3）王逸《机赋》中“尔乃窈窕淑媛”已明确否定小花楼提花织机，因为“尔”是指“你”，是单数人称而非复数人称，说明王逸《机赋》中所指织机是一人操作，而小花楼提花织机和大花楼提花织机均至少需两人操作。由此可见，王逸《机赋》中所指的不是小花楼提花织机。

2.基于文献证据、结构决定功能观点对东汉出现小花楼提花织机观点的献疑(www.xing528.com)

古代文献中最早明确关于花楼提花织机的文献是日本文献《延喜式》，它是一部成书于日本延喜五年（905年）的律令条文，其中卷三十《织部司》中记载了大量日本官营作坊的运作情况。由于日本当时的纺织技术大多是从中国的吴地和越地传过去的，因此，《延喜式·织部司》对于研究唐代江南地区的丝织机械具有较高的辅证作用。在《延喜式》中能推断出花楼织机的存在，原因有二：①从《延喜式》中发现了“谷绫”“蝉翼绫”“狮子、鹰苇、远山等绫”“一窠、二窠及菱、小花等绫”“单绫”“熟线绫”等绫类织物需要织手一人，共造两人。而其他织物，如罗和锦只需织手一人，共造一人。很明显，织造绫织物比罗和锦要多一人，这里织绫多出的一人极可能是拽花匠。②《延喜式·织部司》中提到“织手、共造、机工卅五人，薄机织手五人，络丝女三人”，说明织部寮织机的数量要远远低于40台。然而，其中又指出：“凡杂机用度，箆竹、河竹各百株，每年山城国进。又箆六百株，大和国进。”如此少的织机，却需要每年从山城国（日本古地名）提供箆竹、河竹各一百株，大和国则提供箆竹六百株。这么多的箆竹材料，只能用制作花楼织机的“衢脚”才能解释[12]。

中国最早明确关于花楼提花织机的文献是《敦煌文书》。《敦煌文书》中有多处关于“楼机绫”的记载，如P.2638《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六月沙州亲司教授福集状》中“楼机绫一匹，寄上于阗皇后用”，S.5463（2）《杂诸字一本（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中：“楼机一匹，干湿绞缬衫子一扎”，S.1946《淳化二年（公元991年）韩愿定卖家姬盐胜契》中“如若先悔者，罚楼机绫一匹”[13]。这里的“楼机”其实就是花楼织机，有两方面的原因：①所谓“楼”指的是两层或两层以上的建筑，这里用来作为织机的名称，说明这种织机体积很大，并且有两层结构。综观中国古代织机的结构，只有花楼织机才符合“楼”的双层结构。②从中国古代对织物品种的命名来看，一般都采用织物的花纹图案而定名，少数从用料（如双丝绫、八蚕丝绫等）或织法上（如白编交横绫、交梭绫等）的特征来命名[14]。然而，《敦煌文书》中却出现了“楼机绫”这一命名方式，说明“楼机绫”的织机十分独特，有异于其他形制的织机。

以上两则文献可以充分证明最迟在唐代已出现了小花楼织机。但到底是否在汉代就已出现了小花楼织机还是不能完全否定，因为至今还没有出现比较可信的实物证据和描写具体的文献，仅有尚不能确定是否可信的王逸《机赋》而已。除前面各个否定证据外，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也可以否定小花楼提花织机在东汉时期出现。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结构决定社会功能，反过来社会功能也会影响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不断的互动联系中，两者不断得到进化。借鉴这一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也适用于织机结构和织物纹样关系的研究。织机的结构决定了织物的纹样，具有普遍性的流行织物纹样也影响着织机结构的发展。

否定东汉出现小花楼提花织机的原因，在于东汉时期出现的织物纹样不能证明小花楼提花织机的存在。小花楼提花织机的出现，在织物纹样上出现两个特征：①大量纬锦的出现。纬锦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纬线同一组经线交织而成。经线有交织经和夹经，用织物正面的纬浮点显花。②织物纹样更大、更生动。而中国唐代之前均采用经线起花，由于综和蹑的数量不能太多，织物的图案经向循环也就不会太大。因此，在分析战国秦汉时期的提花丝织品时可以发现，其织物的图案宽度常达整个织物的门幅，但其经向长度却不超过几厘米[15]。到了唐代，中国才大量出现纬锦。对比中国传统的经锦纹样，纬锦的设计更利于图案的换色与花纹的细腻表现。唐代织锦大多色彩繁丽，花纹精美，走出了汉魏的“稚拙”，这与采用纬线起花的技术革新是密不可分的。从汉晋时期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就可以看出经绵在图形上表现比较单调、质朴，写实性较差。由此可见，从织物纹样来看，东汉时期不太可能出现小花楼提花织机。